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星堆考古发掘，无论多么璀璨，勉強跟不在同一時空的汉文明接榫起來，不過是“华夏”强势话语之下的虛幻建构，而「当三星堆庄严神秘的青铜大立人与罗马大理石雕像『站』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則很可笑了；所謂「三星堆猜想」
，也是现代人的思古之幽情。其实，在三星堆的灿烂消失很久之后，华夏这块土地上，一直只有「汉化」、「华化」的史前霸道，其大端来自「钻石」先生，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学说，他有一句妙语：史前史的东亚中国，发生的是『蒸汽压路机式的「汉化」』，此意即汉文明翦灭了无数其他文明的可能性，所以即便蜀中真的出现本土文明「三星堆」，而非来自外域（如猜的西亚），它也只会早早儿被同期的汉文明碾成粉齑，此即文明有灭绝之危，然而华夏文明对她自己的孕育之地，未尝不是一种灾难，而解道在哪里？】
一、地球最后一滴水
喜马拉雅山是“生态源”，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的历史显示恰好相反。
《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说，在地球转型的地理纪录上，中国是冲撞最剧烈的地带。三千五百万年前启动的印度板块构造性撞击（tectonic crash）欧亚板块，隆起了喜玛拉雅山，中尼边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这个新的海拔高度，转换了气候形态，在北部形成沙漠，却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从高原冰河流出来的中国生命线长江黄河，徜徉东去，虽渐次低落，却依旧跌宕，江河流域孕育的沃壤，风调雨顺滋育的大地，使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之际，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谷物、驯养家禽的地方，其供养的人口终于成为世界之最。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八级，地震界的解释是来自印度板块的撞击，千万年尚未底定的一个地质运动。这个撞击在四川盆地的东缘龙门山断层，撕开了口子，而那里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深山密林的绵阳安县，就有五十万人，因而杀伤极其惨重。
两年前，二〇〇六年三峡大坝才竣工，紧接着当年四川盆地干旱酷热，夏天重庆忽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连续90多天的大旱灾，最高高温达44.5℃；二〇〇七年长江断流，川江水位创一九八二年有水位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下游的洞庭湖开始干涸；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南方又出现严重干旱。有研究认为，三峡大坝带来了“风阻效应”，使整个四川盆地风调雨顺的的雨水被大坝给生生截断，正所谓“截断巫山云雨”（毛泽东语）。也就是说，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蓦然竖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挡风墙，即高耸的大坝，它无端封住了以往由长江顺流而上的丰沛水气，导致了四川盆地当年的降雨急剧稀少。甚至有人也论证，三峡大坝诱发了二〇〇八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因为那里是地震活动带，不宜兴建大水库。
这么一块膏腴之地，其几千年的经济开发模式，后人反省，称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城了童山秃岭。
华夏文明由黄河、长江孕育，是所谓“河流文明”，她却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严重的“水危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一个贫水大国。有人算过一笔帐：黄河、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北方河流都出现断流，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此外，中国六百个城市中四百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首都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
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两个污染最严重的流域。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上，工厂密集，多到上千家，而中国竟然只采用欧美国家极轻微的“污染排放标准”，而且企业不必花钱治理污染，只需交纳轻微罚单。河流不堪重负。
此即中国人为其“经济起飞”所付出的代价。黄肖路说，一九七〇年她随父亲黄万里 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此序写于公元六七五年，离一九七〇年是一千三百年之遥，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个细节，彰显了“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中国网民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二、步玛雅崩溃的后尘吗？
戴蒙的两本环保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都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但是无人理睬他的崩溃“五点框架论”，而对中国来说，玛雅文明崩溃的前车之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仿佛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从文化舆图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谓的“生物圈”内）二十一种文明，其中有七个存活到今天，十四个已经灭绝，藏文明尚未计算在内，未知被他并入了“印度文明”（宗教）还是“中国文明”（地理）。其实汤因比早已说了“文明冲突”，何时成了杭廷顿的发明？汤氏极言各类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征服、殖民、奴役、掠夺），背后都是所谓“高级宗教”在做驱力，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晚期至二战烽火寂灭，已睨视环球无对手，却不料从俄罗斯冒出个“共产主义”来，定睛一看，它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东正教。
文明冲突唯有“优胜劣败”，是个老黄历了，汤因比大谈“自然法则”，又驳斥斯宾格勒的“命运说”，但是按照他的“挑战与应对”范式，弱势文明的灭绝，依旧是命里注定。 《文明在空间的接触》一章中，他逐一诠释近代西欧与东欧、远东、中东各文明的纵横捭阖，却对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几笔带过，定义为“应对困难局面不成功”。
在地球的另一端，以气候温良、丰饶膏腴绝不逊于东亚桑梓的美洲大陆，甚至未能发育出完整的谷物种植型的农业文明，就由于对资源的掠夺型开发而突然神秘地发生了文明崩溃。
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按照他首创的崩溃“五点框架论”(a five-point framework)，解释玛雅文明的消失，符合其中四点，即：一是森林砍伐和土地侵蚀，二是反复的干旱，三是战乱，四是糜费的政治性竞争，如建造纪念碑；第五种因素“贸易和贸易转让”，因该大陆的与世隔绝而不明显。
《国家地理》杂志提供了一个范例。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区，是无定居（漂流）方式，利于狩猎和采集，小族群并且社会结构简单。丛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猎为主，但茂盛的雨林环境也可发展农业，使其处于半定居状态。热带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给人错觉，似乎肥力无限，事实上热带雨林惊人的生命力只存在于昆虫、林木，以及没有根茎在土壤里的树林寄生菌类。尤其是在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土壤微乎其微，农业收成令人绝望，且仅能维持数年，所以丛林土著实行“移动耕种”，也叫“刀耕火种”。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迁移频繁，以休耕轮种，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土著社会“Tupi”，就以宗族和耕种作业分类组成社会，而不是以阶级，他们也没有帝国。
玛雅崩溃的机制尚未找到，在东方已经出现它的模拟形态，而且是一种制度导致的自毁模式。
在中国哪里仅仅是水污染？土地、空气都污染了，是整体、彻底的污染。农药、化肥、垃圾污染水体和农作物，食品安全超越治安，成为一个最广泛的社会恐慌。至于空气污染，近年来在华北和北京频繁出现的雾霾灾难，已是举世皆知。戴蒙还提到“沙尘暴”，说中国北方从公元三百年到一九五〇年间，平均每３１年遭受一次“沙尘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每２０个月出现一次；一九九〇年以后就几乎年年发生。老百姓深恶痛绝地称之为“北方的狼”，它每次光临，大面积刮走农田肥土，刮死种子和幼苗，打落瓜果，填埋农田、牧场、水渠、坎儿井。
鄱阳湖萎缩，根本原因是湖北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 ，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七百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这个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为一个“聚丛”（cluster）。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第二，它又是“超级工程”（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大陆“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帖子，题目很张狂，叫做“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其中几项巨型的包括：
南水北调工程——世界最大水利工程（5000亿元）
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5265亿以上）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项目（9000亿元）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万亿元）
农村“村村通”工程（ 1万亿元以上）
这个单子，反映了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就像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未曾有过的好大喜功，一种现代型的狂热和盲目。戴蒙在他的《崩溃》中，特劈第十二章“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描述中国的环境危机，其中也提到它的超级工程，如三峡大坝的“环境成本，则是水土保持和生态稳定压力增加。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其代价更为昂贵……可能造成污染扩散以及水资源失衡等问题”。
今天中国人对于生态危机，已然无奈，他们看不到解决这种危机的政治途径。民间只流传着一个故事：前毛泽东秘书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信谈“三峡”祸事，告诉他们，黄万里生前留下一句话：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 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推动兴建此坝的三个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即钱正英 、张光斗 、李鹏 。这是模仿杭州西湖岳坟里的秦侩等四人铁铸跪像，惩罚历史罪人的一种中国传统。
三、「失败国家」的第八个模板
此际习近平欲玩「第二次文革」，2020年五月中旬，许章润再发檄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对瘟疫中的崛起大国，有“狰狞国家”、“ 文明小国”、“苦难政治”等精到之论，恰在此时，有一本剖析国家或浴火重生，或一跌到底的著作问世，以芬兰、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洲和美国七个国家为模板，解析她们遭遇内忧、外患、渐进型隐忧三大类型危机之际，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其后果，寻找一国成败之应对通例。
《动荡：国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转型？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of Nations in Crisis），这本“政治学”著作，竟出自闻名于世的生物演化大师贾德•戴蒙，前文提到中国将他的警告置于脑后，他在《崩溃》（台湾译为《大崩坏》）一书中批判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
『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
这方面，无疑中国资源耗竭型的发展模式惊为奇观，又提供了“典范”，未知戴蒙不在这本新书里将中国列为第八个国家模板？
无疑，中国资源耗竭型的发展模式，又提供了一种“典范”：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沦为“失败国家”，史无前例，有一些叹为观止的数据：
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十六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
路透社说，中国三十九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远远政府制定的标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预测，如果碳排放不减，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将成为死亡区域，最迟2070年前不宜人类居住。燃烧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煤，灰尘带电，五十万年不会落地。
中国的大河总长约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其中百分之八十已不适合鱼类生存。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原有175种特有物种，一半以上找不到了。黄河的许多河段等于是死河，里头满是铬、镉以及其他来自炼油厂、造纸厂和化工厂的毒物，不仅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也不适合灌溉。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这是双重的“超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三代（约9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五代（约15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十代（约30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也就是说，一两百年内
，中国新生儿数量退回到五千年的水平；三百年后中国剩下不到400万人。中华民族衰退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
据说，中国可能起码有办法养活自己到21世纪中叶，但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加速转向工业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筑，中国也只能很惊险地与灾难擦身而过。这种极端的困境，使得中国格外脆弱。一场大洪水或大干旱，或作物病虫害，都可能让中国的经济体系崩溃，而中国的庞大人口，亦令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无力援救……。
中国的生态危机，根源在制度，其现代集权为祸尤烈。
四、文明灭绝史
“现代化”理论以成败论定文明，乃是达尔文“优胜劣败”在人文上的逻辑延伸。基本上，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也不过是把物种演化的思路，在气候、地理的“先天环境”预设下，把农业文明的“优胜劣败”再演绎一遍。所以，设若“现代化”的宿命乃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印第安人的灭绝根本是一个无解的命题。那么中国呢？为追赶“现代化”而把自己优渥的东亚桑梓淬砺成“世界工厂”，以消耗有限资源、毁灭生态去供养“全球化”，用来换取一个短促王朝的苟活。这是在人类文明经过工业化洗礼而悟出“环境意识”之后，让中国宿命地去步玛雅文明的后尘。那么发达的西方呢？这个维度，也折射出西方后现代“环境意识”的暧昧性，那是“以邻为壑”。至此“全球化”的实质才显露，原来G八是消费市场，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工厂。喜马拉雅两侧雪水滋养的膏腴之地，不出几十年就污秽不堪——转嫁环保代价给廉价劳力国度，取消了环保意识的先锋性和有效性：没有全球范围的环保，就不可能有任何一国的环保。
那个“超级工程”单子里，还有一项“西部大开发”，投资8500亿元以上。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开始面临劫难。
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色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一九九八年去过一次，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鲁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据称中国正计划在她那个著名的“大拐弯”处，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电站。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国会歇手吗？未来二十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兖州煤矿、六个大庆油田、八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四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二十个大亚湾核电站和四百个个大型火电站。
戴蒙的崩溃“五点框架论”，包括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就是因为她不幸与华夏毗邻，这个强邻的虎视眈眈，正是要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五、世界活到2050年只有一半机会
《纽约杂志》旗下的Intelligencer 去年五月刊登气候名记者戴维•华莱士•威尔斯跟戴蒙的一篇访谈，标题吓人，『戴蒙说2050年世界终结的几率49%』，他们还是从《崩溃》谈起，威尔斯问他的想法是否跟十五年前一样，戴蒙说：
『是。我的观点依旧，因为我在2005年看到的故事至今仍然如此，仍然有许多社区因环境破坏而自我毁灭。自从我写那本书以来，出现了更多案件。已有关于圣路易斯郊外卡霍基亚（Cahokia）环境崩溃的研究,那是北美人口最多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我写《崩溃》一书时还不知道为什么卡奥基亚崩溃了，但后来我们得知，密西西比河上的气候变化和洪水在破坏卡奥基亚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所以那本书所言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今天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往的社会毁灭了自己。过去十四年并未纠正社会毁灭自己。
今天，我们面临的危机，不是人类社群一个接一个地崩溃，而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我们面临整个世界的崩溃。
问：您认为有多大几率？整个文明网络会崩溃吗？
答：我估计，到2050年左右，世界将崩溃的可能性约为49％。到那时我会死了，但我的孩子会怎样？到2050年，他63岁，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按照目前的速度，复杂社会对资源的管理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各地的渔业，大多数渔业的管理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越来越枯竭。在世界各地的农场中，大多数农场的管理方式都不可持续。世界各地的土壤、表土，世界各地的淡水管理不可持续。根据这些情形，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我们可以将目前不可持续的资源继续使用几十年，到2050年左右，我们将无法再继续使用它。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们要么已经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要么为时已晚。 』
六、云游四海的和尚
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颇智慧。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由此观之，华夏文明欲救环境毁灭的灾难，恐怕需要从西藏再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或者，就像近代亡国危机时，从西方引进德赛两先生。
然而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却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贪嗔痴”，其片面追求ＧＤＰ已直接危及民生，引起社会普遍的恐惧，于是环保又超出伦理范畴，变成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国所为者，含有两个层次的破坏：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东亚桑梓的生态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从“现代化”命题看西藏，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闭关锁国、师夷长技等中国人的玩意儿，在他们仿佛都是经历的，救亡无疑，启蒙就未必了，他们必须坚守藏传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标准都无法衡度这个文明。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是一个相当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敌环视下也两度流亡，并尝试种种改革，皆功败垂成，他临终预言：西藏将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家园、寺庙乃至达赖、班禅制度，将遭摧毁，湮没无闻……。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虽然达赖喇嘛当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预见日后的情势，他特别声明“我可没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页）。他只是听从了神谕。
无数僧人跟随达赖喇嘛离开高原，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他把筑路营里干活的僧侣们都找回来，住进喇嘛修道所营房，诵经、辩经，用石墨写经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区已有二百余座寺院。 （见朱瑞《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这些史实证明，藏传佛教跟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才得以绝处逢生。留在西藏则是任人宰割，史实也是确凿的，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有一句“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对此可说罄竹难书。 （见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出版社，1999年初版）
从闭塞的世界屋脊，跃入五洲四洋，那年达赖喇嘛不过二十六岁。 1973年他首度游访西欧北欧十一国，并到梵蒂冈拜访教宗；1987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山庄发表《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又在法国发表“斯特拉斯堡演说”；1989年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不久，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这么一个简单的排列，就显示出在汉藏两侧，一边是暴力和堕落，另一边则是达赖喇嘛和平善意与国际声望的攀升。神谕指引了他一条路，但修成正果还要靠他自己。他实在有太好的修炼。
他哪里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当代一大哲人。这个世界刚刚爬出冷战泥淖，就一头撞上“文明终结”，误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销声匿迹，这当口，从雪域翩然而至一个和尚，用一口破英语说出来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动，仿佛天外来音。即便是为拯救他苦难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从佛家讲出一套“宇宙责任心”来，没有博爱、谅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对大自然和动物的怜悯，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传佛教要灭绝，这个世界和其他文明也会一一灭绝的。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过三十年，达赖喇嘛在西方成为具有“奇里斯玛”特征（charisma）的世界精神领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艺界巨星、商业巨子等等都诚服于他的魅力之下。
喜马拉雅也是一个“价值源”，尤其南麓的恒河流域，乃是人类的价值发源地之一，孕育释迦摩尼的佛教在先，又孕育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于后，为人类贡献了一种现代普世价值。这个价值源头，犹如雪山化泉灌河，又在西藏和华夏分别养育出她的传人。
现代社会侵入世界屋脊，几将藏民族逼成“灭绝文明”，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达赖喇嘛，率领藏民族走出高原隔绝，将藏传佛教散布世界，普济全球，他也从一个“手持白莲的观音”，变成世界精神领袖；而汉人刘晓波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异见知识分子，却在华夏社会被一场大屠杀浸淫于暴戾之气几十年中，依然有勇气承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们两人作为「诺贝尔和平桂冠者」，都对纠正现代社会的偏失，建下垂世之功。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