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宪过程

未来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必须抛弃现行的宪法，必须制定新宪法。

一般来说，制定新宪法要经过这样的程序：

1、政府召集制宪会议，
2、制宪会议拟定新宪法草案，
3、新宪法草案交由代表民意的国会审议通过。

负责召集制宪会议的是取代共产党专制政府的新政府。但这个新政府本身还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曾获得民意的授权，因而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府。它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推动制宪。

关于制宪会议

参加制宪会议的人数，可在151-201人之间。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的人士：
1、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论大小，推出同额的代表，
2、主要党派的代表，
3、各个界别（如教育界、劳工界、企业界等）的代表，
4、宪法学专家学者的代表，
5、临时政府派出的代表。
在确定制宪会议的参加者时，需要考虑少数族群的代表和女性的代表。
可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起草。
制宪会议由临时政府的人士主持，或者由临时政府指定的人士主持。

制宪过程应是公众参与的过程。公众也可就新宪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制宪会议的进展应该大部分公开，以便为公众了解，并且和社会上的讨论有所互动。

待制宪会议拟定新宪法草案后，即提交给国会审议通过。

选出新国会

不消说，负责审议通过新宪法的国会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因此，原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难堪重任。因为原有的全国人大并不是真正民选产生的并长期充当共产党专制压迫的表决机器，因此它不代表民意，没资格担负审议通过新宪法的重大职责。这就是说，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经由真正的民主选举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

那么，这个国会又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和程序而产生呢？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

一是按照原有的宪法所规定的规则和程序。

中国原有的宪法和选举法本来有一套规则和程序选举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但是在过去，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总是沦为假选举，原因就在于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从而窒息了选举。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假选举马上就变成了真选举，假议会（人民代表大会）随之也就变成了真议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蒙古的第一个真议会就是在开放言论的情况下，按照旧宪法的规则和程序选出来的。未来中国的第一个真国会也可以沿用这个方法产生。

不过，未来中国要像苏联、东欧以及蒙古那样，用按照旧宪法和旧的选举法选出一个真国会，仍有不便之处。因为按照中国的旧宪法和旧的选举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省市级的人民代表以及全国人大的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 （1）这就使得全国人大的代表在反映选民意愿上打了折扣。再说，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接连举行三场选举：一是选出县区级人民代表，二是再选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的代表，三是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时间既长，成本也高。

另一种方法是，提出一套新的、和旧宪法旧的选举法不一样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方法，由选民直接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这就要求在新宪法新的选举法通过之前就采行一种新的选举国会的方法。

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如果我们采用上述第二种选举方法选出真国会，那么这种选举方法自然不可能经由真国会审议通过。它只能由政府、由制宪会议单方面颁布，因此只具有过渡性、临时性的意义。

广而言之，在转型初期，当旧宪法的一些条款和一些旧的法规因为不适用而被放弃，新的宪法和相应的新的法规还没有经由必要的程序确立之前，政府需要颁布一套临时约法，其中就包括选举国会议员（全国人大代表）的法规。这一步是制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不可避免的。

（二）胡焕庸线的启示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从黑龙江黑河（当年叫爱辉）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将中国分成东南和西北两部分；西北部分的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60%，但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东南部分的占40%，人口却占96%。这条线被叫做胡焕庸线（Hu Line，或Heihe-Tengchong Line，或Aihui-Tengchong Line）。 （2）

观察胡焕庸线可以发现，中国的几个和汉族有较大差异（包括语言差异）的少数民族——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都生活在中国的西北部，汉族和其他与汉族相差不大、基本上也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住在东南部。

胡焕庸线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除了要承认平等的公民权外，还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否则，像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声音就会被淹没被忽视。这意味着在这类地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另外，这些族群也应该在国会中拥有比他们人口比例更高的席位。

胡焕庸线还告诉我们，在现阶段，上述非汉语族群要脱离中国不具可能性。因为少数族群要独立，不能不得到主体民族的同意或默许，否则刀兵相见，双方力量强弱太悬殊，没有成功的可能。然而，要让主体民族同意少数族群的脱离谈何容易，因为那意味着要带走一大块领土。

非汉语民族追求独立在道义上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在转型初期，汉人的大一统观念还会比较强烈，本来已经边缘化的专制势力很容易以维护统一的名义对追求独立的非汉语民族实行武力镇压并趁机复辟。到头来，很可能是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遭到残暴的镇压，而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也发生严重的倒退。因此，明智而稳妥的做法是，在转型初期阶段，把分离主义这样的很容易导致零和游戏的棘手的问题暂时的搁置起来，采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在非汉语民族的地区实行真正的自治。

现有的行政区域是否需要重新划分？

现有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是省份的划分，虽然有若干不合理之处，但是在实行宪政民主的初期就急于重新划分，有可能引发纷争，甚至导致破坏性后果，所以在创制新宪法时不宜改动。

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划分另当别论。从理论上讲，要让一个区域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成为某少数民族的自治区，须得是，在此区域有投票权的居民中，某少数民族起码占半数以上。否则，某少数民族很难通过选举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民族自治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考察考察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这三大非汉语民族自治区。

1）内蒙古自治区

早在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内蒙古地区总人口有561.7万人，其中蒙古族就只有83.2万人，只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14.81%。 （3）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2404.92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为424.78万人，只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17.66%。 （4）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为478.36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360.76万，占全区总人口75.42%。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2585.23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1162.43万人，只占全区总人口44.96%。 （5）

3）西藏自治区

在西藏自治区，藏人始终占绝对多数。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全区常住人口为364.81万人。其中，藏族人口为313.79万人，藏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6.1%。 （6）

如此说来，上述三大非汉语民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无需重新划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都需要重新划分。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区域分布看，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州等南疆四地州。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74.01%的维吾尔人居住在南疆四地州。在南疆四地州，维吾尔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83.74%。 （7）因此新疆宜分成南疆和北疆两部分，南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北疆不是。

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更复杂些。从原则上讲，可以把蒙古族人口超过半数的地区划为蒙古族自治区，其余地区不再算进蒙古族自治区。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重新划分，当然要写进新的宪法，但是必须在新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就提出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对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重新划分不在临时约法中就提出来，那就意味着，在第一次新国会的选举中，这两个地区依然按照原有的划分选举国会议员（或全国人大代表），而在原有的划分中，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都是少数，故而在选举中很可能选不过拥有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汉人，到头来只能敬陪末座甚至名落孙山。这样一来，在经由民选产生的新国会中，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的代表就少的可怜，甚至一个都没有。这就和建立民族自治区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临时约法中就对这些行政区域重新划分。

在若干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几十年来，各族人口比例有重大变化。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占比有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内地大量汉人移居新疆造成的。问题是，已经在新疆定居的外地人不可能驱离，我们只能在今后加以规范。

在今后，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以在移民问题上保留一定的自主权，类似于现在的香港和澳门：外地人须经由一定程序获得批准才可具有当地正式居民身份，包括在当地的投票权。外地人购置产业也应获得许可，招聘劳工也应以当地正式居民优先，以避免该地的族群在自己的家乡也沦为少数族群以及在获得工作机会上落于不利地位。至于不同民族的融合应以不违背该地少数民族的意愿的情况下进行。

（三）关于香港与澳门

新宪法应坚持香港与澳门的高度自治，纠正此前共产党对港澳地区的自治的损害，并巩固和加强港澳的自治。

（四）关于台湾

因为两岸分治已经有70多年，台湾人早已习惯了自成一体，即便大陆实现了民主宪政，台湾人也未必愿意马上就和大陆统一，因此在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初期，不宜马上就把统一提上日程，而以维持现状为好。

现在两岸的情况是：按照中华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大陆地区也是中华民国的领土；（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因为双方的领土互相重合，所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国家。

又，在台湾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台湾地区是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地区，（9）这就间接承认大陆地区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地区。这等于承认大陆地区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即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这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

在大陆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权在事实上从来只及于大陆地区，从来未及于台湾地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对此现状予以法理承认。

新政府和新宪法及相关法规应该对此现状予以法理承认，新政府应该承认大陆地区是其统治权所及之地区，台湾地区不是其统治权所及之地区；也就是说，新政府应承认台湾地区属中华民国政府所统治，亦即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

这样，两岸政府，在宣布自己的领土时都把对方也包括在内，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承认自己的统治权只及于自己这一方，从而默认或承认对方政府的存在。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即“一国两府”，类似于两韩关系。不少人以为两韩关系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不是。两韩关系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关系。

大陆方面不要急于统，台湾方面也不要急于独。有人建议两岸可先结成邦联。我以为台湾人未必会接受，因为邦联虽然很松散，但毕竟也已经是一种统一。最好是先确定一国两府，既不统也不独，保留统作为目标和愿景，同时也给独留下机会，因此可望被双方都接受。

对台湾，宜采行“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用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

（五）大变局下的中国共产党

在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中，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消失。从苏俄、东欧和蒙古的历史经验看，但凡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一旦巨变发生，原来执政的共产党要么散伙，要么改名换姓，改旗易帜。依然坚持共产党的名字而又在政坛上有较大影响的，大概也只有俄罗斯共产党这一家。但现在这个俄共并非先前那个苏共的直接延续。现在这个俄共是在1993年重新建立的，其头面人物中有不少是当年的异议人士；其政纲和先前的苏共也有很大不同。现在这个俄共尊重私有财产，主张多党民主和市场经济。有俄国学者说，现在这个俄共和先前那个苏共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政党。

在未来中国的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将会消失。

消失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解散，其成员或另组新党或加入别的政党；另一种是改党章改党名，不再叫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个招牌声名不佳，历史包袱沉重，没多少人愿意接着扛。又因为原来共产党的党章中有坚持专制反对自由民主的条款，必须要废掉。还有就是，中共党章标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就连现在的中共在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也早已背弃了共产主义，因此在未来修改党章时必然会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连同其指导地位等字样统统去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名就有共产主义一词，因此就需要把共产主义一词去掉，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改名字，不再叫共产党。我们知道，有些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党名本来就不叫共产党，叫工人党、劳动党或社会党，党的名字中并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词。这些党在改旗易帜后不一定非要改名字。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就叫共产党，所以非改名字不可。

伴随着改名换姓，改旗易帜，共产党内部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会浮出水面，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派会争夺对党的主导权，其结果必然导致大分裂，在争夺主导权失败的一方将退出该党，转而参加别的政党或自己一派人另组新党。

在共产党自己改名换姓之后，原来的党员中有没有还想把共产党这面旗帜捡起来接着扛呢？也许会有，但估计也是很少很少，不成气候。

大变局下的中共，可能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改党章改党名。拥有9千万党员的中共，会有很多人脱离，会发生大分裂，不过留下来的人数估计也还会不少。在政党政治的初期，其他党派缺少整合故而山头林立，一时间未必能出现很大的党。相比之下，蜕变后的前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是一个党员众多的大党。考虑到这个党的历史和成员成份，考虑到它拥有的人脉关系，尤其是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关系，需警惕它成为反民主的力量。

国名改不改？

很多共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后，都改了名字。譬如，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改成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成匈牙利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改成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改成蒙古共和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凡是国名带“人民”二字的就一定不是人民的，去掉“人民”就是人民的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国号去掉“人民”二字，那就成了中华共和国，翻成英文，就从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变成了The Republic of China，那就和中华民国的英译名The Republic of China一样了。鉴于未来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转型之日，未必就是两岸统一之时，所以新宪法如果把国名改成中华共和国，在英译国名上就和台湾“撞车”了。一直有人主张回归民国，转型后的中国就取名中华民国。 《零八宪章》给转型后的中国取名中华联邦共和国，（10）这也是一个可供选用的新国名。

不结束语

在未来的制宪会议上，务必要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哪些是不那么重要的，哪些事情是必须先做的，哪些是可以后做的。务必要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使发生某种倒退，我们仍然能守住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而不至于坠落到谷底。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最沉重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