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权力制衡：野心必须被用来制衡野心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苦口婆心劝说的内容只有三点：一是对现状的不满，二是对人性的失望，三是对权力的忧心。

美国国父们确实相信，人性中有积极的一面，他们经常讨论理性、美德和道德。但他们更清楚的知道人性中的负面成分，他们十分清楚人是利益和感情的动物。因为感情，他们可能被激情诱导。因为利益，他们会因为利益而导致派系之争，又会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而且，人性还具有自然腐败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无法消除。

美国国父们认为，腐败是共和的根本危险，有权者的腐败则更是共和国最大的威胁。因此，用制度来制衡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便是保卫共和的第一要务。

《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是研究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的必读文本，就像第10篇研究派系之争一样，麦迪逊的第51篇也是整个《联邦党人文集》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处处都有闪烁的光，时时向人们提点着宪法的精髓。

人性之恶的观念影响了麦迪逊对立法和权力的认识。由此他得出结论，政府必须建立在一个更为现实，且能够对人性之恶做出限制的观点之上。

在第51篇中，麦迪逊再次强调了人性的丑陋，并以此论证了制约与平衡的重要性。基于人性的本质，权力分立的措施十分必要，它们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由天使管理政府，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制约手段就都不再需要。在建立一个由人组成又要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是：你要给这个政府统治的权力，还要让它管好自己。

美国国父们万分忧心权力被滥用，因此提出了拆分权力，并让其相互制衡的基本原则。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以一段著名的论断来概括了他们对于权力集中的担忧：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不管是世袭、自己任命，还是选举，均可断定为暴政。

美国国父们设想用宪政制度来制衡权力，这与马基雅维利的开明君主与寡头共和不同。它们会使共和不可避免的蜕变为君主专制。而宪政共和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体系，则能够防止共和的这种蜕变。

美国宪法虽然设计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制度，但它却不可能自动按照设计的意图有效运作。就像麦迪逊所说：仅仅是书面上的保障并不足以抵御权力的侵犯性。

麦迪逊的解决办法就是拆分权力，并授予每一个分支以对抗的力量，每个分支都拥有一定的审查其他分支的权力，这就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这样设计的效果就是使野心和权力实现自我约束，用人性之恶遏制人性之恶。每当野心家谋求扩张影响力之时，各个权力分支就会相互审查，这一制度设计被称为——野心抵消。正如麦迪逊的名言：野心必须被用来制衡野心。

麦迪逊认为，为了要使宪政共和成为有效的制度，只能依靠广大的人民，要让人民的利益与宪法赋予的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所有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有且仅有同一个权力的源泉——人民。

麦迪逊指出，约束政府的主要措施是依靠人民，但经验却告诉我们，必须要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是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在传统的共和理论里，人民把一切权力单独交给一个政府，并把政府划分为不同的权力机构，以防止权力被篡夺。但在美国国父们构建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把权力交给了两个不同的政府，一个是联邦政府、另一个是州政府，然后再把政府划分为不同的权力机构。就这样，两种政府互相控制，同时又自己控制自己。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

二是如何维护社会正义。正义不仅是政府的目的，更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所以一个良好的政体，不仅要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还要防止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因为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同一种利益的人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麦迪逊认为，只有两个方法可防止这种弊病：第一个办法就是存在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普遍存在于一切世袭或自封的权力政府之中。用这种权力保护少数人的合理利益，这个办法很常见，但却不可靠。第二个办法便是美国国父们构建的复合共和。它所有的权力都来自社会，并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被分为如此多元的利益集团，因为多元，所以多数人的利益结合将变得十分困难。

《联邦党人文集》主要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宪法。第一个层面讲宪法的三大妥协：中央与地方的妥协，南方与北方的妥协，大州与小州的妥协。第二个层面讲宪法的两大分权，横向的三权分立，纵向的联邦制。《联邦党人文集》洋洋洒洒的85篇论文，实际上只讲了两个字：权力。

如何分配和制约权力是美国宪法的唯一考量。双重治权的确是美国宪法的天才创造，也是麦迪逊最喜欢的话题。但在预防多数人的暴政方面，汉密尔顿也贡献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独立的司法审查。

司法权是宪法中最弱的一权，因为它既没有笔，也没有剑。但它同样是人权最重要的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