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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的鸟笼：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主义
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作者： 雷雅雯
译者： 李宗义, 许雅淑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02/05

内容简介
从农民工、平台骑手到科技精英，窥见低端与高端的希望、幻灭和挣扎。
中国又是如何大展律法及体制的笼，淘汰过时的旧鸟，监管扩张的新鸟？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渐从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转向以数位科技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进程。有些人将中国的后改革时期与美国的镀金时代来相提并论；本书则认为前者更像是一只镀金的鸟笼，中国政府与科技资本正使得社会不平等逐日加剧，并制造新形式的社会排斥。在这些矛盾之中，中国的鸟笼经济演变为一种高度控制的体系，部分群体被排除在成长与繁荣的机会之外，没有人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感。

作者描绘这种科技发展体制的轮廓及其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透过针对低端与高端人口，以及从传统制造业、外送平台到科技公司之间的深入访谈及亲身观察，讲述那些因中国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和科技主导地位而改变生活的人及其背后的故事。

作者简介
雷雅雯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亦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威瑟海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成员。曾任哈佛学会（Society of Fellows）青年研究员。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着有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等书。研究成果发表于顶尖社会学期刊，并多次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法律与社会学会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多项奖项，彰显其在社会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图表目次

第一章 导论
金玉其外
对科技发展体制的探究
镀金的鸟笼
本书章节概述
方法论说明
第二章 从劳动力到土地和技术
劳动力驱动的发展
土地驱动的发展
科技发展主义
国家统治技术的科学化
结语
第三章 转向科技驱动的发展模式
鸟笼经济科学化
激化的争议
巩固科技发展体制
科技驱动发展下的工具性体系
台湾和南韩转向科技驱动型的发展
结语
第四章 过时的资本和劳动力
淘汰过时者
大力整顿
苦苦挣扎的企业
工人
结语
第五章 机器人化
中国的机器人之梦
电子制造领域的机器人化
地方科技发展型国家
制造商：机器人之梦的愿景与现实
工人：进步、焦虑和冷漠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爬上社会流动的阶梯
虽毒却抗拒不了的新鸟
结语
第六章 大型科技企业的崛起
支持和宽容的政府
政府与科技巨头的合作
跨越边界的新鸟
新鸟的力量
与南韩、台湾、美国的比较
结语
第七章 从工厂到平台
成长中的送餐平台
平台骑手
控制和管理的平台架构
从梦想到不满和幻灭
矛盾的感受
结语
第八章 编码精英
软体工程师及其社会再生产的困难
劳动力市场
劳动控制和管理，以及加班文化
阶级出身与劳资关系
政府、国家与发展
「不是我们的错」
结语
第九章 重塑科技国家资本主义
触动包容审慎的红线
监管整顿行动
政府重塑鸟笼
培育下一代新鸟
结语
第十章 结论
「镀金的鸟笼」中的秩序与矛盾
科技发展体制的比较
再探相关文献
镀金鸟笼的未来

方法论附录
引用书目
索引

中文版序（摘录）

科技、社会、权力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早在1960至1970年代，随着工业社会逐渐转型为后工业社会，社会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转型对社会结构及不同群体的影响。 1973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的「设计」将会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赛局」，这种赛局以资讯、数据、计算、演算法和程式设计等智慧技术为基础，并与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共存。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对人类的控制力量将会增强，但他对科技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强调科技将促进社会进步，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从中受益，他坚信这种进步还将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贝尔在退休前曾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也在哈佛任教，借此地利之便，曾经好奇地在学校图书馆的档案室翻阅贝尔未发表的文件，试图进一步了解他对科技的乐观态度。在他的手记中，我看到他对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所持的批评态度，因为贝尔不接受这些学者对科技的批判立场。然而，1990年代后期，贝尔在反思自己在1960至1970年代对未来的预测时，承认他忽略了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会产生一群被遗忘和淘汰的人群。

对科技的反思也出现在近年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中。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提醒，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科技公司看似免费的服务，这些服务却建立在对我们各种数据的搜集之上。科技公司利用这些数据发展许多可以预测及影响我们各种行为的模型，从网路购物到投票。当技术进步以数据监控为核心时，科技不再仅是提供便利的工具，而是成为削弱个人自由、隐私和自主性的机制。

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赛门．强森（Simon Johnson）在《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中强调，科技进步往往巩固了少数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历史上，科技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红利分配并不平等，通常集中于少数掌控资源的群体手中。他们指出，不同社会的制度、对科技的认知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各不相同，而这些差异会影响科技所带来的利益和挑战在社会中的分配。确实，每个社会可能拥有不同的科技发展文化和制度。

《镀金的鸟笼》正是在这些理论背景下展开，并以中国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作为一个案例。我从2011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到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以「世界工厂」著称的国家快速转向高科技发展，迅速成为数位经济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路公司，只有美国的数位经济和科技公司能与之相比。 2013年以后，尽管中国的政治管控日益严格，公共领域逐渐缩小，但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欣欣向荣，科技高速发展，中国毫无疑问地崛起成为科技强国。我在中国研究时，朋友及受访者经常自豪地向我提起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网购、行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科技确实让生活变得极为便利，象征着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随着研究的开展，我发现这个表面光鲜的「科技奇迹」背后，还有一个复杂的故事。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工具理性逐渐成为支配发展的至高原则，这个故事牵涉到中国鸟笼经济的转型。鸟笼经济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用来描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旨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维持国家的经济控制。鸟笼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应该释放经济活力，就像让「鸟」在笼子里自由飞翔一样，但要确保这只「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活动，避免飞出「笼子」而失控。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政府对「鸟」的种类并没有太多区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然而，为了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特别是沿海省份的土地稀缺问题，地方政府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腾笼换鸟」的策略，积极推动淘汰落后过时的「旧鸟」，以便引入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新鸟」。

在鸟笼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依赖技术工具来解决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许多官员对科技抱有崇高的信仰，尽管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技术本身及其限制。他们认为，量化指标、数据科学、大数据、平台系统等各种技术可以帮助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协调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化，遴选出优质的「新鸟」，并透过法律手段惩罚市场中落后的「旧鸟」。因此，政府极力透过技术手段来科学化引导和管理鸟笼经济。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基层地方官员、企业主、经理人和各类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围绕这些技术和法律工具展开，试图在贝尔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赛局」中争取最佳结果，甚至钻这些技术规则的漏洞，导致许多数据和指标失真。然而，多数人对于这个「鸟笼」的工具设计缺乏控制，也难以提出改进建议。那些被体系评估为「旧鸟」而遭受惩罚的企业和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救济途径。更令人不安的是，技术和法律工具的标准和规则可能随时变动，难以预测。许多传统产业的企业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和污名化，被视为低价值的劳动者，不仅地位低于工厂引进的机器人（机器人甚至受到推崇！），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受到影响。在科学化的鸟笼经济中，这些被认为落后和过时的劳动者和企业，几乎被视为不值得享有资源。

除了政府之外，大型网路科技公司也是科学化鸟笼经济中「鸟笼」的建构者。从金融危机过后到2020年政府决定打压这些公司之前，这些科技公司一直是政府眼中珍贵的「新鸟」。与其他「鸟」相比，政府给予它们高度的自由，允许它们自由发展。与政府类似，这些公司也是技术工具的爱好者。正如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所描述的美国科技公司，中国的大型网路科技公司也在建造自己的王国。我们可以想像它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鸟笼」中打造数位经济的「鸟笼」，利用大数据、演算法、云端计算和契约条款等技术和法律工具来规范数位经济中的消费者、劳动者和其他参与者。由于政府对它们的监管相对宽松，这些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能够在其构建的「鸟笼」王国中影响数以万计的人，例如，那些被困在演算法中的外卖骑手，以及因996工时而过劳的网路精英从业人员。在我的访谈中，少数网路精英开始反思个人和家庭在这种「科技奇迹」与国家快速发展中所付出的牺牲，并质疑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

但这些大型网路科技公司没有预料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被政府严惩的「鸟」。虽然它们拥有技术、资源和权力，依然是国家的笼中鸟。在鸟笼经济的转型中，政府并未预见科技公司作为「新鸟」竟然在短时间内拥有足以威胁政府和国家的能力，因此政府开始建造更坚固的「鸟笼」，以避免失去对这些「新鸟」的控制。

总结来说，《镀金的鸟笼》揭示了中国在科技驱动型发展光环下所掩盖的矛盾：一方面是炫目的数位创新与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和法律工具构建的「鸟笼」中，我看到了表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政府与资本的矛盾、政府对部分公民的不平等对待，以及科技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沈恩（Amartya Sen）认为，发展与人类福祉应以公共论证为基础。然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选择最有效方法的思维方式—不断扩张，而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哈伯玛斯所提出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透过讨论和相互理解来达成共识的理性思维，则在日益紧缩的政治环境和萎缩的公共领域中逐渐消失。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被工具理性支配，缺乏反思对技术崇拜的机会，也无法检讨技术及法律工具的负面影响。人本关怀被埋没在冷漠的数据、指标、演算法以及不确定且难以救济的法律制度之下。在这些矛盾之中，中国的鸟笼经济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控制的体系，部分群体被排除在成长与繁荣的机会之外，而在这个「鸟笼」中，没有人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韦伯所描述的「铁笼」（iron cage）。

《镀金的鸟笼》虽然聚焦于中国，但类似的挑战也在全球各地发生。随着科技日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个社会都需要反思其技术发展的方向，重新审视科技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追求效率和增长的同时，确保人本关怀和社会正义不被忽视，是每个社会都应谨慎考量的问题。我们应该警惕工具理性是否在无意间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指导原则，并确保技术进步真正造福广大民众，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权力集团的利益。本书希望能为理解这些全球性的议题有些许贡献，引发更多人对科技发展与社会价值之间平衡的深思。

第一章 导论（摘录）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柯林顿展开前瞻性的访华之旅。此行距他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中美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仅两年时间。柯林顿竭尽心力强化美中关系，试图帮助美国公司在中国销售及分销由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而无须被迫把生产迁到中国、透过中国政府销售或把有价值的技术移转」。此外，他也希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绝对要齐头并进」。

柯林顿1998年的访华之旅受到美国内部铺天盖地的批评，因为这次访问终结了美国总统在中国政府镇压六四天安门后，长达九年不访华的纪录。不过，柯林顿为中国的未来喝采，并想利用此次访问开创未来经济交往的条件。 1998年6月30日，柯林顿在希拉蕊的陪同下，召集几位「重要的变革者」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主题为「构筑21世纪中国」（Shaping China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圆桌座谈。这些变革者包括法学教授、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小说创作者、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主教，以及一家网路公司的执行长。

在圆桌会议上，科技成为柯林顿和座谈参与者共同感兴趣的突出话题。有位与会者认为中国需要科技来支撑经济的永续发展，并问到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机会。柯林顿指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成长，美国也竭力促进技术转移并处理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此次访问恰逢美国网路热潮，他对于网际网路在中国发展和传播尤感兴奋。当与会的网路企业家问到中美企业之间的交流机会，柯林顿说到由于网路产业是美国经济成长最快速的领域之一，中美企业在网路部门会有丰富的交流机会。谈及中国地方政府在扩大教育管道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柯林顿分享他对中国未来的愿景：

我认为我们将会在中国看到──我相信技术革命将会带来──你们经济成长可以跨越旧欧洲或许还有美国一整个世代的经济经验，你们基本上同时创造一个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因此，比起美国，你们必须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基本上，柯林顿预言中国的工业与后工业的同时发展是由于技术变革与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飞跃。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读到柯林顿总统在上海提到后工业社会的新闻充满惊喜。自1960年代起，贝尔就如先知般地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作为一种「推测性建构」（speculative construct），在此基础上「测量几十年的社会学现实……确定影响社会变革的作用因素」。贝尔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未来都深感兴趣，发展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作为引导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框架。 1976年，他将中国归为前工业化的集体主义社会。 1998年，看到柯林顿对中国后工业化发展的评论后，贝尔致电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询问柯林顿的讲稿是由谁撰写。当电话的另一头告知总统的评论属即兴发表，贝尔很高兴看到自己的观点传播得如此之广，影响力如此之大。

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贝尔列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他预测后工业社会将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专业技术阶级崛起；科技重新成为创新、经济增长和政策制定的来源；国家规划与控制技术增长；在决策过程中，智慧技术或演算法将取代直觉判断。 6因为贝尔比很多科学家更早聚焦于经济、社会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他的著作大大影响了资讯、知识和网络社会的学术研究。

贝尔预言后工业社会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主要特征。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一种社会将完全取代前一种社会：「后工业社会……不会取代工业社会，正如工业社会并未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新的发展有如叠层石（palimpsests），覆盖在之前的地层之上，抹去了一些特征，同时加深整个社会的纹理。」

虽然学者和评论者在引用贝尔的著作时，往往偏好以服务业来定义后工业社会，但贝尔明确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新颖和核心特征是科学、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生成（mutually generative relationship），以及「基于科技的工具性权力的增强，包括对自然的掌控力量，甚至对人类的掌控力量」。贝尔认为工业社会的「设计」是「对抗人造自然（fabricated nature）的竞赛」，集中在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并利用能源将自然环境转化为技术环境；相较之下，后工业社会的「设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赛局」，在这场赛局中，智慧技术建立在资讯、资料、计算、演算法和编码之上，与机器技术一同崛起。随着智慧技术的崛起，决策者会更加面向未来，注重预测和规划，而不是临时的（ad hoc）调适和实验。贝尔预测智慧技术将在后工业社会中扮演要角，并与通讯系统共同构建和促进一种崭新且以数位为媒介的全球经济。尽管贝尔的研究现在基本上已遭到美国的社会学界遗忘，并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但我认为他在1960至1970年代间就已预见在后工业社会中，基于科技的工具性权力的增强，有着深邃的眼光及洞见。

基本上，柯林顿和贝尔预言的未来已在中国实现。当然，柯林顿关于中国未来的一些说法都已经证实有误。而且，他利用中国重振美国资本主义的战略给美国埋下后患。但是，柯林顿认为中国将同时实现工业发展和后工业发展显示出他的远见，尽管这两种发展形式的实际速度有别。事实上，柯林顿的预测与发展研究学者提出的「压缩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概念不谋而合。这个观点认为，后发展国家能够透过学习和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并获得先发国家的投资与授权，从而实现比先发国家更快速的经济增长。此外，当今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同时经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发展研究学者进一步主张，由于发展的地缘政治、制度、技术与意识形态背景会随时间改变，发展出现在哪个历史阶段相当重要。据这些学者的观点，他们所谓的「压缩发展时期」始于1990年前后，当时资讯和通讯技术（ICT）兴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速。他们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当成极端的个案，说明「压缩发展时期」的压缩发展还有跨越历史阶段的「赶超」。

如同日本、南韩和台湾等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中国的国家角色在引导经济发展上非常关键。然而，南韩和台湾在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所说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时期开始发展，中国的压缩发展则是在第五次技术革命（即资讯和电信时代），始于全球化程度更高的时代。中国从早期的开发者（包括但不限于东亚邻国）获得很大的好处，也从加速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跨国流动的国际机构，特别是多边贸易协定获益。尽管经历1989年的政治动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承诺把经济改革推行到底之后，外国直接投资（FDI）迅速飙升，推动劳力密集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快速成长。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境外的新闻媒体把中国描绘成一座即将形成的「世界工厂」。从二十一世纪刚开始到2010年代初，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稳步上升，并在2012年达到顶峰，但2012年后趋势逆转。

1980年代也见证中国资讯技术（IT）相关产业的兴起。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在北京中关村创办IT公司，国务院于1998年批准在中关村设立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一带立即成为中国创新重镇，许多科技公司的总部也纷纷设立于此。事实证明，柯林顿对中国网际网路行业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的判断正确。 1998年柯林顿访华时，正是新浪、腾讯、网易、京东、百度、阿里巴巴等众多网际网路公司成立的风口。 2008年金融危机后标志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更加努力，试着减少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等制造业的依赖，转往以科技导向的社会经济发展（S&T-orient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以下称「科技驱动型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内消费与国际贸易一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部分的努力是中国政府刻意且成功将网际网路行业培育成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2008年后，中国在美国的网路公司迎来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热潮，还有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崛起。截至2022年6月，全球前十大网路公司有五家来自中国，另外五家则是美国企业。 2021年，中国数位经济总值达6.72兆美元，占中国GDP的39.8%。中国与美国无疑是数位资本主义的两个超级强权。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现在是否算是后工业社会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同意现在的中国已经具备贝尔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中国的科技驱动型发展也同时是后工业转型的过程。

虽然中国是后发展国家，政治上也还是威权政体，但它已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今已是一种振奋人心的模式。政治学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将中国的后改革时期与美国的镀金时代作类比。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甚至进一步宣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很讽刺地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效率远胜于自由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管理者」。他也认为，资本主义与西方秩序的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威权主义政治与社会的混合，例如中国与新加坡。社会心理学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评论家和学者对于市场民主的动荡感到失望，现在冀望能效仿中国。另外，开发中国家的领导人也渴望中国由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经验。比方说2022年，南非洲六国执政党资助、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领导学院」（Mwalimu Julius Nyerere Leadership School）在坦桑尼亚（Tanzania）举行开学典礼。六国执政党的领袖参加典礼时，对于有机会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表示兴奋──他们希望这将促进「非洲的发展和振兴」。由于中国现今的全球影响力，了解中国的科技驱动型发展不仅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还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