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二〇一一年后，我从「寂寞」返回人世，也在欧洲、南亚、台北、北美飞来飞去，「基辅烽火连天」曾是记忆中的一团火，竟也连带着一段幽暗的私人轨迹，于是「乌克兰」跟我有点「牵肠挂肚」，怎奈我辈年轻时也被「民族主义」灌输了诸如「反侵略」「保家卫国」之类的观念，自然同情俄罗斯大草原以西那块原野的命运，离群索居中偶然转头，忽见外面世界图景，也是血与火、东方与西方、历史与思潮、悲切与宿命的另一种荒凉；前贴我说：坊间皆言川普「联俄制中」，然而中俄之间的猫腻儿也不是川普一手能拆掉的，普川之际、川习之际、普习之间，谁玩谁都难说，至少「新中国」当代史昭示的教训是「中国的威胁仍在北方」，而中共「面向太平洋」的前提是「北方安全」，中俄因地缘政治而结盟只能是投机性的。 】

这次俄乌危机，在中文话语中激出「乌克兰—台湾」想像，由于几个同类项：

1、中俄皆集权制度寡头政治；
2、乌台皆为摆脱大一统的自由政体；
3、普习皆为心智缺陷之徒。

第3项失控，则演成灾难的机率多高？乌克兰正在成为一场活剧。

还有第4项，即美国和欧盟一开始都选择「站干岸」；

嗣后因乌克兰顶住第一波，才出台军援声援戏码，这可称为第5项，日后或为惯例，专门对付以强欺弱的霸权。

其实还有第6项：核恐吓，为冷战后首见。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恐怕是第7项：共产党制度所谓「改革」成疑，俄罗斯去掉共产党，依然是地球一大祸害，中共「六四」屠杀后放弃政治改革，到习近平彻底倒退，离俄罗斯几步之遥？

第8项，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全球安全机制无人担当，诱发狂人、战争贩子的机率大增，这个世界安宁成过去式。

我再添一个第9项，中俄曾是宿敌，有领土、霸权等历史纷争，北方威胁随时还会浮想，因为「大俄罗斯主义」，所以中国人即使改了自己的制度，俄罗斯制度不改或假改，仍无安宁。

历史如此昭示。

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领军队征西，平定金积堡的回民叛乱，包括后来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贷款。胡就是最早的买办，向西方借银子解决西部的问题。中国当时是有内陆的麻烦，有内陆的压力，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这种态势，四九乃至文革后，仍然没有改变。

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中国的政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个方针指导之下，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是认为东亚地区是二十一世纪将有高度发展的地区，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在东亚崛起。有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都是认为东亚经济要喷薄。中国认为，自己在东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与东亚的良好关系，就能赢得改革开放以后、二十世纪结束之际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当时还谈论到了“太平洋世纪”中的中、美、苏、日的关系。

到了1993年，邓小平忽然又有一句话出来：“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

后来有人写文章论证这句话，认为，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的威胁了，我们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苏联垮掉之前，虽然与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着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毛泽东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湾，结果被台湾方面消灭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么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着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也不想有什么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

中国出现了很多说法﹕要“走向大洋练兵”，想有远洋海军，也想去买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没有卖给他。航空母舰，中国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烦得多。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务。于是中国认为，亚太出现真空，中国要填补这个真空。这种想法就与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指导方针下，认为在东亚“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有利，在二十世纪末赢得发展的大好时机，等等这些想法是完全冲突的——中国要去当东亚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胁没有了。因此出现了“台海危机”、认为美国有一个“围堵的战略”，都是从这里来的。

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即俄国的变化中国难以确定。那里有了大选，共产党差一点上台，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如果“大俄罗斯主义”上了台，中国大概就没有办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胁重新出现，就得想办法再来对付了。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