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仑 2025 年 2 月 11 日 来源 :思想坦克
(上)──地方派系的崛起
图片来源:翻摄自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自2024年2月第十一届立法委员上任,一年多来国会纷纷扰扰,民间接力推动反制国民党的大罢免,几乎已经成了无烟硝的「台海保卫战」。
而国民党为何放弃既有的保守政治路线?由傅昆萁、韩国瑜等非典型、非建制派的人物来掌控大局?地方派系在近几年如何悄悄改变国民党的体质?又要将国民党带向何方?
这些问题如果过于抽象,难以讨论,那不如从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来
草屯补选的启示
但究竟国民党地方派系是如何一步步掌握机器的?地方派系又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最近一次草屯镇长补选,看出其中的运作逻辑。
2025年1月18日,南投县草屯镇长补选,最终结果,代表国民党的简赐胜获2万6505票(64.8%)、民进党蔡铭轩得到1万4397票(35.2%),国民党压倒性获胜。在补选过程中,民进党操盘团队将补选视为「大罢免」前哨战,因此惨败后,遭到蓝营名嘴群起嘲讽。
然而,将草屯镇补选视为大罢免指标,是绝对错误的想法,这也是民进党操盘高层对地方事务相当不理解的缘故。笔者曾经短暂在南投参与政治工作,办公室就在草屯镇上,虽然对于地方事务仍然是门外汉,但也观察到了一些简单的现象。因此选前对于民进党将补选和大罢免相提并论,感到相当疑惑。
首先要理解草屯的特殊性,草屯是南投与台中交界的「门户」,因为地缘关系,与台中市连成一体,也成为南投县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共有9.7万人,与新竹县竹东镇交相角逐「台湾第一大镇」。
从民主圣地到艰困选区
补选期间,很多绿营支持民众认为「南投不可能赢啦」,但其实草屯勉强算是南投的绿营票仓,或者也能称为「摇摆区」,总之绝对不是蓝营铁票区。过去民进党籍的林宗男、洪敦仁、洪国浩都当选过镇长,其中洪国浩更在2014年镇长选举时开出72.63%的高票(不过洪国浩背后有前水利会系统的支持)。按照选举经验来看,草屯并不是没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
老一辈的南投人应该都有印象,过去南投县也算是「民主圣地」,本土派支持度很高,2001年绿营林宗男跟彭百显都出来角逐县长宝座,在分裂投票下,林宗男竟然还能胜选,林跟彭两人相加得票率超过5成。而2005年县长选举时,泛绿林宗男跟蔡煌琅也是同时出来参选,票源对分,所以被国民党李朝卿渔翁得利,南投县二度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地方组织顿时军心涣散 ,此后李文忠、汤火圣、洪国浩、蔡培慧相继出来参选县长,虽是一时之选,却也无力回天,士气更加低迷,支持者也越来越消极,基层组织更是积弱不振,形成了长达20年的负面循环。在此情形下,南投就逐渐变成了绿营的艰困选区,纵使发生如前县长李朝卿收贿遭判刑656年的荒唐事件,蓝营基层也稳如泰山。
补选是一场灰色的豪门之战
而这次国民党提名的简赐胜,父亲简霈霖是基层实力雄厚,连任三届的无党籍县议员,家族经营营造公司,家底相当深厚。而简赐胜个人也当过三届的县议员,在草屯镇上政通人和,曾经获得全县最高的议员选票。笔者在地方上观察,简赐胜家族在地方大概有着「想开几票就有几票」的实力。
原本简赐胜家族对蔡英文非常友好,在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竞选期间,简赐胜更是公开支持蔡培慧,完全不避讳与国民党许淑华站对边——当时许淑华的赢面较大,许多地方政治人物都担心与许淑华为敌,选后会遭秋后算帐,但简赐胜却大方为蔡培慧站台,代表其地方实力雄厚,自成一派。
南投县的政治现况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如其他相邻县市,因此人口外移非常严重,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台中去发展。加上境内大多是丘陵与高山,交通不便,人口集中在几个大市镇上,如草屯、埔里、南投、竹山等,其余地区都是以农业与观光为主的山村、部落型态。比起邻近的彰化、云林,发展上更为停滞、民风也更为纯朴、保守,人情网络也更加紧密。
在这种情形下,掌握行政权、负责分配资源的地方派系,往往具有超乎想像庞大的话语权。例如在上任草屯镇长选举的时候,草屯许多里长就算想要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也不愿意公开站台,只有极少数深绿里长愿意出面力挺,所以民进党籍候选人陷入苦战,最终只有拿不到40%的选票。
而民进党县议员蔡铭轩,因为原本也是没有背景的一般年轻人,在资源短缺的情形下,投靠了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罗美玲及其家族。罗美玲立委出生于马来西亚,丈夫是前国民党籍南投县议长吴棋祥,大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吴家家境非常殷实雄厚,只有南投在地人才有办法理解。所以草屯镇长补选,其实应该理解为地方派系间的战争,会是比较务实的观点。
许淑华一出手即成定局
2024年年底,前镇长简景贤意外过世,蓝绿双方立刻积极展开补选的布局,简赐胜原本希望以无党籍出来参选。而草屯头人之一,以「强悍」风格著称的农会理事长林昆熠,原本也有意支持其妻唐晓棻出马,但后来在与县长许淑华协商之后,决定改支持简赐胜入党参选。相反的,民进党并未拉拢简赐胜,而是直接征召在地议员蔡铭轩出来挑战。
补选过程中,民进党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下,喊出补选就是大罢免的前哨站,另一方面强攻简赐胜的建商背景,希望可以争取中间选民支持。不过以结果论而言,简赐胜阵营的基层相当稳固,选票几乎没有受到民进党攻势影响,而蔡铭轩(罗美玲)阵营则显然催不出原先预想的空气票,最终在补选投票率高达50%的情形下(2011年草屯镇长补选投票率为45%),民进党想要翻转选情,最终仍是功败垂成。
从草屯补选来看,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讨论的:
地方派系运作逻辑
地方选举拼的是组织网路,组织网路拼的是人情义理,人情义理拼的是后勤资源,后勤资源又需要组织网路才洒得下去。简单说「乡民社会」就是「钱权人」缺一不可,且彼此循环相扣、连滚带利。而且越是草根、市井的地方,这样的法则越是明显。
所以笔者才会认为,大罢免作为理念象征的层次,并不适合跟镇长补选绑在一起。更何况,南投县的绿营基层组织长期不振,纵使蔡铭轩曾经是县党部主委、也深耕草屯多年,地方的动员系统还是十分薄弱(笔者不明白南投县党部主委为何长期维持「只能当一届」的不成文传统)。造成从新闻上看起来,绿营全体政治人物都到草屯助选,选情看似相当火热,但外热内冷,基层却动不起来的现象。
地方派系运作是需要长期操练的,有钱只能买到短期走路工,买不到组织系统。就算是要贿选,没有熟悉「铓角」(know-how)的中间人(桩脚)协助,每一个环节都看头看尾、上下打点,贿选的失败率就非常高——所以南投县经常发生议员因贿选当选无效的情形;而此次蔡铭轩阵营积极营造简赐胜的负面形象,也因为没有中间人在市井穿梭,耳语协助扇风点火、加油添柴;东风没有来,西风反而转强,火势一下就被扑灭了。
地方派系核心:垄断的系统
也因此,地方派系很重视「franchise」(特许经营权)跟「rent-seeking」(寻租),也就是透过垄断的组织系统,来统整、分配所有地方利益。如果直营店经营不善,就直接并购潜在的对手,或吸收加盟也可以,反正就是透过灰色(或黑色)的手法,先把市场抢下来,拼市占率吸引投资人。过去民进党也曾经用类似手法,整合过南部的地方派系,例如陈明文、张花冠就是带枪投靠的地方头人。不过并购地方派系是一把双面刃,有时派系的负面名声,反而会吓跑中间选民或理念型选民,所以后来民进党投鼠忌器,不太敢正大光明与地方派系合作。
过去马英九时代,国民党高层了解地方派系的「实用性」,但会假装与地方派系保持距离,但近几年,国民党因为「强枝弱干」,地方派系的「话事权」反而凌驾党中央,所以就顾不上什么负面声量了,形成了有点类似北洋政权的状态,地方军阀才是实质的掌权者。
南投县长许淑华愿意尽释前嫌,拉拢简赐胜,代表国民党地方派系已经将这套系统操练得十分纯熟,地方所有头人组织都可以威胁利诱、合纵连横,但目前民进党显然无力应付这样的状况,找不到 franchise,可能连经理人都找不太到。这也是为什么南投、苗栗、花莲、云林等发展较为滞后的县市,民进党选情越来越艰困的原因。
最后,民进党只能打「都会包围乡村」战术,寄望5%至10%的空气票来翻转选情。但显然国民党也种植了一排防风林,让大罢免的风向吹不进南投。
小结:地方派系的巩固与进化
从上述草屯的补选过程来看,实际上不能与公民社会、大罢免的氛围连动,也不能就此测定2026年的选战风向,但却依然是相当重要的警讯。
众所皆知,台湾选举实际可以粗暴地区分为两种:陆战与空战。陆战就是透过上述的人情组织网路去固桩拉票,通常在乡村选区占优势;空战就是从理念或気持ち(kimochi,心情、感觉、奇檬子)来获得选民支持,比较适合都会选区。
虽然每位候选人都是混合这两种方式在打选战,但偶尔空战跟陆战并不相容,会出现 dilemma 的道德难题,候选人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也决定了候选人日后会成为怎样的政治人物。所以在长期选举、分化之下,台湾社会也有两套逻辑去应对,一套是重视人际关系的「乡民社会逻辑」;另一套是重视理念结构的「公民社会逻辑」,这两套逻辑理论上无优劣高下之分,经常混合交融,但实际上却会不断拉扯,成为选战的关键,例如陈柏惟、林静仪与台中颜家的选战、南投县长蔡培慧与许淑华的选战等等。
从草屯这样微型的政治剖面来看,民进党纵然有众多老练的操盘手、政治智囊,在乡村地区却无法胜过一般的地方头人。也因此一般民众带着「公民社会逻辑」来理解地方政治,很容易遭现实无情地打脸。而透过寻租、垄断经营起家的地方派系,不但适应了当代的民主选举,反而发展出更为全面、精致的陆战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国民党未能取得中央执政的情形下,反过来压倒西风,成为了党内的新兴主流,甚至成为了中共统战的接口。相关详细情形,就待下集继续讨论。
(下)──党中央的衰败
网路图文作家萧莹灯制作之梗图。图片来源:翻摄自萧莹灯脸书
前言:自2024年2月第十一届立法委员上任,一年多来国会纷纷扰扰,民间接力推动反制国民党的大罢免,几乎已经成了无烟硝的「台海保卫战」。
而国民党为何放弃既有的保守政治路线?由傅昆萁、韩国瑜等非典型、非建制派的人物来掌控大局?地方派系在近几年如何悄悄改变国民党的体质?又要将国民党带向何方?
承上篇,近几年国民党地方派系坐大,国会最大党党鞭由「花莲王」傅昆萁担任;云林张荣味家族,掌握了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内的四个席次(另有张家郡、许宇甄、丁学忠);彰化谢家的谢衣凤曾任党团书记长、现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台中颜家有颜宽恒当立委、颜莉敏担任台中市副议长,势力足以左右大台中选情,也可能成为市长卢秀燕登阶参选总统的推手之一。
而相对于地方势力,国民党党中央积弱不振,近期国会乱象,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在脸书隔空叫骂「绿蟾蜍」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媒体声量。朱立伦是一名相当特别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他的父亲是外省将官、母亲出身大科崁望族,岳父则是曾任台南县长,叱咤一时的高育仁,因此朱立伦算是跨足本外省系统,可以平衡本外两端、骑墙于中美之间的国民党中生代人物。但随着台南高家势力渐弱,朱立伦的地方派系背景色彩也逐渐淡去。虽然他一度代表国民党参选过总统,但在2021年以「同舟计画」迎回傅昆萁、2024年子弟兵侯友宜总统败选后,主导权似乎旁落到立院党团手上。
最终,国民党看起来就像是由各地方派系拖拉的百年老旧马车,拉车的是桀骜难驯的野马,一心朝着眼前红色的萝卜奔去,而车伕羸弱地连鞭子都挥舞不了,只能任由野马拖拉,走上风险未知的急进道路。
被抛弃的道统
观察国民党自2024年成为国会最大党后,党团方针变得非常焦躁,很多法案都像是焦土战术,甚至修法冻结宪法法庭,令人怀疑国民党已经放弃2028年重返计画,而是另有打算。
笔者曾经撰文〈国民党焦土式的特攻行动〉,提出之所以会有这么重大的转折,在于国民党自2005年连战启动联共路线后,20年来全党利益已经和中共紧密结合,甚至最后必须迎合中共的立场路线,沦为统战代理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党陆续丢掉了两座固有的神主牌,几乎等于丢掉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
第一块神主牌是「道统」,这是国民党特有的意识形态、党国体制的上层建筑,可以从盘古女娲开始说起,说到孔孟儒教,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代代传承,核心思想是四维八德(所以以前学校穿堂都会挂礼义廉耻匾额),最后历史终结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具有非常独特的宇宙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威权时期,用来解释自身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的教条,但现在为了联共,只好放弃这些道统叙事。
但是主动放弃两蒋到台湾后发明的道统,对慈湖先人无法交代,所以国民党不断宣称是90年代后本土派进行「去中国化」,才导致人民数典忘祖、毫无廉耻。如同北一女国文教师区桂芝所保卫的四维八德12字真言;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立法委员陈玉珍,日前也到2025台北国际书展购买《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二书,原本想展现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却给人一种内在相当空洞的感觉。
失落的经济牌
国民党主打的第二块神主牌是「经济牌」,即是下层建筑的部分。国民党1949年败退来台湾之后,财政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中国带来的黄金很快就消耗大半,也为了增加外汇存底,不惜赔本外销台湾蔗糖(参考吴聪敏《台湾经济四百年》),纵使发行新台币「4万换一块」,还是无法解决恶性通膨问题,一直到美国援助之后,经济状况终于勉强稳定下来。
之后国民党就以美援为基础,剥削稻农所得(肥料换谷等政策)来维持社会安定,直到1960年代在美国协助下发展国际代工、出口导向,之后经济迅速起飞,台湾人从穿不起布鞋到家家户户起楼仔厝,战后婴儿潮世代(壮世代)充满了幸福感,也因此奠定了国民党的「经济神主牌」,认为经济成长都是蒋经国及其官僚体系的高瞻远瞩,甚至认为威权体制带来了安定与繁荣。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加上2005年联共策略后,国民党积极与中国经济挂勾,如马英九任内签订ECFA、服贸等政策。但硬是要跟中国经济合流,却差点掏空了台湾产业,最具体的案例,就是2015年经济部长杜紫军大力促成中国紫光集团并购联发科、台积电,但最终因蔡英文政府上任而告终,紫光集团也于2021年破产。对照美中贸易战之后的世界局势,民进党因亲美政策而获得发展高科技业的契机,国民党则因为亲中政策,失去主打了50多年的经济神主牌。
地方派系兵强马壮
弃守道统、放弃经济牌,国民党要如何选举、持续控制台湾社会?自马英九卸任以来,外省菁英集团的话语权逐渐消退,郝龙斌、洪秀柱相继步下历史舞台,具有「本土色彩」,能跟地方派系沟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朱立伦、江启臣、韩国瑜都有地方派系背景。而后党中央的兵权,就也慢慢落到地方派系手上。
过去两蒋时代建立起「恩庇侍从体系」;李登辉时代是以派系来克制派系(例如与张荣味合作来控制云林政坛);到马英九时代的菁英集团,至少还努力维持党中央的道德形象,与地方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到了朱立伦当党主席的时代,虽然还是有「牛鬼蛇神」之说,徐巧芯也曾称傅昆萁是国民党的病毒),但在形势改变下,也不得不向地头蛇低头。
之所以形成「强枝弱干」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政府透过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清算国民党党产,原本坐拥大约价值800亿的财产,经冻结或遭国家收回后,基层出现财务状况,例如2017年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解雇大量党工,却无力支付遣散费及退休金后,台南市境内许多党部都遭到拍卖等等现象。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国民党在台南市势力衰退,缺乏有力地方派系支持,所以日常运作经费才会困难。
而其他县市如有强大的地方派系支撑,例如彰化谢衣鳯家族,不但可以自备粮草,还能反过来提供政党奥援。彰化谢家在每个乡镇都布下桩脚,无数头人穿着谢家的背心,在各地跑白帖、做选服、泡茶穿梭。谢衣鳯所属的彰化第三选区,里面有十个乡镇,面积大约占彰化县的一半,大致上可以分成北斗、溪湖、二林三大生活圈。因此2023年民进党派溪州乡出身的吴音宁出马挑战谢衣鳯,但吴音宁资源短缺,无法在十乡镇部署人马——试算若一乡镇需要一名月薪3万的助理、三大生活圈各要一名月薪5万的服务处主任,每个月就需要45万的开销,若不算日常经营,以一年的选举期来计算,就需要540万的人事费(而且正式成为候选人之后才能收政治献金)这算是选举人事的低消——因此吴音宁在形象上虽然广受乡民欢迎,但因为没有资源、组织动员上处处受阻,与谢衣鳯情况完全相反。
也是在国民党党中央无力提供奥援的情况下,谢家在地方上的话语权比党主席大上许多,谢衣鳯的弟弟,彰化县议长谢典林选前公开力挺郭台铭,甚至在脸书宣布退出国民党,让侯友宜一度相当难堪。而在2020年大选上,谢衣鳯囊括51%的选票,韩国瑜却只有30%到40%的得票率,谢家的影响力显然大出韩国瑜许多(2024年因为有柯文哲因素,比较看不出差异)。
中共资源渗入地方
国民党党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派系低头的原因,就是与中国官方对接的单位,许多来自绵密的地方网路,例如宫庙、村里邻长、民间社团等等。在国民党并未取得中央执政权的情形下,很多党中央不方便公开进行的事情,地方派系可以大张旗鼓,用各种名义与中共交流。
例如最常被人讨论的宫庙问题,由于宫庙在传统民间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学者刘玉皙等人研究发现一间宫庙平均大约能影响925票,成为基层选举动员的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地方派系与宫庙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而因为《宗教团体法》尚未立法,宫庙财务无法实质监督管理,有可能成为暗藏地下金流的场所。另外,部分地方宫庙在选前,举办两岸交流的宗教活动,例如到福建参香等等,用低廉的价格吸引信徒与社区民众参加,达到实质统战的目的。
在此情形下,地方派系经常成为两岸的中间人。例如埔里马家的马文君疑似涉及泄漏潜舰机密、八炯在《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中,在统战官媒海峡导报办公室里,看见南投县长许淑华的贺联等等;花莲傅昆萁家族的角色更不在话下,2024年大选结束后,傅即率领多名国民党立委与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等人见面,回台湾后立即主导多项重大法案,如「花东三法」等,引起朝野强烈对立。
简而言之,地方派系的角色非常灵活,且具有高度的动员组织能力,因此成为中共统战的不二人选。而国民党在全面联共的策略,这些两岸中间人便掌握了高度的话语权,反过来主导了国民党的运作,党中央则如同遭到地方派系骑劫,沦为地方派系的行政办公室。
作者为台中人,现居台南。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肄,研究领域为台湾农民文学。曾参与《史明口述史》、《终战那一天》及《文协一百点》等历史书籍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