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久未见知堂。上次说他是2020年，那次我的按语称『世界乱糟糟，让我们读一点没火气的文字。知堂谈喝茶，称不宜配瓜子、「满汉饽饽」，最好是羊羹、「江南干丝」，真是色香味俱全；他说西洋不解豆腐和茶，至今如此吗？谈到徐志摩的私德，他绕了一个大弯子，终于说得很不客气：“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这段文字摘自我的读书笔记<五四拾穗>，后来收入《晨曦碎语》，那时还没谈到一个八卦，说知堂还有更绝的话，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给香港友人书中提及郭沫若，说“现在大学生中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个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 ”据考，这「四个不要脸」，版本很多，其一是：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今日回眸，原来知堂也有「火气」，知堂虽没有其兄鲁迅刻薄，而「不要脸」已是很文绉绉的批评了。再来便是国内曾议论钱钟书杨绛「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就不晓得是人心不古还是刻薄起来？ 「六四」屠杀后，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国内称有一批人无耻，赛着「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有人诠释，传统式微下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对社会的影响全是负面的，问题恰好是，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利。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到此我们早就把鲁迅知堂弟兄孰者「火气」扔到九霄云外了。 】
陈之藩说胡适“文章里看不到火花”，是很高的标准了，但是有一个人比他的文字还要清淡，那就是知堂，即周作人，其为文之温雅，恰与乃兄鲁迅文字的尖刻，相映成趣，堪称五四两绝，也是绝响。他的两段文字，我很喜欢，且摘录在此。头一段说喝茶：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爪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 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适，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 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 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 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 ——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而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另一段竟是悼徐志摩的：
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
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奇人了。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
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 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演出者，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