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i Matters 20250223  转自：新世纪

儿时在乡间的生活悠闲而快活。绿油油的田野，清清河水流淌、我和兄弟姊妹常常走到屋前的小河，时而捉鱼时而玩水，但安宁的背后，却是个国难日深的日子。一九三一年，我岀生那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件；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军队占领香港，母亲和保姆兰姐领着我们、一行九人在饥饿和刺刀威胁下离开香港，回到广东开平故乡避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香港，踏足中国。

这趟回乡的路程相当艰苦，父亲为了赚钱养我们，被迫留港。母亲背着娟女，兰姐背卫干，家姐背婵女，明哥、我和阿强互相照应下走路回乡。以今日的交通计算，坐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当时却要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农暦年廿三起程，本想赶回乡下过年。那日从西环坐朋友的机动帆船（俗称「电扒」）去唐家湾（在今珠海），中途遇上大浪，刮大风又下大雨，非常狼狈。泊岸后，当地人十分善良，收留我们睡地板过了一夜。翌晨，天气已明显转冷，同时下着微微雨，我们一行人小孩多，无法起程，等了数天，天气还没有好转，实在不想打扰人家过年。幸好，母亲记三婶的娘家就在石岐，步行两日即可抵达；途经南塱时，明哥想起这里是初三班主任许桂生老师的故乡，按址找到了他，却因其家地方太小，无法收留我们过夜，但亦慷慨地煮了大盘番薯让我们果腹。露宿一晚后，翌日再步行至石岐，走了不久，大家都非常疲累，我和明哥要背行李，不到十岁的阿强实在累得不能再走，犹幸遇到一位好心的同乡，他用单车把阿强载走、相约在石岐等候；年三十晚终于抵达石岐，接过阿强后便暂住三婶家，在当地过年。当时日军已经占领石岐，设有不少岗哨，中国人路过时必须急急行礼，动作稍为慢点，就会挨上拳脚，这些日军甚至施展柔道，把他们像摧生鱼般凌空摔在地上。我们沿途尽见日军之残暴，也见到路边堆满冻死、饿死的同胞，我年纪虽小，但已有愤慨之情。

过了两天，我们吿别三婶，准备登船回乡。临行前，明哥带我去购置干粮。甫走出店子，被几个人抢去一包大饼，打劫的人并没有立刻走开，干脆站在原处狼吞虎咽，吓得我们口瞪目呆。记得那时我们家人带着铁镬走难，人家还说意头不好，或许就应在这桩事上吧。

我们由石岐坐船到江门，转船去三埠，再由三埠返到乡下赤坎时，已经是年初七，从香港逃难的这段路程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回到东华里向东村的祖屋，母亲便病倒了。她经常肚痛大作，除请医师治理外，有迷信的乡民，教我们用吸盘吸母亲的肚子减轻痛楚。这俱为诬诞之言，毫无科学根据。母亲的病一直没有好转。

当时，父亲独自留香港工作，并察看局势，吩咐我们继续住在乡下。父亲曾在乡下读过两年书、到香港后学师修整机器，复升大偈一职。后来他还搞些小生意，把旧汽车的机器拆下来，装在「电趴」中出售。父亲为人甚讲义气，有一班好兄弟跟着他，例如安叔、吴坤等，后来都成为父亲的伙计。

母亲的病况急转直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与世长辞，才三十八岁，据说是死于子宫颈癌。按照俗例，母亲弥留时女儿不能陪伴在侧、爸爸吩咐明哥陪着母亲，还在她跟前念《金刚经》。母亲下葬时，我们依照乡例，边跪边送，家姐伤心过度、喊着不肯跪、说母亲还没有死去，娟女那时刚好弄伤膝盖，膝痛令她每跪一步都喊得特别凄厉，我们兄弟也哭如泪人。那时乡下适逢疫症，霍乱横行、死了很多人；加上战乱，饿殍遍野。不少乡人只能吃番薯叶充饥，或将一些木瓜树锯下来，吃里面嫩的部分。木瓜树通心，愈近中心愈嫩，易于咽食。种种情景，于今忆起，仍觉悲凉。

母亲过身后一年，父亲续弦，祖母托媒人替他找填房。家姐大表反对，父亲劝她说，弟妹要有人照顾，家姐则反驳说：「你需要一个老婆，我不需要一个阿妈，我愿意终身不嫁，照顾弟妹。」最终，还是拗不过父亲，他娶了张雅嫦做我们的继母，我们唤她阿婶，她与家姐年纪相若，但家姐对她十分冷淡。

即使是走难期间，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仍是十分重视。在乡下赤坎，明哥插班读初三，考试科科一百分；家姐在校内是风头趸，既是话剧第一女主角，也是篮球校队成员，动静皆宜；我和阿强入读小学。明哥初中毕业后升读越秀中学高一，我小学毕业后则在开平县立中学升初一。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向故乡进攻、占领了三埠后稍歇。七月，我们一家避走赤水，贝距三十多里的赤坎，到九月时已坚壁清野，实施戒严，俨如死镇。父亲因病，需就近向一位不肯撤离的医生求诊，便留在镇内。我随学校到塘口墟暂避，那是母亲的娘家。那时我念初中第三年，家姐带着我，跟数名同学合租一间屋，住了差不多一年。每逢周末，我便步行二十多里路，冋赤坎探望父亲，歇宿一宵后，翌日才返回学校，顺道带走一星期的食粮、诸如米、豆豉、柚皮等等。

过去，父亲鲜有谈及往事，但那年大抵因为镇里那股萧索气氛使然，父亲在多个周末晩上，每每在孤灯下、病榻侧，断断续续忆述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虽然父亲没有诉说祖父不生性，但从他的言谈间，我总觉得祖父活脱脱就是乡人所讥的二流子。当时只得十二岁的父亲孤身来港谋生，还要接济家乡众口。我隐约知道，父亲在一九二二年曾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来便回乡娶了母亲。母亲是文盲，她的哥哥是马来亚华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了联络；她妹夫是美国华侨，在三藩市唐人街磨豆腐、发豆芽，得享天年。一九二五年，省港又发生大罢工，父亲响应回乡；一年多后，罢工结束，他便带同母亲来港生活。

一九四五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日军暴行未止，父亲担心我们安危，决意安排我们分批回港，年纪较小的阿强跟着赤水的超叔去澳门、明哥和家姐则自行赴澳门二叔处暂避。父観、我和其他弟妹暂留乡下。到抗日胜利，父亲和明哥分别从乡下和澳门返港会合。我记得他们说，返港之时，香港仍是军政府年代，英申未完金接管，街上人很少：只有三轮车、十分萧条。当时，战败的日军仍未撤退，我们亲眼目睹他们被俘虏、当扫街工作、在马路旁挖臭泥、途人为了泄心头恨、不时向他们掷石块。到此穷途末路，他们也只有把头垂得低低的。

战时，我肄业于乡间的开平县立中学，位于族人聚居的赤坎，所以姓司彼的同学为数不少，单名者很易同姓同名，连我在内，班里就有四个「司徒华」，其中一位是女同学。班任为避免四人的习作、试卷、成绩等混淆，便要大家改名字、分别选了「桦、骅、铧、哗」四字，老师尤把「桦」分给那女同学，其余的三个字，由三个男的抽签。

我抽得「骅」字，很是高兴；抽得「哗」字的，十分懊丧，常被同学取笑。他很不服气，翻了字典，查出「晔」和「烨」两字，要求老「哗」字，改为「晔」或「烨」，但老师并不接受，反斥责一番说：「晔」或「烨」两字的读音是「业」，不是「华」，不能改。这老师未免霸道、其实「哗」读「娃」，属阴平，与属阳平的「华」，也不同音。从此，我们四人在习作和试卷上，名字都要写有偏旁的「华」字、以免掉乱；至于点名时则更有趣，不是叫司徒华，而是「司徒木华」、「司徒马华」⋯⋯ 到后来因为毕业证书附有照片，不会弄错，大家又回复「司徒华」的本名了。

开平县立中学的校歌，事隔数十年，我还记得歌词：「百足山志、白云悠悠」。因为学校与百足山遥遥对望，而「潭江源远，赤水归舟」，讲的都是家乡沿途风景。这一段学校生活，最难忘的是义务劳动。学校分配给每班一小块土地种瓜、豆和蔬菜。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播种、浇水、施肥、去草、除虫。瓜、豆，蔬菜长成后，摘下来在午膳时加菜，大家都吃得特别甘甜。冬天，全校总动员，绕着校园挖一条小运河；到了春天，校园面对的潭江的江水涨了，就把江水引进小运河来。这样不但加强了保安，为所种的瓜、豆、蔬菜浇水，也缩短挑水灌溉的路程。

日军占领期间，我们曾经数度迁校，才可以继续上课。那时，我亲历日军及伪军下乡抢掠，所以每日清早，我们就要带着干粮，走上山暂避，直到天黑，才敢下山。每次回到家中，所有东西都被翻乱，食器用具统统打烂，甚至有缺德者在饭锅上留下粪便。

离赤坎大概两、三里路程，有一座碉楼，即今日开平的南楼，扼守潭江水陆要塞，那时候，乡民自发组成自卫队轮流守护，监察日军的快艇。每当日军来到，便听到打锣声响，提醒老弱妇孺走避、至于坚守碉楼的卫士，则用土炮跟日军对抗。有一晩，我们听到日军和自卫队激战，炮声连绵，但乡民武器始终有限，敌众我寡，被日军在其他地方登陆及包围，以催泪弹连番进袭，并攻入碉楼，将七个卫士杀死，最惨无人道的是将他们生劏，一个一个挂在树上，警吿我们不要抗日。现在南楼的七烈士祠，就是为纪念他们这段义行而建的。

这些耳闻目睹的抗战事迹、给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国家富强，不会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异族欺压、点点的民族爱国思想、由此生起。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我回到香港，才十四岁的少年，已留心报章的时局消息。诸如重庆谈判、国共内战等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以为中国从此富强，人民会得到幸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民族陷入一场又一场更大的灾难。这一切一切，令我有更深的反省和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