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怎么反而成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
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党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得不到资产阶级支持，民主化前途在哪里？
Ignatius Lee 李聿修
Jan 19 2025
转自新世纪
2019年4月，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中国城市报》发文称所谓「996工作制」严重违反《劳动法》。 ¹ 2021年8月，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指责「996工作制」严重违法。 ² 从2022年3月起，北京、山东、安徽、河南、广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九省市人社部门甚至一度排查整治「996」超时加班问题。 ³ 中国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权威媒体批评「996工作制」的说法不少见，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国政府在对待「996工作制」问题上，采取半推半就、欲拒还迎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中国政府对（除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等在职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维持支离破碎的低社会福利水平的做法，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这些问题表面上看关系到利用低人权优势的经济成长空间，实际上关系到党国与民营企业的结盟关系。尽管国有企业同样实行「996工作制」，但依照《人民日报》2023年说法，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企业数量。 ⁴ 如强行禁止「996工作制」，民营企业反弹意见有多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党国与民营企业的结盟关系不但塑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兴中产阶级，还巩固了党国的执政根基。新兴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像部分政治学家先前预测那样转向推动中国民主化——这种观念曾经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依照这种说法，新兴中产阶级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事实反而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但高度支持中国的专制政权，还与这个政权结成了同盟关系。
2019年1月，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兼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声称，按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口。 ⁵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以收入水平来划分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既缺乏阶级自省，也缺乏共同的阶级文化认同，其内部是无组织和未结盟状态，也很难群起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
「中产阶级」（bourgeoisie）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术语里指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最迟到20世纪中叶，就已经不足以用来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庞大中间阶级：这个阶级既不是资本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尽管如此，本文仍采用「资产阶级」这种译法以便同时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但读者要明白：本文所指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谈不上是一个统治阶级，其与政权的关系虽有相当暧昧不明的勾结，但由于其地位的脆弱性，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个被统治阶级。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本家与中产阶级并没有本质区别，其权利和利益皆需仰赖政权，尽管资本家是中产阶级里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充分地）代表中产阶级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变成了一个空壳化概念，不仅政权所代表的红色勋贵阶层早已不是「无产阶级」，而且也不再代表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社会底层还处在缺少阶级意识、无组织和无代表状态——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勋贵阶级，都不作为社会底层利益代表，也不与其结盟。
值得补充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包含在红色勋贵阶级所操控的公有制部门中。红色勋贵阶级所控制的公有制部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新兴的资产阶级也许自以为社会地位升高，就算是跻身到统治阶级序列，实际上他们仍然只是统战对象，是政权的同盟者和工具，并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是被统治阶级警惕、监视和操控的群体。假如有个人站在讲台上，他当然很清楚讲台将他抬高的那部分高度并不属于他的小腿。但是很不幸的是，部分新兴资产阶级群体竟然真的以为自己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就像讲台不拿自己当垫脚石，而是把自己当成别人小腿的一部分了。
可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空有阶级之名，而无阶级之实。如果说中国社会确有阶级的话，红色勋贵阶级作为一种特权阶级是唯一有意识维护共同阶级利益的群体。
1966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提出的著名格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影响了很多代人。 ⁶ 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 1959年，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就较早提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有机会维持民主体制，一个由多数贫困人口和少数精英人口构成的社会容易形成寡头政治或独裁统治——虽然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财富和教育都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但是李普塞特的主要意思是强调教育跟民主化关系更为密切。 ⁷
尽管最迟到1990年代已经有政治学家开始重新批判这种观念，但这种观念仍然成为当时柯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暂且不论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历届美国政府主观上有没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演变的动机，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壮大皆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观念到柯林顿时代美国社会仍然相当普遍。 ⁸
那么这套理论是不是到中国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民主化进程？
2000年以来，主流研究通常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民主化缺少兴趣，而其与党国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大体上可以说，党国体制不仅在笼络和吸纳新兴阶级，新兴阶级也在意识形态上与党国出现了同质化趋势。但真实情况要比简单的同盟关系更加复杂。如果没有清晰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预判就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这当然也关系到民主化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
本期文章将结合近年研究，分析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党国体制的复杂依赖关系，从中我们会重点探讨中国新兴阶级自身弱点及其与党国复杂关系内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情况将会是影响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变量。
怎样对付新兴的资产阶级？
冷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东欧民主化和苏联解体期间达到高潮。不仅如此，曾经受到苏联控制的部分非洲、中东、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马列主义路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毫不奇怪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会弥漫国际社会。
尽管中共因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一度遭到国际社会制裁，但是国际制裁没有坚持下去，不久在日本牵头之下，西方国家纷纷解除了国际制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少人相信恢复对华接触政策、利用经济发展可以带动中国实现民主化。
1996年，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学者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基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中国就会实现民主化。 ⁹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胡少华在2000年甚至预言中国会在2011年实现民主化。 ¹⁰ 中国著名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刘军宁2000年也表示，自由的商品市场最终会带来自由的观念市场，只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多数人最终都会选择自由。 ¹¹ 美国知名政治社会学家戴雅门（Larry Diamond）1999年也说经济发展最终会迫使中国转向民主。 ¹²
这样的观念在那个时代相当普遍。除了上面提到小巴林顿·摩尔和西摩·李普塞特支持经济决定论之外，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山缪·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为这种时代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背书。杭廷顿声称，中产阶级壮大并掌握经济权力，在跻身到精英阶层以后，会造成精英阶层多样化，这种情况势必对专制政权不利。 ¹³ 杭廷顿还曾以南韩、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和西班牙为例，说明商人和中产阶级如何转而支持反对派，导致专制政权难以为继。 ¹⁴
既然经济决定论观念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如此常见，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对经济决定论同样着迷的中共当局，刚刚经历1989年大镇压并见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多个国家此起彼伏地爆发，怎么可能对政权危机视而不见呢？所以同一时期中共当局采取了什么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