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拐卖人口」在中国浮出地表，令出生或成长于「岁月静好」中的几代青年「跌破眼镜」，他们见过「盛世」种种，可能穷过但没饿过，可能受过欺负但没见过「专政」；有一次我路过一下Clubhouse听一个房间在谈锁链女，有个女孩说那不是制度问题，叫我「跌破眼镜」了。锁链女细节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社会尺度，解读不了它才是今天的要害。我犹记阎连科2015年的一句话：「农村就像一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1011/tc11yanlianke/?fbclid=IwAR2_YAr7ohM7-E3Ge041Ep8CDysuRMt7etqPed6zy0qmuNliv8ho4WZzqRI    我颇能领会，因为我有四十年前的经验，它成为我的《屠龙年代》的一节『豫南：中国当代史』。 】

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的状态，当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乌托邦”全剧终场的结局

北京有个毛泽东，河南有个吴芝圃，则信阳便出了一个路宪文。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人口一千万，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碴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至今凡谈及中国大跃进的荒唐，不可不举此两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是他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愈加疯狂，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河南省委检讨中也不得不称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庭成人死绝而剩下来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信阳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的大跃进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刹车的话，那么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国都将出现“信阳模式”，则这场大饥荒将会饿死的人，就远远不止杨继绳给出的“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注定会死上亿人！

第二、干部豺狼化、社会羔羊化、人伦底线洞穿

信阳成鬼域世界的两大特色，一是干部打人成风，二是民众吃尸体成风。干部凶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河南省长吴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书记潘覆生开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大抓“小潘覆生”，斗得更凶。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庐山会议之后，带头批斗另一位县委书记张福洪，并亲自动手殴打，以作示范，张福洪每次都被众人揪住头发毒打，有一次竟将大半头皮连头发撕下，头部伤口感染，不几天便在拘禁因破伤风而死。县、社、队各级干部反“瞒产”中，对农民不惜活埋、点天灯；挨村抢光粮食后，眼看着人口死绝而不发一粒粮食；后来甚至发展到饿死人可卖尸体给医院造标本，便推动“卖尸项目”；强迫化肥厂用饿死小孩尸体炼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信阳大饥荒惨烈到“人相食”的程度，不敢相信。后来看到信阳事件的档案里，果然有这样的记载。在路宪文罪行材料中，提到当时公安局以“破坏尸体”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这些人是把埋掉的尸体，挖出来吃。当时人们不仅吃别人的尸体，也吃自己家里人的尸体，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换别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历史上“易子相食”的重演。档案中记载，当时大批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个村里的队长，还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里，码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着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里死了人，尸体就摆在那里。活着的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阳西部和南部为桐柏山、大别山，自古民风强悍，习于揭竿而起，近在三十年代，曾是张国焘、李先念割据的红军根据地，却在五十年代陷入如此酷烈的境地，而民众驯服如羔羊，任凭宰割，底蕴何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题目。

第三、中央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且屡试屡爽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覆试炼，又无论多么惨烈的后果，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是肯定的。

灾难性决策底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的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尽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可以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竟声称“河南有将近一个亿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在将近一亿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因此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后，他们又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十年代还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到八十年代便可以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的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么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