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 历史与秩序 2025年01月30日转自：新世纪

配图只是提供意会，照片中人并非研究系

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在第二届国会选举失势后走向低潮，1918年底任公赴欧考察。 1920年初自欧洲返国之后，他希望带领研究系重返政坛，为寻求盟友，开始积极与蔡元培、胡适等北大知识分子联系。当双方开始接触、尝试合作之时，《新青年》内部正对编辑方针发生歧见，胡适主张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他基于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再者，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则主张不谈政治。胡、陈（及李）因而分道扬镳，这给予研究系一个可乘之机。然而胡适与研究系的结盟最后也未能成功。这是因为两者在思想上的差距，无法建立「组党」的共识，以及双方均缺乏社会基础。此一经验显示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藉由报章媒体发表公共舆论的势力，无力对抗国共两党以主义、军队与革命为号召的政党力量。 19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挫败，一方面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其内部无法整合，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

一、前言

1922年在胡适来往书信之中，有两封写给胡适的信，批评研究系，并质疑胡适与研究系、《晨报》的关系，希望将来《努力周报》能替代「自负销路广」而深具党派意识的《晨报》，建立起「清白无派」的言论风格。 6月7日，一位住在北京的学生张梵写到：

我在学校并一般爱谈论时事的同学朋友们中间，常常听见有人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坏得不能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久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和他断绝来往」。 ……先生呵！你自言和他有些老交情，我极诚诚恳恳的问你：他的家长究竟是研究系不是?他给研究系作用不作用？譬如不看他，可以用那个来代替?……先生，谈论焦点的财政、军队、宗教、新闻纸等等，你一切都想法在《努力》上给我们供给材料，这件事也务请你给我一个明白答覆，那就是教训我对于研究《晨报》的材料，我疑惑解决，感你至于无量！ 1

1922年夏天一位支持新文学的年轻学者傅斯棱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说，梁任公为人十分「滑头」，胡适那么「拜倒」他，是否是因为想巴结研究系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他写到：2

我现在己决计在北京消夏，在此消夏期间专心去研究佛学，闲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批评批评亦未可知，因为他那部书太糟，就是梁氏太无学问，只以滑头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尽可欺的。胡先生，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先生，我虽每次写信都宣言说你们的不对，这正是愿做一个君子相交以诚，不愿学一个小人的巧言令色。其实我是最敬爱你的，由这个敬爱，就不得不对于你有最大的希望了。 3

一直到1927年4月，胡适的朋友还在质疑他和研究系的关系。他的学生顾颉刚在信中劝他好人政府已经失败，此后胡适不应再碰政治议题，并希望他与梁启超、丁文江、汤尔和等人断绝关系，以免坏了自己的名誉：

从此以后，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 「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好政府主义下的人物的政治的试验，久已为世诟病。如果先生再发表政治的主张，如果先生再从事于政治的工作，无论内容尽与好政府主义不同，但是天下人的成见是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仇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所以我敢请求先生，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固然他们未必尽是坏人，但他们确自有取咎之道；而且先生为了他们牺牲的名誉这样多，在友谊上也对得起他们了。 4

为何1920年代胡适与研究系的关系纠缠不清而如此惹人争议？真相究竟如何？

1920年代的中国以胡适为首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是北方知识界的两大阵营，他们一方面关注学术，如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并针对墨学、佛学、清代学术、历史研究的方法等多所讨论；另一方面他们对帝国主义欺凌下，北方军阀割据、南方企图武力统一等所造成中国的困境有所不满，也有很强烈的政治参与的企图。 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虽同样关注学术与政治，焦点却不相同，「如果说北大新文化运动学者群是『在学言政』，而来自政界的梁启超研究系则是『在政言学』，由此构成了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学者群与研究系的交集」。 6

过去学界对于此一课题已经累积了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新青年》后期内部分裂，与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前后，胡适与研究系的关系等议题，不过这些研究未能完全厘清一些细节与历史脉络。 7本文拟在二手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探讨1920-1922年间胡适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之互动关系，以一窥民国初年国、共两党之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建立政治网络，以及为何此一结盟终归流产。

二、研究系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

首先要对「研究系」略做说明。 8研究系的全名是「宪法研究会」。该派源于晚清的立宪派与民初的进步党。 1916年9月13日，进步党内梁启超、汤化龙的两派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他们主张从理论上去研究民主宪政，并希望能付诸实践。其骨干成员包括：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蒲殿俊、汪大燮、林志钧、蓝公武、张君劢、梁善济等人。研究系所办的媒体包括《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改造》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是北京《晨报》。 9《晨报》于1918年12月由《晨钟报》改名而来，1921年10月又将第7版改为四版单独出版的《晨报副镌》，1928年6月停刊，该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贡献很大。此报虽为研究系所控制，却具有专业的新闻素养，主编者邀约不同背景之作者撰写文章，成为公共舆论的共用平台。 10此点与胡适的想法颇相契合，并在其上发表多篇通信、文章、演讲记录等（部分是转载自《新青年》与《努力周报》），胡适在《晨报》上发表的作品与相关讨论共计约50篇（参见本文附录），此外《努力周报》出版之后，《晨报》上长期出现〈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办的努力周报出版了！ 〉的广告，11由此显示双方互动频繁。

在政治方面，该系主张加强国务院的权力，以体现责任内阁精神。 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与梁启超等马场誓师，阻遏复辟，解散第一届国会。此后，研究系积极支持段祺瑞，拒绝恢复「约法」，反对孙中山在南方的护法运动。段采纳梁启超的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新的国会组织法与议员选举法，1918年重新选举第二届国会。但国会改选后，研究系却未取得国会控制权，段祺瑞、徐树铮所掌控的「安福俱乐部」则取得国会的绝对多数，第二届国会即「安福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其中安福系335席、研究系仅21席）。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的皖系失败，8月安福国会被解散。 12从此研究系逐渐走入低潮。 13梁启超于北洋时期两度入阁，担任司法总长（1913年熊希龄内阁）与财政总长（1917年段祺瑞内阁），希望一展「国务大臣」之志向，然在政坛上却并无作为。 141918年底梁率团赴欧洲考察，关注巴黎和会与西方文化之动向，至1920春天方返国。 15此时研究系如想东山再起，恢复政治上的影响力，必须要寻求新的盟友。

当研究系逐渐失势之时，中共的势力也开始崛起。 1920年初《新青年》分裂，2月19日陈独秀赴上海，不久即与共产党人联系上，1920年秋天《新青年》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16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响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成立，并且作为主张共产主义革命的政党而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热衷于共产主义的青年人，从1921、1923年，毛泽东两次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观察。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大会发言时表示，当时中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主要有陈独秀为代表的「改造」派与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主张的「改良」派：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7

毛显然较衷情于陈独秀的改造路线，其实更精确地说他所支持的是俄国列宁式的「革命」的主张。 1923年4月毛泽东对国内情势有一个更细致的分析，他说：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 18

毛泽东的分析清楚地看到「革命的民主派」的国共两党之外，「非革命的民主派」以研究系为主，还包括「知识派」与「商人派」，他们与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是对抗「反动派」的地方军阀；毛也推测未来各势力的可能发展方向，各派需要以联合的方式来壮大实力。其中研究系需要联络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甚至需要结合商界、国共两党等。

的确，研究系对知识界的动向十分关注，并支援五四学生运动（然而他们并不注意结合商人、农人）。梁启超每天阅读京沪报纸与《新青年》等杂志。 191919年五四由「学生运动」发展为「市民运动」，与研究系的宣传鼓动，如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叶景莘等人与蔡元培的多次接触有关。 20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诉求大都来自林长民等「国民外交协会」对巴黎和会的主张，这些言论透过《晨报》而迅速传播；21《晨报副镌》则对新思想、新知识的介绍与讨论贡献很大。北京地区五四运动的经费主要来自前代理总统冯国璋，他透过熊希龄提供了40万的经费给学生，使学运保持动能。 22五四运动爆发后，员警逮捕了32名学生，由汪大燮率领林长民、王宠惠等将所有学生保释。 231919年5月，日本在华媒体《顺天时报》在报端发表时评，指出五四事件的发生与研究系的「煽动」有关，又说研究系的「政客」林长民是「罪魁祸首」，该系利用外交问题煽动学潮是为了实现其「倒阁阴谋」，企图取而代之。在上海的《时报》也接受《顺天时报》的观点，批评研究系暗中赞助学生，想借此机会倒阁。 24这样的指控显然并非无的放矢。

研究系除了参与学生运动之外，也了解联络胡适等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直接、间接与胡适联络。 1919年蓝公武主持《国民公报》亦积极与胡适、傅斯年交往，多方回应胡适的论点，支持新文化运动。 25梁、蓝等研究系除了与胡适相互论学、一起推动文化活动之外，也希望能共同合作，在政坛上共同走出一条路来，很可惜最后未能成功。其交往过程如何？为何走向失败？值得探讨。

三、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

梁启超最早注意到胡适，可能是在1918年中期在报纸上读到胡适墨学方面的著作。 1917年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次年将讲义整理出版。 1918年5月北大学术演讲会出版了他的《墨家哲学》（学术演讲录）小册，26这个小册在北方风行一时，其内容先后在许多报刊连载。 27天津《大公报》从7月28日开始刊登，以〈墨家哲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君在学术讲演会讲演辞〉为题，每日一栏，连载了近三个月，至10月18日结束。 《晨钟报》也同时转载此文。 28梁任公注意到这一颗耀眼的新星，因此托人向胡适致意。 1918年9月26日，胡适写信告诉好友许怡荪：

夏间改定《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已付印，一二月后可出版。春间（五月）印行《墨家哲学》小册，在北方颇风行，有两家日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钟报》）日日转载之。梁任公托人致意，言本欲着《墨子哲学》一书，见此书遂为搁笔。此殆因今日著述界太萧索，故易受欢迎耳。 29

不过此时双方仍未谋面，胡适想到可以拜托好友徐新六协助。稍早他在北大同事陶孟和的介绍下，认识了徐新六（振飞，1890-1938），彼此「最相投」，而结为好友。 30据胡适在1956年《丁文江的传记》里的回忆：「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31

胡适的记忆有错，他与徐新六的交往其实是在梁任公等人游欧之前。徐新六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精于金融，是研究系中少数的财经人才。他素有才子之称，喜爱文艺，与胡适还都是新月社（1923年成立）骨干。徐的太太杨毓璇与胡适太太江冬秀是十分要好的「闺蜜」兼牌友，两对夫妻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罗尔纲也说：「胡适夫妇与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最相好，连两家孩子也彼此相好」。 321918年11月，胡适透过徐新六的介绍，想要趁着去天津南开学校举办建校十四周年纪念之机会，前往拜访梁启超，讨论学术问题。行前他请徐致书于梁。 1918年11月7日徐新六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 33

11月20日，胡适也亲自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相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先生适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着，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 34

然当时任公正忙于赴欧之行，未能见面。同时，1918年11月23日，即他约好与梁启超见面那天，母亲突然于安徽积溪上川本宅病逝，35消息传来，胡适随即与江冬秀南下奔丧，也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画。 12月29日，梁启超自上海前往欧洲，蒋方震、张君劢、刘崇杰同行，丁文江、徐新六等亦参加。 36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从欧洲返回上海。此时以他为首的研究系想要联合南北，建立全国的政治与学术网络，图谋「东山再起」，而再起之道是「从事于政党的组织」，而从「培植人才与结交知己着手，而培植人才与结交知己，以从事文化事业和讲学为最佳途径」。 37他一方面联络江苏教育会与东南大学（1922年7月至1923年1月赴东南大学讲学），另一方面也与北洋故旧（如王宠惠、罗文干等）、国民党人、北大教授蔡元培、胡适等人联系。 38

梁任公对于和北洋官僚的联系似乎有所疑虑，他很清楚了解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靳云鹏都想要得到他的后援，希望梁启超与梁士诒（旧交通系）互相联络，形成「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三派」的大团结，来「抑止安福之专横」。 39不过任公似乎并不热衷于此，他在返国之后，3月5日抵达上海，「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 3月14日离开上海，15日抵达天津。 18日赴北京，隔日晋见徐世昌总统报告游欧经过，「再对友人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此外并曾致书徐菊人氏，请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 40任公的言论发表于媒体之上，不过他请求释放学生的要求并不成功。胡适注意到任公的举动，他在3月22日日记上写：「有任公谈学生事。任公谋保释被捕学生，未成」。 413月24日任公自北京返回天津，次日他向女儿谈到返国之后的行程，「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3月18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3月22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应酬皆谢绝，东海（徐世昌）约宴亦谢之……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 42

返国之后的任公其实不只从事著述，还同时创办事业、组织共学社的编译工作，也想创办学校。此外他也想与以胡适为首的北大学人结盟。双方的结盟有思想上的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与梁启超肯定自由、民主宪政的「稳健」观点有一致之处。胡适自青少年时期起即受到严复、梁启超等人著作的影响。至民国之后，胡适仍仰慕梁任公，43然两人志趣不同，并未接触。胡适对梁启超「机会主义」的作风不满，且认为梁一生所犯的错误在于放弃言论事业，出任北洋的官职。如上所述，胡适说「梁任公吃亏在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作总长」，胡适返国之初则打定主意不做官，要以言论救国，从「努力」到「新月」的言论事业都是此一志向的表现。 44不过1919年梁启超提出「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倒得到了胡适的赞同，胡适主张以美国式的联邦制度和平统一中国，45他提出「打倒军阀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46

此外，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1919年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反驳李大钊的观点，主张根据具体的问题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胡适的自由主义与陈独秀、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同样地，梁启超也赞成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反对阶级观念与唯物史观，又极端恐惧「赤化」、「劳农政治」等，47两人思想倾向颇为一致。这使得双方有合作的可能。

1920年3月初梁启超自欧洲返国之后，研究系通过丁文江、梁善济与林长民等人的介绍开始与胡适接触。 1920年3月18日中午，丁文江请胡适吃饭。 4820日下午，梁伯强与胡适谈话，梁伯强是研究系的要人梁善济（1861-1941，进士、1909年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曾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丁、梁在会面时很可能都和胡适提到梁任公。 3月21日梁任公自北京返回天津之前，胡适与梁见面，胡适日记记载当天下午6时「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 49这应该是两人首次见面，是在林长民家中安排的饭局。此后双方频繁互动。 1920年3月27日一早他与张慰慈送林长民至「公园」。 4月27、29日丁文江两度请胡适吃饭、会谈。 50 5月6日，胡适送杜威至天津，下午他与梁任公见面，「见梁任公。他谈做中国史事，颇有见地」，当晚8点他又与范源濂（任公在时务学堂的学生）见面「谈甚久」。 517月20日，任公在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为中国公学募款，他特别注明「胡适之即在本公学出身者，同学录中有名」。 52在此信中他又提到「日来直派军人频来要约共事，吾已一概谢绝」。可见他对与北洋军阀的联系不感兴趣，此时他积极发起「国民制宪同志会」（7月24日）、「商聘罗素来华讲学事」（7月30日）与蒋百里讨论《改造》杂志中有关「制宪」、「废兵」的文章（7月30日）。 53

8月27日梁启超与研究系的成员主动邀胡适等发表政治宣言，胡适记载：

梁伯强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蔡、蒋、陶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1）认各省各地有权自定自治宪章，（2）采用「创制」、「免官」等制，（3）财政问题。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 54

此次会面是研究系联络胡适等人的首次尝试，却因理念不同为胡适所婉拒（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胡适反对各省制宪，主张国会制宪）。 8月30日，胡适又与梁任公等人见面：12时「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Russell事。饭后与梦麟、伯强在公园吃茶，谈甚久」。 55

胡适不愿意与研究系合作也可能因为研究系与北洋派系在金钱与权力方面纠缠不清，他对研究系因而有所保留。 1921年5月18日胡适又与丁文江见面，他在日记记载：

与任光、孟和到公园，遇着梦麟、慰慈、铁如、在君等。在君说，北京的《晨报》近受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的系）的津贴，他有证据可以证明。此事大概不诬。此次内阁更动，《晨报》力攻叶恭绰，而不攻张弧，亦大可疑。 56

「新交通系」主要是段祺瑞政府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结成的「亲日的」政治派系，他们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丁文江说《晨报》受「新交通系」的金援，因而在言论上有所偏颇，攻击「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此一讯息可能使胡适对研究系有所疑虑，而不愿与他们在政治上结盟。

梁任公与胡适的合作在学术、文化议题上较有共识，不过两人交往也并非十分顺遂。根据新发现的史料，1920年时梁、胡两人学术因缘甚深。 571920年9月至1921年5月间，两人多次讨论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 9月25日，任公曾至胡适的家中探病，58胡适劝他将参与今文学运动之经历写出来，此即任公在序中所说「吾着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胡适又送7月27日完成的〈水浒传考证〉给任公指正。 59次日，他即写一封信给胡适，「适之我兄：昨谭快慰，尊体比复何似？……晚清今文学运动拟即草一篇，草成当尘教。〈水浒考证〉，读已卒业，五体投地而已」。 6010月18日，《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任公再次致书胡适，并将稿子寄给胡适，「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在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 61胡适立即将意见告知，12月18日任公再次致书胡适，「前得病中复我长笺，感谢之至……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 62此外，两人又就哲学史、佛教史、墨学、诗学多方交换意见。不过这时也埋下两人之间彼此的不满，无论是胡适对于任公墨学方面的批评，或任公在北大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公开批评（1922年3月4-5日），63两人对于「真正触到痛处的批评……未必真的感觉愉悦」而「在各自心中留下些许的不快」。 64

至于文化活动方面，双方曾讨论合作邀约英国哲学家罗素、杜威来访。罗素方面，任公等人本来希望独自办理，「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 651920年8月8日，徐振飞在致任公函中建议邀请大学一部分人来帮忙，由任公出面，发函「蔡孑民、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王亮畴、梁伯强、王搏沙、胡石青、傅佩青、叶叔衡、蒋百里与六（徐振飞），函寄伯强先生（此外或尚须增入者请酌），以罗氏应招来华属为帮忙，伯强先生即可招集各人，共商办法」。 66如上所述，8月30日任公等约胡适在公园见面，谈罗素事。后来双方达成共识，罗素来访由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邀请，由梁任公所发起的讲学会（1920年9月成立）主办。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演讲，11月9日在北京讲学社演讲，任公致欢迎词，其后在北京各校演讲。 1921年7月6日在北京发表告别演说，在华讲学时间约九个月，他的演讲，多由赵元任翻译。 67不过很可惜，罗素来华演讲的期间胡适因生病均未能参加，最后一次又因为天气不好也不能去。 68这样看来，胡适只是以北大名义邀访，而并未实质上参与罗素访华的学术活动。不过罗素的演讲内容却激起学术界的讨论。

罗素认为中国的出路在工业化，空洞地争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是无用的。他强调虽有不少人从伦理上谴责资本主义，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工业化，并希望中国人在征服贫困时，应避免工业革命带来的不良后果。罗素的主张得到张东荪与梁启超等人的认可，张氏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只有普遍的贫穷，并无所谓「贫富不均」，故应发展「富力」以救穷。 69
上述的罗素观点却受到陈独秀、陈望道与李大钊的批评，陈独秀、陈望道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期撰文批评。 70李大钊则于1921年3月撰写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71支持陈独秀，批评罗素、张东荪、梁启超所谓「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之阶段」之论调。 72在这一次论战之中，胡适袖手旁观。

杜威来访之事双方的合作则比较密切。杜威来华要比罗素早，他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计来华两年两个月。此事原先由他的在华弟子胡适、陶知行、郭秉文、蒋梦麟促成，由北大联合江苏省教育会与南京高师邀约，然因经费不足，胡适与范源濂商量，范源濂建议利用社会私人团体的资助。后来经胡、范两人积极联系，尚志学会出资六千元，清华学校出资三千元，林长民等筹组的「新学会」也筹款加入，共同分担杜威访华之经费。 73

杜威在华时曾举行大小演讲达百场以上，《晨报》、《北京大学日刊》几乎都报导了杜威所有的重要演说。 《新青年》亦选择报导，从第7卷第1号到第8卷第1号分5期连载了杜威演讲、胡适口译、高一涵、孙伏园纪录的〈杜威博士演讲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系列讲座辑为《晨报丛书第三种：杜威五大演讲》（Dewey讲、伏庐、毋忘笔记，上下册）向全国发行。到杜威离华时，该书已印行13版，每版都在1万册以上。除《杜威五大演讲》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演讲、新学社编辑部编，《杜威在华演讲集》（上海：新学社出版部，1919）、杜威演讲、沈振东笔记、刘伯明口述，《杜威三大演讲》（上海：泰东图书馆，1921）、张静庐编，《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上海：泰东书局，1921）等多种杜威演讲稿。 74胡适曾总结杜威到访演讲十一省的经历后夸赞，「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75杜威来华讲学是胡适与研究系合作上比较成功的例子。

四、《新青年》的分裂

正当陈独秀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进行「社会主义论战」之时，胡适与研究系接触的传闻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也进一步促成《新青年》内部的分裂。此事涉及1919-1920年间《新青年》编辑团队的变化。其实早在1919年1月20日胡适就写信告诉好友许怡荪「《新青年》事我决意收回归我一人担任」。 76许怡荪很支持他的想法，他一直劝胡适办杂志不应过度政治化，「最近以来，头脑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无解决方法，须求社会事业进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轨道」。 772月23日他在回信给胡适时也说：「以后《新青年》将由足下一人负责，即将内容刷新，自然愈博多数人的同情。办杂志本要觑定二、三十年后的国民要有什么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关系如何重要！」78三天前，许怡荪写给高一涵的信也提到，杂志内部「既是意见参差，何妨另外组织」：

《新青年》之事，适之前此过间曾与讨论过的，本是偶尔结合，基础不稳固的，既是意见参差，何妨另外组织；我却有点儿意见，正好提出讨论讨论：现在的大人先生，如梁任公、章行严都混在政治里去活动，以后关系日深，断没有工夫来办报。中国这些年数来，差不多没有舆论的中心。 ……中国亦应该结合多数新派学者，办一大大的杂志，开中国新学术新思想之先河，岂不是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吗？既是另起炉灶：一要规模宏大；二要可以永久……。 79

由此可见1919年2月时胡适已告知许怡荪、高一涵等好友，打算单独在北京编辑《新青年》，不过后来胡适收回自办的想法没有实现，编务完全被陈独秀所把持，并进一步使之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

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讨论「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 80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只身南下，《新青年》分为南北两股。编务转移到上海。 5月，陈因销售、价格等事与群益学社冲突，致函北京同人，讨论杂志的未来。他有意自办发行，并积极与思想倾向相同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约稿。陈至上海后又邀约陈望道协助，随后除了陈望道之外，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并成为编撰骨干。其次，到上海之后，印刷、发行均脱离群益书社，由《新青年》社独立自办。经费方面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 1920年9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控制的刊物。陈表明要「谈政治」并宣扬马克思主义。 81

12月16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粤。南下之前曾写信给胡适与高一涵，表示编辑工作交给陈望道等办理：「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同时，他说：「南方颇传适之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82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没有提到蔡元培，可能是因为胡、陶是平辈，蔡是长辈，且未参与《新青年》编务。

1921年1月，李大钊将陈独秀的来信转给钱玄同（1887-1939），钱也听到了有关研究系与胡适之传闻。钱玄同（章太炎弟子，曾加入中国同盟会）一向对梁启超并无好感，清末时曾批评梁是「保皇贼奴，宪政猾贼」，民国之后又说他「恐其『急功名』之念尚未清除，一有机会又要做官僚、做政客了」。 83不过钱玄同却很肯定任公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此公的文章本来浅显畅达，而头脑又很清晰，今后诚能不鹜心于政治，而专门做整理国故的事业，则造福于学子者必甚大，决不在胡适之之下。 84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之全体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85

1921年1月11日钱玄同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与周作人：「顷得李守常来信，附来信札三件，兹寄上，阅后，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老洛伯（Auld Robin Gray）是胡适《尝试集》一首译诗，比喻没有爱情的婚姻，借此说明陈、胡不合。 86接着钱玄同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 87钱反对陈独秀对胡适的指控，认为这些议论来自国、共党人如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在逻辑上来说，不能因为研究系与胡适都不谈共产主义，就认为胡适投降了研究系，他说：

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 （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的议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

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

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这话通吗！ 88

钱玄同也直接致书胡适，在信中他批评陈独秀，又批评国民党与研究系为一丘之貉，并希望陈、胡两人不要因此而决裂：
仲甫本是一个鲁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 ……再：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89

由此可见钱玄同较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冤枉了胡适。 1921年1月18日，钱玄同在日记上记载陈、胡的不同，他觉得这样的分歧是个「猪头问题」「接守常信，知仲、适两人意见冲突。盖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其实是猪头问题罢了」。次日，他又与李大钊商量「适、仲意见冲突事」。 90

李大钊在思想倾向上虽与胡适不同而与陈独秀接近，却愿意相信这是研究系所造的谣。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辨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个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91

与陈独秀同在上海的陈望道（他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全本中译者，也是上海地区推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则反对钱玄同与李大钊的观点。 1921年2月13日，陈望道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将《新青年》南方同仁对胡适的不满和盘托出。他们提出许多证据，质疑胡适的政治态度及其与研究系的诸多关系。他说：

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适之给仲甫信中的话），在有「历史的观念」的人，自然格外觉得有所谓「历史的关系」。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但这也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要听团体底意志。先生们在北方，或不很知南方情形。其实南方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胡适）了，这便因为他底态度使人怀疑。怀疑的重要资料：《改造》上梁先生某序文，中学国文教授，少谈主义，争自由。 92

陈望道所说的四篇文章，一是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的序文，提到梁、胡在去年中秋前见面，胡适建议他写这本书。 93「少谈主义」一文指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在《每周评论》所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争自由」指1920年8月胡适等八人在研究系主持的《晨报》上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 94至于「中学国文教授」一文原刊《新青年》第8卷1号〈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到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说：「第一学年。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 95其中将任公放在第一，甚至列在他的师长康有为、严复等人之前，可能也使人感到胡适故意要捧梁启超。这四个作品都让陈望道等人感觉到胡适与梁任公相互亲近。
然而胡适却否认了他与研究系的关系，认为这是「绝对无稽的谣言」，他和钱玄同一样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卤莽的人」，他与梁任公之间有许多矛盾：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 （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96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 （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 ……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 （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树铮陆军总长，陈独秀教育总长」的话，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 97

江勇振分析这封信，认为：「胡适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写给陈独秀的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胡适在此处所指的『敌人』是梁启超以及他『研究系』的弟子」。 98江氏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胡适的辩解主要是向陈独秀说明自己并未与研究系勾结，却隐藏了双方「暗通款曲」的一面。无论如何，在1921年2月中之后，《新青年》已正式分裂。 2月13日陈望道说：「先生（周作人）说：『自从钱刘（钱玄同、刘半农）噤口以后，早已分裂，不能弥缝』。诚然诚然」。 992月15日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表示：「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 100他赞成胡适在北京另办一报：

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记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 101

胡适在1955年写的〈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文总结《新青年》的转变，他认为1920年5月之后《新青年》已经变质，9月的第8卷之后已经是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了：「《新青年》的7卷6号（近400页）就是『劳动节纪念号』。第8卷就成了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了。北京的一班《新青年》社员从此都不寄稿去了」。 102

五、胡适与研究系的后续接触

胡适1921年初的辩解之言显然并非实情。 1921年之后研究系与北大知识分子继续有所接触，讨论学术，并洽谈共同发表政治宣言的可能性。 1921年2月10日，梁启超把他的《墨经校释》送胡适评阅，请其作序。胡适很认真地对梁书提出批判与商榷。 5月3日，胡适又致函任公讨论墨学，胡适说：「先生对于我那篇匆促做成的序文，竟肯加以辩正，并蒙采纳一部分的意见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敬佩敬佩」。 103没想到胡适甚感意外，隔年「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104

1921年6月30日，北大、高师、女高师、新学会、尚志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先生一家饯行。梁启超与胡适均参加，并先后致词。胡适并特别肯定任公所说「梁先生说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这就是看重他的方法的意思」。 1059月21日，胡适到公园「遇着蓝公武先生，他要我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的运动，我不肯加入。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 106此处胡适采用陈独秀写给他的信中所说的「政客」一词，显示胡适以「清流」自居，而将研究系视为污浊的政客。 9月22日「晚间钢和泰先生（Baron von Staël-Holstein）邀我与任公、在君吃饭」。 107

1922年2月4日，胡适写信给梁启超，纠正其《历史研究法》中的一处错误。梁氏把Herodotus与Homer误认作一人。 108这个错误是在1922年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任公谈到历史最初的表达方式多为诗歌，「希腊之荷罗多德荷马尔，欧人推为史家鼻祖，其所流传之名著，则诗歌数篇而已」，「希腊之荷马尔，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109后来任公在再版时将前段删除，后段改为「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 110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之际，胡适、蔡元培两人就北大学人与研究系合作一事有所讨论。胡适给蔡元培的信中谈到：

林宗孟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君任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 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 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

蔡的回信也很详细说到此事之原委：

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有一日，在顾少川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彼提出蒋百里，弟以百里颇有研究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亦以为可。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 111

可见此一联盟是由研究系主动发起，他们联络北洋的一些官员与北大的知识分子组成团体，而蔡元培担心此一「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的活动会受到研究系（主要是林长民、蒋百里）之操纵，而研究系在社会上风评欠佳，「发言将不足取信」。 1124月27日胡适记载：

三时半，去看林宗孟。蔡先生昨夜打电话来，说宗孟、亮畴、君任（罗文干）去看过他，谈过前次商议的事；蔡先生主张不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并由一班人出来主持裁兵等事。他们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愿做；宗孟今天要来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我说明不作宣言之故，劝他自己起草。此事终宜慎重。研究系近年作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结果有两条可能：或是我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我们能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若做到第二条，非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宗孟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而我们已忙的连剪发、洗浴都没工夫；在此情形之中，谁占上风，已不言可喻了。

胡适在考虑了蔡元培的「不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之后决定主动参与，并认为本身的力量可以超过近年来「着着失败」而无所作为的研究系。他于5月11日动笔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完稿之后打电话给李大钊，隔日约了几位好友在蔡宅开会。这一天来开会并连署胡适之文章者计16人，包括「蔡元培、林长民、高鲁、蒋百里、王宠惠、叶景莘、陈绎、王星拱、顾维钧、顾梦渔、胡适、李煜瀛、张祖训、王建祖」。后来因故，签署人数有所出入，据胡适表示「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这一个宣言于两天之后在《努力周报》第2期（北京，1922年5月14日）刊出。出版之时属名者计有16人，他们的名字与头衔依序是：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113

如果比对前后两个名单，可以发现除了北大教授顾孟余是自行退出之外，另外不在此名单者，有北大法德派的李煜瀛（1881-1973）；还有高鲁（1877-1947）、王建祖（1879-1935），不知何故也未再联署。 114而被排除掉的签署者主要是研究系的林长民与蒋百里，以及与梁启超、林长民关系密切的叶景莘（1881-1986，梁任财政总长时的秘书、共学社成员）、财政官员陈绎（伯耿）、外交官顾维钧，剩下的人几乎都与北大有关，也包括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这很可能是蔡元培的主张，突出该宣言与学者之关系，并与研究系有所区隔。宣言发出之后，梁启超与林长民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胡适与蔡元培「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长民并调侃胡适他们说「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同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罗文干则极力排解双方矛盾，「说明这全是一班大学的人，并无排斥他们之意」。然而胡适很清楚，双方对国会与宪法问题有根本的分歧，胡适等的政治主张是「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而研究系「当初是解散旧国会的原动力，他们必不便赞成恢复旧国会」，其次他们主张各省制宪，不采国会制宪。 115

研究系对此一宣言无疑十分不满，梁启超等人没有直接回应，然而在《晨报》上却刊出笔名君实（真名不详，有可能为曾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的章锡琛之笔名）所写的具有「嘲笑与讥讽」的论调：

宣言、布告这一类东西，大概只有两种用处。一种是衙门；从一日万几的皇帝以至于小小的一个知县官，自己都不动笔，却使秘书们做着「咸使闻知」式的布告。还有一种是群众运动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分子多半是不会动笔的，于是有檄文、宣言、露布等等东西。至于学者，尽有余裕可以作文发表个人意见，又何必许多人聚在一堆学那种宣言、布告的下流方式？我们看了前有七教授的争自由宣言，后有五教授的争信教自由宣言，主意都很正大，却都得不到效果，便觉悟到这缘故完全在宣言这件事的本身，而不在所宣言的内容的是否正当。现在又有十六人关于政治的宣言了。医生也赞成，画师也赞成，特不知他的结果怎样了。 116

文中所说的医生应是指汤尔和，画师则不确定为何人，其中将宣言说成是「下流方式」，让胡适很不高兴。他立刻写了一篇投书，向《晨报》抗议这种「是非不明」、「麻木与混沌的责备」117：

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问这位「君实」先生，何以宣言、布告是下流的方式？他这个见解很新鲜别致，我很想多领教一点，也许可以「开我茅塞」，使我们以后不再学那种「下流方式」了。他又说：现在又有十六人关于政治的宣言了。医生也赞成，画师也赞成。特不知他的结果怎样了。我又想问问，这种态度是不是「嘲笑与讥讽」？我是一个笨人，实在看不出他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医生、画师的赞成使我们的宣言也变「下流」了，那么，我们以后也可以拒绝他们的赞成。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医生、画师是上流人，不应该降格来赞成这种「下流方式」，那么，我们以后也可以谢绝他们的赞成，免得他们也被我们玷污了。 118

《晨报》编辑也不甘示弱，在报上公开回应，认为胡适的回应也是「嘲笑与讥讽」，他为君实辩护：

来信声明《努力》第五期批评《晨报》并无恶意，我很了解，绝不相怪。但是先生笑我「嘲笑与讥讽」的态度不好，而《努力》上「甚至于那主张新文化的《晨报》也只有嘲笑与讥讽」那一句话，似乎态度也与我相同罢。 ……至你问「君实」的话，有君实奉答，用不着我来插嘴。不过我看君实那篇小杂感意思很明显，他也不外希望宣言诸公不要像董康那样万能，做医生的研究医学去，当画师的研究画画去，文学家研究文学去，中国的文学家、好画师、好医生都缺乏，请诸公各向原走的路努力罢！不特地位容易造极，还可以为中国生色。先生！君实对宣言诸公，也是「只有责难的态度，并无恶意」呵！ 119

胡适与《晨报》文章的交锋显示双方对彼此语带讥讽的「批评风格」表示不满，却没有在具体宣言之内容上有所争议。研究系对北大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是希望他们从各自专业上去努力，不必直接「指点江山」。此一观点与《晨报》社长蒲殿俊在1922年5月16日在《晨报》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底根本疑问〉一文，立场相同。蒲氏认为北大知识分子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是拿几条主张「热炒热卖」，想要直接「实现到政治上去」，而是扎根社会，「从社会方面下功夫」，「多方多面去促起民众对于政治上底『欲求』，纠合起来改革政治」。 120

相对来说，国共两党对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评，却很不相同。无论是邵力子等人在《国民日报》的批评，或张申府、周恩来、张国焘等共产主义者的评论，都反对胡适等以「会议」方式解决时局，认为唯一能奏效的方式是一个「政党」的「革命」。 121由此可见胡适与研究系之间的争执并非根本的冲突，他与国共两党的差异才是在意识形态与根本立场上的敌我之争。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事件之后，研究系与胡适等人继续有所接触，各种聚会都同时邀请胡适与研究系的林长民、张君劢、蒋方震等人参加，但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共识。 1922年5月21日，王宠惠又邀集北大、研究系与北洋的一些官员在法学会聚餐，希望凝聚共识，蔡元培、胡适与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与熊希龄都参加。胡适记载：

亮畴邀在法学会吃饭，遇着孑民、君任、任公、宗孟、秉三、董授经（康）、颜骏人（惠庆）、周子廙（自齐）、张镕西（耀曾）。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 122

5月22日研究系又与王宠惠、蔡元培等人在石驸马大街熊希龄宅见面（胡适没有参加），商讨直奉战后如何谋求统一，这一次各派人马终于取得了共识，主张南北各省派代表协商，讨论统一善后等问题，会后共同联名通电曹锟、吴佩孚，电文在5月27日的《申报》刊出：

效电敬悉。诸公于军事倥偬之际，尊重民意，谋巩国本，启超等曷胜钦佩。承询各节，经约在京同人讨论，佥以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宪法未成以前，所有统一善后各问题，应由南北各省选派代表于适中之地组织会议，协谋解决。诸公伟略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管见当否，仍候裁夺。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蔡元培、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同叩。 123

或许由于上一次合作成功，5月27日，林长民又约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张嘉璈等人吃饭，并希望胡适出来组党，然而为胡适所婉拒：

宗孟邀吃午饭，同座有孑民、亮畴、汪伯唐、任公、钧任、唐天如、张公权等。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钧任有一次说的好：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 124

当时除了研究系邀约胡适组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与「好人政府」的意见发表之后，也有其他人建议《努力》诸先生组一个「好政府党」，如程振基就说：「我希望《努力》诸先生不仅仅努力于宣传，而抱绝对牺牲的精神，从事于政治运动。质言之，即诸君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好政府——何妨就由诸君发起组一个『好政府党』？」对此胡适还是不表同意，他希望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宣传这个平凡的公共目标」（即好人政府），等到政治上轨道之后，再考虑「造政党」的问题。 125

5月30日罗文干邀约顾维钧、蔡元培、林长民等人在法学会吃饭。饭后胡适去蔡元培家，蔡说新内阁已订林长民为教育总长，林长民想约胡适担任教育次长。蔡元培劝林长民不要开口，因为胡适不会答应。蔡元培又重申不赞成北大与研究系组织政党。 1266月2日胡适撰写〈政论家与政党〉，4日刊登于《努力周报》，此文之中他正式回应研究系对北大学人共同「组党」之邀约。胡适说：他愿意当一个超然、独立、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而非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他们的目的是「造舆论」、「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那一党的人与那一派的政策」。 127

6月20日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与顾维钧等人邀约了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顾宅举行「茶话会」，「讨论今日切近问题」，而总题是「统一」，到会的有「丁在君、张君劢、秦景阳、陈聘丞、严琚、王长信、周季梅、蒋百里、林宗孟、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胡适更建议将来要定期召开这样的「茶话会」。 128后来6月27日、7月14日、9月8日、9月22日、10月27日举行过多次茶话会。蒋百里在参加过两次（20、27日）茶话会之后，6月28日曾写信向梁任公报告参加心得：

适之等以茶话名义，第一次由王、顾、蔡、罗合请，第二次以君劢、适之、高鲁等名义请，其人皆欧、美同学会中人。到者颇认真，震二次往，默听其主张，大致皆是走第三条路也。 129

可见茶话会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欧美同学会成员，又可细分为北京政府外交系的顾维钧、法学家王宠惠、罗文干（也任教北大）；与吴佩孚（1874-1939）亲近的财政总长董康（1867-1947）；与研究系关系密切者有蒋百里、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北大教授则包括胡适、蔡元培、顾孟余等。茶话会讨论主题则分别为「统一」、「邦联、联邦制」、「省自治」、「中国经济」、「政治计画」等。 130整体观之，以蔡元培、胡适为主导的茶话会，希望邀约各方势力讨论时事，再将讨论内容公诸报刊，以影响舆论而走出「第三条路」。他们愿意与研究系合作、讨论来制造舆论，但无意共同组党。 131在茶话会频繁召开之际，梁任公也曾主动邀请胡适吃饭，如8月2日任公邀请胡适与丁文江聚会，讨论诗文与时事。胡适记载：「任公邀吃饭，座有在君，我们大谈诗」，席间任公又谈到国会开会的情况以及研究系议员在国会中的提案，与颜惠庆辞职、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之事。 132

1922年9月22日，又在顾维钧家开茶话会，到会者近20人，讨论新内阁成立以后的「政治计画」，签署〈我们的政治主张〉的16人之中有3人入阁（国务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此次讨论的焦点在于王宠惠的新内阁（「好人内阁」）可否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的宪政理念。研究系的林长民、蒋百里与蔡元培、胡适与顾孟余等北大教授均参加了茶会。胡适积极地表达了意见，顾孟余却没有说话。胡适日记记载：「这一次谈论颇激烈，颇有点意思；可惜有许多人始终不肯开口，如孟余、抚五、石曾、慰慈等。他们也许笑我们多事；我们也知道这班阁员是抬不起来的，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不把死马做活马医，只是尽人事罢了！」。 133三天之后报纸上刊出茶话会的经过：

好事者特于二十二日下午在铁狮子胡同顾宅邀集十六位学者开一茶话会，借冀交换政治主张。孰知某君仍坚持二十号《努力周报》上所载两种要求，向王博士追索组阁的计画及大政方针甚力。博士无以应，但说「过节」。某君继进以严重的忠告。博士不堪，互相驳诘，至面红耳赤，彼此不欢，经主人出而排解始罢。

分赃不匀，虽教育政客之团体，亦难保其不破裂矣，可胜感哉！ 134

从报纸的报导来看，这一次的沟通显然并不成功，大家不欢而散。 10月27日顾宅又开茶会，胡适记载：

亮畴、钧任又大发牢骚，到处骂人。大家都不满意。最后蔡先生起来说，「我提议这个茶会今天以后不继续开会了。就是要开，也须等王、罗几位出了阁之后」。 「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担；少川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 135

顾宅茶会至此划下句点。胡适的北大知识分子与研究系尝试合作，企图不以组党，而以超然的知识分子议政的方式来改良政治，以好人建立好政府的努力澈底失败。

在胡适与研究系的合作过程之中，顾孟余的角色也很微妙。顾孟余为北大德文系与经济系教授，与蔡元培李石曾关系都很好。如上所述他5月时主动退出连署〈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136这可能是因为顾的性格深沉内敛而「多虑」，图谋未来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顾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再者，他的想法与胡适等人不同，顾的学生周德伟说：「北大校长蔡元培、教授胡适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力倡『好人政府』（此语为胡适所创，好人而无法治岂足为政哉，可见胡之幼稚），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亦署名。顾孟余不同意人治之说，不允署名」。 137顾孟余与胡适的争执也反映了采取政党组织、武装力量的革命路线（党国模式）与以「好人」形成社会重心，促成「好政府」之理想的「自由主义」点滴改革模式之争。 138

六、结论

过去学者研究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多注意到学术思想的层面，然而我们也不宜忽略两人在政治上的互动。 1919年至1922年之间正处于政党势力崛起、国共合作的前夕，梁启超为首之研究系与胡适等北大知识分子的联络代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合作的一次尝试。在背景上来说，研究系源自清末的立宪派，胡适则代表英美自由主义的阵营。两者均反对「革命」、「群众运动」，主张以点滴改良的方式建立「中等社会」、实现民主宪政。因此就大的政治蓝图来说，两者有高度的合作的可能性。罗素与杜威来华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奠定了双方合作的一个基础，也使梁、胡在反对社会主义、共产革命的前提下得以合作。最后此一结盟却以失败收场。

双方不能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蔡元培、胡适等人自视「好人」与政治上的「处女」，不愿与长期在政坛打滚的「妓女」、「政客」，和近年来「着着失败」的研究系合作，故不愿共同组党。胡适等人从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到「好人内阁」，都将研究系的「政客」排除在外，希望能展现出政治上的「清流」，或希望当「立身于政党之外」的政论家，然而「好人内阁」在短短的七十多天就结束了，后来胡适提出「重建社会重心」的努力也未能实现。 139另一方面，胡适等人对「着着失败」的研究系感到失望也不是没有原因，任公虽被很多人贬为「政客」，然如周善培（1875-1958，四川人，曾参与护国运动，与段祺瑞关系密切）所说他的政治能力并不高明，他「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他的政治生涯「没有做过一件事受舆论称颂」、「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 140

胡适与研究系的合作一事也涉及《新青年》的转向与北大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 1920年初之后，《新青年》编辑部迁往上海，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第8卷（1920年9月）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 1920年底与1921年初陈独秀等曾质疑胡适与研究系的接触，且对之有「恶评」正象征了胡适与陈独秀所代表后来中共势力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在北大之内，1922年之后胡适与顾孟余也有不同的政治选择。顾在蔡元培、李石曾的介绍下于1924年春天加入国民党，积极参与群众运动。 1926年1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李大钊、于树德极力推荐，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在国民党内积极发展，「三一八事件」（1926）之后，顾离开了北大，投身政治。

胡适既不同意陈独秀（共产党）、顾孟余（国民党）的两种「革命路线」，又不能与梁启超等研究系合作。 193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渐进改革的想法成为「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日益被「边缘化」。胡适与研究系合作的破局一方面象征着自由主义的挫败，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政党势力的崛起与「主义」时代的来临。

然而，胡适与研究系的失败也不只是因为双方无法合作，另一个更深沉的原因是这两批人马都属于上层的、城市的仕绅阶层与知识分子的团体，又缺乏丰沛的财源，141他们在一个「市民社会」基础十分薄弱的时代，希望透过「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来改变中国，无疑地要面对艰巨的挑战。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观念，却没有观察到毛泽东与中共党人所注意到中国社会之中的商人（即毛泽东所说「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与农工阶层。相对来说，在中共发展的过程之中，虽以打倒资产阶级为目标，但在发展工人运动和工人革命的过程中，却颇注意与商人建立联合战线。 142中共后来革命的成功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胡适与研究系等自由主义者的失败。

＊ 本文初稿原发表于2016年12月14、15日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办：「第一届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动向」学术讨论会。本稿发表于《中国文化》，第53期（北京，2021），页301-324。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页158-159。该书注明此信为7月7日，然根据胡适纪念馆之原信，应为6月7日。 〈张梵致胡适函〉，《北京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藏，典藏号：HS-JDSHSC-1209-001。胡适应该没有回覆此信。

2 有关傅斯棱与胡适之论学，参见董敏，〈新诗观念分歧与1920年代新诗危机——以傅斯棱致胡适五通信札考释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7期（绵阳），页100-10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页178。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页430-431。

5 有关梁、胡一生的交往状况，参见张朋园，〈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期15下（台北，1986），页81-108。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建标，〈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复旦学报》，2018年第5期（上海），页62。

7 主要的成果如：张朋园，〈协同动作—梁启超退出官场后的政治生活〉，《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页230-236。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的历史考辨——以1920至1921年同人来往书信为中心的探讨〉，《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页228-233。潘光哲，〈〈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纷争：1920年代中国「论述社群」交涉互竞的个案研究〉，收入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159-162。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全新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5）。马建标，〈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复旦学报》，页61-70。

8 有关研究系的渊源、重要人物、政治主张与影响范围，参见金珍焕，〈五四时期研究系的政治主张〉（台北：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页20-33。白逸琦，〈研究系与北洋政治（1916-1928）——温和型知识分子的宪政主张及其贡献〉（台中：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4）。

9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285-295。

10 有关《晨报》扮演公共舆论平台之角色，欧阳哲生以1920至1925年该报纪念五四运动专栏来作分析，发现梁启超在该报之中的五四话语「大多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五四运动，并不称其为『主义』，更不用说是意识形态」，故「《晨报》为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个共用平台，显示了职业新闻人的特色」。欧阳哲生，〈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1949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收入黄克武编，《重估传统‧再造文明：知识分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台北：秀威资讯，2019），页366-367。

11 《努力周报》的广告见《晨报副镌》，1922年5月14-31日，6月1-30日，第2-3版，其后亦持续不断。

12 有关第二届国会选举，及其中安福系与研究系之角力，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0-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页111-164。

13 李剑农指出段祺瑞的失败使梁启超十分痛心，开始了研究系在民国政治中的失败。梁因此丧失了改良政治的支柱，「此后北洋军阀成为交通系的专有物，研究系再不能插足」。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下册，页512-513。

14 胡适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记中对梁启超投入政界颇不以为然，他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作总长」。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3册，页428。

15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有关1919年梁启超在法国的情况，参见巴斯蒂，〈梁启超1919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抑〉，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页218-237。

16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页295。

17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册》（北京：新华书店，1993），页1。

18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册》，页10。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1879年生于直隶大城县。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洋督练。 1923年时任国务总理，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和平统一，为总统曹锟所忌，不久去职，退居天津。 1928年遇刺身亡。

19 黄伯易说，「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得摘录必要的材料」。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266。

20 李达嘉，〈五四运动的发动：研究系和北京名流的角色〉，收入李达嘉编，《近代史释论：多元思考与探索》（台北：东华书局，2017），页119-180。

21 有关研究系透过「国民外交协会」介入学生运动，马建标，〈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复旦学报》，页65-67。

22 冯国璋与研究系的关系很好，1918年冯曾经给研究系60万元（一说40万），希望得到该系拥戴，连任总统。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0-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页134。

23 黄自进，〈日本驻华使领馆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观察〉，《思想史》，期9（台北，2019），页63-109。

24 马建标，〈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复旦学报》，页67-68。

25 1919年初胡适写给蓝公武的两封信可以反映双方密切的交往。 「知非先生：……到京以后，高一涵先生告诉我说贵报近来极力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并且检出许多旧报来给我看。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心里非常喜欢，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 〈胡适致蓝志先函〉（1919年1月24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页341。3月23日的信，胡适又与蓝公武详细讨论贞操与拼音文字的问题，见〈胡适致蓝志先函〉（1919年3月23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1》，页348-357。胡适写给许怡荪的信亦谈到蓝公武与《国民公报》已成为胡适等新征服的一块地盘：「此次在南京欢叙两日，使我心胸舒畅，不可不谢。《每周评论》已出五期，大有生色……一个月以来，北方赞成者更多。《国民公报》之蓝公武竟做了好几篇白话文章。还有极力赞成我们的议论。我们又征服了一块地盘了！」此信只署20日，从该信的内容以及1918年12月26日信提到1919年1月10日可以去南京与许怡荪见面，而《每周评论》第五期于1919年1月19日出刊，应可确定为1919年1月20日所写。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90-91。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1》将此信系于1918年12月20日，有误。

26 目前可以找到此一版本：胡适，《墨家哲学》（北京：学术讲演会，1920）。

27 《墨家哲学》的内容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6、8篇。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收入《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5册。

28 《晨钟报》自1918年8月15日开始每天连载〈墨家哲学〉，至1918年9月24日第39次「惠施」部分，因该报被禁而停止，未能刊载全文。此文同时在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并刊于上海的《太平洋》，第1卷第11号（1919），页1-24。

29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页85-86。1921年梁启超还是出版了《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一书，他在序中说「胡君适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关于墨学多创见。本书第七章，多采用其说，为讲演便利计，不一一分别征引，谨对胡君表谢意」，页2。

30 胡适，〈胡适致江冬秀函〉（1938年8月27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页39。

31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2019），页41。

32 罗尔纲，〈关于胡适的点滴〉，收入严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15。徐新六在1938年因飞机失事丧身，胡适在〈纪念徐新六〉一文中写到：「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胡适，〈纪念徐新六〉，「1930年代的中文著作遗稿」，《南港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藏，典藏号：HS-NK04-009-025。

33 〈民国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收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1972），下册，页550-551。

3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551。

35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册1，页329。

3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册1，页416。

37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155。

38 当时两派之间的关系有分有合，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207-208；有关研究系联络南北之政治活动，参见丘文豪，〈梁启超的政治面向，1920-1929〉（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13），页40-61。

39 〈阁潮最近情势〉，《申报》，1920年3月15日，第6版。 「靳云鹏冀借梁启超氏之力，抑止安福之专横，现正频促梁氏来京。而东海方面为反对安福派起见，亦令梁启超与梁士诒氏互相联络，以当安福派。现在二梁业经握手，依目前之形势，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三派将大同团结，以当皖系及安福派。此次梁启超之来京，政局上恐有重大之影响」。

4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575。 〈梁启超请释被捕学生〉，《申报》，1920年3月26日，第7版。

41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3月22日，页666。

4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575-576。

43 胡适记载：「梁任公近着〈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载《大中华》第二号，其言甚与吾意相合」，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15年5月23日，页119。 「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可有为。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16年7月17日，页367。胡适更为欣赏梁任公的学术著作，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任公在1923年3月20日〈致高梦旦〉谈到「弟因遵医戒养病，暂屏绝费心血之著作，读陶诗以自遣。此两旬间成一书，拟提曰《陶渊明》」，而其中有「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19集，页60。

44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2月7日，页428。

45 有关胡适对「联省自治」的看法参见江勇振的分析。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页438-450。江勇振也注意到研究系与胡适对「联省自治」的内容有不同的看法，研究系主张「邦联制」、「联省制宪」，胡适主张「联邦制」、「国会制宪」，见，页443-444。

46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214。胡适的观点见，〈这一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1922年8月13日）、〈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1922年9月10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页217-218、235-240。

47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174-183。有关梁启超的「恐共」心态及其心理压力，参见丘文豪，〈梁启超的政治面向，1920-1929〉，页70-76。梁氏担心「暴烈份子定要和我过不去」，尤其是1927年叶德辉被杀之后，他更为恐惧。

48 这是胡适日记之中第一次提到他与丁文江交往，此次可能是两人初次见面。后来丁文江有一次看到胡适醉酒，还从《尝试集》的〈朋友篇〉之中找了戒酒的句子，请任公写在扇面上送给胡适。胡适，《丁文江的传记》，页41。

49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3月21日，页665。

50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4月27日，页694；1920年4月29日，页696。

51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5月6日，页703。

5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册，页582。

5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册，页583-584。

54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8月27日，页739。 「蔡、蒋、陶」指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

55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1920年8月30日，页742。

56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5月18日，页45。

57 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收入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页120-180。

58 胡适1920年八月底就病了，西医认为「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后来经友人马幼渔介绍陆仲安中医师，连服中药方数月才痊愈。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册2，页416-421、437。

59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1980），页62。

60 〈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页181。

61 〈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页181。

62 〈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页182。

63 胡适参加了任公的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演讲，并在日记中记下许多对任公的不满。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3月5日，页450-452。梁任公的演讲稿，〈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22年3月13-17日连载于《晨报副镌》之上。

64 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收入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页151-153。

6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583。

6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586。

67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102-106。胡适在1920年8月的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便告诉赵元任「罗素不久即将来华讲学，梁启超、张东荪等进步党人拟请元任担任翻译」（页102）。

68 胡适记载：「罗素与勃拉克女士今晚在教育部会场为最后的演说，我本想去的，为雨后泥泞所阻，不能进顺治门，故不能去了。罗素的讲演，我因病中不曾去听，后来我病愈时，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听过。今日最后的一次，乃竟无缘，可惜。罗素长于讲演，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7月6日，页166。

69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213。

70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其中收有陈望道的「望道先生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期（上海，1920），页1-24。

71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收入《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卷3，页272-273、277-278。

72 有关张东荪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208-214。

73 〈胡适致蔡元培函〉（1919年6月22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1》，页364。

74 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北京），页130-169。

75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后收入《胡适文存》第1集。

76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页91。

77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页156。

78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页161。

79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页192。

80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上册，页351。

81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页212。

82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7。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页228。陶孟和（1887-1960），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 1914年至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陶也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员、主要撰稿人和轮值主编。信中所提到的「高师事」，可能是当时陈独秀到广州之后本想邀约陶孟和南下办师范大学、顾孟余办工科大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余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 〈陈独秀致高一涵、胡适〉（1920年12月21日），收入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北京），页29。

83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页108、378。

84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页378。

85 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卷1，页10。

86 胡适，〈老洛伯〉，《尝试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8），页141-147。

87 「宝雪维几」指「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88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卷6，页14-16。 「贤人系」即研究系。

89 〈钱玄同致胡适〉（约在1920年12月21日至1921年1月3日之间），收入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页29-30。

90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页370。

91 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收入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页12。

92 见〈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收入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卷，页557。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页231。

93 此文原为：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期（上海，1920），页1-19。在该文之前任公说「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极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记之」。

94 此三文的分析参见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页231-232。

95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页6。

96 《世界丛书》由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主编，192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该丛书持续至1948年。胡适在1920年6月受聘为商务印书馆为世界丛书委员。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册2，页405。共学社也在1920年之后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支持，出版「共学社丛书」，计百余种。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156。

97 胡适，〈致陈独秀〉（写于1921年初），《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页287。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亚东图书馆初版）出版之后，曾寄给任公，任公回信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33，页15。此信仅注14日，缺年月，疑为1920或1921年。有关任公批评胡适白话诗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事，任公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书〉写到「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录自《梁任公年谱长编》，页590。

98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页241。

99 〈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收入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1卷，页558。

100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16日应陈炯明之邀，自上海赴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册1，页547。

101 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收入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页13。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页234。

102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收入潘光哲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页352。

103 胡适，〈胡适致梁启超函〉，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1》，页459。

104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4月30日，页550。梁启超，《墨经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05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6月30日，页143-148。

106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9月21日，页318。胡适不愿参加可能是出于陈独秀等人的警告，曾如上述，他在思想上是支持「联省自治」运动。他在1922年9月出版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一文，公开表达了他的意见。

107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9月22日，页319。

108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2月4日，页419。

10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页12-13、22。

1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15、25。

111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4月22日，页529-530。

112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4月22日，页530。

113 胡适着、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卷，页426。

114 高鲁1922年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同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大学，与蔡元培关系甚好，1926年后投入南方国民政府，1928年起，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大学院秘书、中央研究院秘书等职务。 〈高鲁〉，「近代史全文资料库人物索引」。王建祖亦是早期留美，毕业加州大学，主修经济，曾节译亚丹氏著财政学，1917年后任教北京大学，曾任法科学长。 〈王建祖〉，「近代史全文资料库人物索引」。

115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5月14日，页570-574。

116 君实，〈小杂感〉，《晨报副镌》，1922年6月4日，页3-4。

117 胡适，〈政论家与政党〉，刊《努力周报》1922年6月4日，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2》，页152。

118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6月6日，页612-613。

119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6月8日，页615-617。

120 止水（蒲殿俊），〈政治主张底根

本疑问〉，《晨报》，1922年5月16日，版2。

121 有关国共两党从革命立场对胡适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评，见潘光哲，〈〈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纷争：1920年代中国「论述社群」交涉互竞的个案研究〉，收入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159-162。

122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5月21日，页583。

1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册，页616。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谷钟秀（政学系）、张耀曾（政学系）等均为北洋官员。

124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5月27日，页596。汪伯唐是汪大燮，举人，后加入进步党，曾任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

125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原刊《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后收入潘光哲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2》，页131。

126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5月30日，页601。6月16日蔡元培邀约胡适见面，又再次提到此事，胡适记载：「他说有人要找我出来做教育次长，我不能答应，推举梦麟，蔡先生也以为然」。页630。后来又蔡元培与胡适劝汤尔和出任。汤于7月21日署教育部次长，7月25日代部长；9月19日升署总长。钱实甫编著，《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页54。

127 胡适，〈政党与政论家〉，收于潘光哲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2》，页150-152。原文刊于《努力周报》，第5期（1922年6月4日），第1版。

128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6月20日，页644。

129 〈民国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蒋方震致任师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下册，页618。

130 蔡旻远，〈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与政治选择——以胡适为中心（1917-1924）〉（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20），第三章第一节「跨越派系的尝试：以研究系、茶话会为例」，页71-82。

131 此处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能是指在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外的另一条路。

132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8月2日，页695。

133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9月22日，页808-809。抚五为化学家王星拱（1887-1949）。

134 这两则报导分别出自《益世报》、《黄报》，转引自胡适日记。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9月25日，页820-821。

135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10月27日，页904。

136 胡适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2年5月12日，页569。胡适记载，上午在蔡宅开会，大家都赞成做提议人，「下午，孟余自行取消」。

137 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页126。

138 有关顾孟余的生平与思想，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139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收入王泛森等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页137-168。

140 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134-135。惠隐对于任公在财政总长任内的观察也与周善培的看法十分类似：任公「挟书生之见，动辄乖舛；新法既滞碍难行，旧例又诸多未习，登台以来毫无成绩可言」。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页212。

141 梁任公从欧洲归来之后，为了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拟与张嘉璈、徐新六等人合作，与比利时共组公司，即「中比实业公司」，分为实业与轮船两公司，可惜没有成功。财力不足也是自由主义者从事政治活动却失败的一个原因。有关任公在开拓财源方面的努力，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页161-162。

142 李达嘉，《商人与共产革命，1919-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