在大陆中国，现年七十岁以上的人对于陈永贵的名字，恐怕无不耳熟能详。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5年3月26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出身农民，半文盲程度。上个世纪60年代，毛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迅速窜升，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1980），主管全国农业，并曾三次出国外访（1966阿尔巴尼亚；1975墨西哥；1977柬埔寨），风头无两。 （据维基百科“陈永贵”条）

但此前的五十年代中期，陈永贵已被查出他并非历史清白的庄稼汉，反而在四十年代昔阳县沦陷时，当过臭不可闻的汉奸！

此事的线索，首先来自山西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李观海是大寨武家坪人，1955年中共「镇反运动」时，他承认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当过情报员。同时供认，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也担任过日军的情报员。从王久荣的档案中，可以看到王久荣供认自己参加「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材料。材料显示，陈永贵还是这个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看中国》：《想不到 中共副总理陈永贵曾是日军情报员来源》，2023-3-28）

中共自己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共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军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居民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

抗战胜利之后，昔阳人用石头砸死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汉奸。陈永贵非常恐慌，担心自己也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中共委任的第—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保护他的子女。这个中共委任的村长替陈永贵求情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就这样，陈永贵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同上）

能说会道奸诈诡猾的他宛如变色龙，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以「受压迫者」身份带领大寨的贫雇农分掉了地主的土地。

194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更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维基百科“陈永贵”条）

文革狂飙刮起，陈永贵历史上的汉奸问题一度使他危如累卵。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 1972年，中共山西驻军六十九军军长,后兼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第一把手）的谢振华找陈谈话，他痛哭流涕，供认不讳。材料报送中央。周恩来指示“要顾全大局，不要再提了，此事主席知道了”。结果陈永贵得势不饶人，倒打一耙，在山西省委会议上批斗谢，逼其承认搞了他的黑材料，是诬告他。后谢被调离山西。 （摘自维基百科“陈永贵”条）

（图为1975年陈永贵陪同江青在大寨大队参加劳动所照）

毛一句「农业学大寨」，成为陈永贵所向无敌的政治本钱。什么陈永贵在穷山恶水，战天斗地、变石山为良田，蓄水保粮，改良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事实上，大寨是一个弄虚作假的典型，为了树红旗，讨好老毛，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才搞起这个「样板」。又吆喝全国各地派人到大寨参观「取经」，自欺欺人欺天下，周恩来多次带外宾参观，江青亲自劳动作秀（摘引自维基百科）。

大寨大队长期有大批解放军无偿帮工，包括挑水浇地，协助其“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以炮制虽遇“前所未有的大旱”仍能增产的神话！人民日报曾于头版发表篇通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大吹特吹，全国各地党报均于头版全文转载。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对所谓“大寨经验”深信不疑。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陈永贵逐渐失势，1980年后被贬为北京东郊农场顾问。 1985年因癌症病死。 （以上摘引自维基百科“陈永贵”条）

匪夷所思的是，在大陆中国陈永贵当汉奸一事至新世纪虽盖棺而依然未论定。

2002年，大陆《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一些文章编集成书，谈到大寨村的风云人物陈永贵当年参加过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竟然“理直气壮”地状告吴思先生「无中生有，杜撰情节」。吴先生列举几十篇文章，说明此说并非杜撰，均有出处。但是2003年4月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侵权事实成立，原因是所提供的这些报刊出处缺乏「权威性」。据说法院也曾经向高级权威机关求证，答以级别太低，使法院未能如愿。如此，一个普通作家也就无法去议论一个政治局委员，尽管此人下台已多年。

2004年，吴先生请了著名律师，找到1980年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上面提到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再上诉请求覆审。但据说中级法院还是要判吴先生输，理由也还是﹕引用当事人的回忆时「缺少论证」。

法院虽然不再说「没有权威证据」，却仍认定吴思先生所著「有部分情节客观上对陈永贵形象有所贬损，如『（抗战胜利后）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造成了陈永贵的社会评价降低。 」（以上原载于《陈永贵作古，潜规则依然》，作者（钱晷）见2004年3月号《明报月刊》）

陈永贵以一介农民而在十余年间飞黄腾达，至副国级领导人，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而毛明知该员于抗战时期当过汉奸，臭名昭著，依然对之宠幸有加，这充分暴露了毛的恶劣品行。毛薨后26年遗臭未减，大陆法院继续一味袒护汉奸陈永贵的所谓形象和力挺其“社会评价”，却正应了那句“决东海之波，（毛共之）流恶难尽”。

不过，机关算尽太聪明，欲盖弥彰。此事无论对汉奸陈永贵或中共的形象均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就毛而言，抗战时他干纲独断，直接秘密指派潘汉年到上海香港等地与日寇勾结，他本人就是通番卖国的大汉奸，为了实现其当皇帝的美梦，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鉴于中共一贯窜改历史，销毁证据，甚至杀人灭口，不少大陆同胞及港澳居民,海外侨胞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至今仍然“蒙查查”，未能洞悉真相，而受骗上当。

例如对于所谓中共“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什么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等，就必须举出大量事实，使以“伟光正”自诩的毛及其帮凶原形毕露。从而“唤起民众”（孙中山《总理遗嘱》语），粉碎毛派一小撮死硬分子包括若干助纣为虐的文化人,笔杆子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罪恶图谋，使中华大地重现光明，十几亿百姓得以有尊严地过上较好的生活。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特别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汉奸？谁是冒险打入日伪内部的忠贞的炎黄子孙？

这里不妨提出一两位文化名人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周作人（知堂老人），鲁迅的弟弟。他是毛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名道姓称之为“汉奸文艺”的代表人物，是“为帝国主义者的”（《毛泽东选集》，页857）。笔者从沉鹏年两卷本著作《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行云流水记往二记（下）》中，已清楚读到周作人先生日占时期在北平“落水”的经过。他是经过跟中共北平特委组织（1938-1942年间特委书记是由王定国，文革后王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和国府当地负责人商讨，获同意而留下担任特别使命的，且曾拯救过被日寇关押的国共两边的地下工作人员，使之脱离虎口，逃出生天。至于抗战胜利后他何以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服刑，则可另行详细分析。兹不赘。

再者是潘汉年。 1955年毛一句话就将其打入天牢，李克农经详细调查提出五点反证，实际上等于为潘之罪名全部洗脱。而毛线后十次在谈到潘案时都有“杀”字，即所谓十杀潘汉年，似乎是铁板钉钉，十恶不赦了。可是，有一点是白纸黑字令人质疑的，那就是毛只有一次说潘“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却从没说过潘投降日伪（汪），而潘之获罪就在于未经请示毛而私自去南京见了汪精卫！实际上潘是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裹挟从上海去南京的，事出突然，根本无从向毛或附近的中共负责人请示。何况当时乃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投国民党又怎么可以判作“汉奸”呢？蒋及其集团高层不多是汉人吗？

毛死后八十年代初陈云和廖承志带头替潘汉年翻案，也回避了潘投日伪（汪）的用词，其时中共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老部下兼深获毛信任的李克农（韩战时毛即指定其于幕后代表自己与美方谈判，而由精通英文的乔冠华充任其助手），早已于1962年去世，但他当年留下的绝对可靠的调查纪录，足可给陈云等中共元老为帮潘洗雪提供有力依据。

除此还有才女作家关露（1907-7-14–1982-12-5），

关露

她是奉命打入敌占区文艺部门作卧底的。

从1942年开始，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连续三年分别举办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8月第二届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女声》杂志派关露作为代表赴会。她被指定的发言题目是有关「大东亚共荣」，关露予以拒绝，最后她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发言。此次在日本，关露称「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她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并开始出现幻觉。

此后，她在中共党内军内多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折磨或关押，抗战结束不久即已患精神分裂症。最要命的是1945年被迫与爱人王炳南分手。 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精神分裂症复发。 1957年3月末获释放不久，又因丁玲案受牵连被审查，当时她在电影局工作。

1958年初，在电影局领导的要求下，关露被迫退职，失去工作。六十年代初要求工作获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而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

文革时期，1967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方才得到释放。在秦城监狱中，她捡到一根铁钉，此后她每天打磨这根铁钉，将其打磨成针。出狱后，她未返回原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此时她已是一名风烛残年的古稀老妇。

1980年5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险，但未能恢复正常，记忆力严重受损，手部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为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病，她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文化部宿舍，住在一间仅有10平米的斗室。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同年12月5日，在完成本人回忆录和有关潘汉年的回忆文章后，这位命途多舛的才女作家在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自杀身亡。

1983年8月22日，大陆公安部公布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称：「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日本特务机关所办《妇女月刊》杂志社任主编，是情报工作的需要，是由党组织派去的，不是进行『文化特务活动』。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从而给予政治上的彻底平反。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关露”条）

但是，此时关露早已香消玉殒。迟来的所谓“彻底平反”对于天国的英灵不是形同废纸吗？

类似的还有袁殊（1911年3月29日—1987年11月26日）

袁殊

他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成员，忙于反清革命。 1927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作为文学青年加入了著名的狂飙社，后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 1931年10月，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共，开始参加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工作，通过表哥贾伯涛的黄埔人脉进入CC系大将吴醒亚的上海社会局情报小组「干社」。吴给袁殊的任务是以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行情报调查，由此跟中统在上海的骨干丁默村、李士群等交往。由于袁殊又利用自己出色的日语跑涉日新闻，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岩井英一搭上关系，达成交换情报的约定，并享受日本外务省给的战略情报特费。

随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反覆遭破坏，袁殊与之失联。因遭人举报被捕，说出了上级领导夏衍和王莹。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他后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再找共产党组织，就没有被接受。

其后袁殊加入了青红帮。 1938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沦陷，经杜月笙介绍，戴笠亲自邀请他加入军统，成为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同时任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委，中宣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并进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岩井公馆）下属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成为总领事岩井英一领导的日本外务省驻沪战略情报系统的一员，从而具有当时中国的各种势力（中共、国民党、汪精卫政权、青红帮）、日本、苏联的「三国六重间谍」，身兼「三国七重身份」。

1945年10月，袁殊秘密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1949年，袁殊被李克农调到中共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服刑期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又被押8年。 1975年5月15日出狱后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劳改。 1980年回到北京。 1982年恢复名誉和党籍。 1987年11月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第309医院病逝，享年76岁。死后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袁殊”条）

他运气比关露好得多，算是寿终正寝。育有三子三女，均成才。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到1946年，袁殊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甚至拿了日本人岩井英一给他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和提供活动经费。那时候，「岩井公馆」几乎成了共产党的情报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尼黑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新四军栗裕部队则凭借袁殊的情报，跳出了日伪的「篱笆墙」合围。 （同上）

1945年抗战胜利前，他是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他帮助镇压抗日报人。潘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袁也成了毛卖国行为的背锅侠。

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最后一次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大概预感出「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果不其然，潘汉年、袁殊先后被捕，袁被判12年。到1967年刑满时，赶上「文革」，又被关了8年。

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诗句「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羞」、羞愧还是羞耻？ 1975年5月袁殊终于出狱，却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了5年。 1980年才回到北京。他老婆离婚后再嫁，文革中受不了批斗自杀了，两个儿子宣布与他划清界线。潘汉年呢？早就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了。

惊人的是，潘、袁案牵连了二千多人。中共炮制这个大冤案，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必杀之方心安。

袁殊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他舅舅恽逸群回忆：「有一年中国新年，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和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到最后竟像疯子一样经常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 1987年11月26日，他在北京咽下最后一口气。 （摘自大纪元新闻网【欺世大观】鲜为人知：五面间谍被毛泽东逼疯）

就中国人的角度看，袁殊算不算汉奸呢？不管怎么说，他向日寇出卖过夏衍和王莹。他晚年坐牢班房兼劳改长达25年，是报应吧！

再者是“毛选”提到的“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根据地，1940年总人口约达一万万。其后两年间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 1944年四月间又上升到八千余万。 （《毛泽东选集》，《学习和时局》，页946-948）

该书的注释称：

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同上，页953）

显而易见，后一地区少不了专门负责应付日伪前来收取粮款的人，这就必然包含了中共党内人士和非党人士。这些人充当村长,区长或办事员等等。他们在抗战胜利后能够平安无事吗？战乱期间情况复杂，普通百姓尤其乡村民众文化普遍不高，对于在基层区,乡政府任职的人士，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吗？如有私怨者于光复后挟嫌报复，他们自己能够解释清楚吗？尤其那些敌我犬牙交错拉锯的地方，不是更不容易令敌我两边都能持续保持信任吗？如此等等，现场目击者都未必于事后能够出于公心对其一切作为做出正确判断，不在场的村民又怎能知道谁是谁非呢？

1945年到今天已经隔了80年，那时十岁的小孩现在都九十岁了。还能有几个健在？就算健在耳聪目明，当时他能懂事吗？几岁大的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谁是汉奸，谁不是汉奸，真是天知道！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冤枉好人，而且现在就应该访问老人，搜集证据。

看近日香港无线电视，有一个画面是阵亡将士碑，无名无姓；另一个画面是某处挖出的阵亡将士遗骨残片。者两者合计亦至少上百万人。

而上述维持会办事人员也不下数十万，加上沦陷区即敌占区的大大小小维持会头目（其中也有个别由当地乡亲父老推选的），就不下数百万。后者中大概多数属本地的殷实人家如乡绅地主之类，少数则可能一家大小尚可糊口。此外上位者还会有地痞流氓和《芙蓉镇》中所写的黄秋赦般的游手好闲者即流氓无产者。

毛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中，称游民无产者（即流氓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现实证明此辈多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莽夫，如若倚之为长城，则对社会进步事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蕴藏极大危险。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我们在世的人有责任竭尽绵力，为抗日阵亡将士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愿他们在天国安息，阿门！

作者：张成觉

2025年1月17日上午12:49完稿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