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劫后余生，永不放弃」这八个字，是「七胡子」的整体形象，无论「里面外面」，他们有的已经长眠地下，有的仍在抗争，总之，他们一生都没有辱没那「胡子」。 】
关于八九学生领袖，王军涛跟我说过一个典故：柴玲在一九八九、一九九○两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挪威也邀请她到访奥斯陆讲话，廖大文为她写好一个发言稿，她上去却弃之不用，自己随口念了一首北岛的小诗，结果一九九○年挪威公布的得主是戈巴契夫。
恰在此时，有三件事发生，都跟八九年被中共通缉的七个知识分子有关：陈一咨在加州去世、陈子明在波士顿治癌、万润南离美返法。 「黑手」这个俗称，在中共的话语中叫「长胡子」，典出何处，不得而知，但是据说此名单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产生。
二○一四年春陈一咨走了，七十三岁，我写了一文纪念他：
「陈一咨洞悉这个前现代中国的癌症，也是这个党的死穴：农村破败、农民活得猪狗不如。邓小平要搞改革，建立他自己的权威，陈一咨的机会来了，他告诉他们一个秘密：你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自己去耕种，农村就救活了，中国才有了发展的最低起点，此举将中共的死穴化为转机，一举解决基础性的一个困境，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也是﹁邓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环，并为六四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作了奠基，陈一咨也借用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达到他的理想。」
其实陈一咨是「七胡子」中走的第二人，走得最早的是包遵信，他也没有出国。大屠杀后「七胡子」中四人逃出，三人被捕坐牢，其中包遵信出狱后「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贫病交加，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在北京病逝，他六四后两次中风，这是第三次，脑干大面积出血，终于走了，他是「七胡子」中第一个走的，享年七十。
王军涛从监狱中被中共送来美国，以流亡换取坐牢，陈子明则始终不肯出国。 「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王丹搞了一场「幸存者」重聚活动，那次在国会前倒影池旁有一个祭奠仪式，我代表「七胡子」发言，我说二十五年过去，七人中两位已经离世（包遵信、陈一咨）、两位身患绝症（陈子明、万润南）⋯⋯会后王丹又去波士顿探视陈子明。
我才知道陈子明因癌症来美治疗，跟已经去世的王若水一样，到了波士顿。一日晚在宾馆里听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交谈，说陈子明化疗已停，打算回家了，欠下三万医疗费尚无着落，我说我去请李晓蓉设法。
下午从D.C. 返回德拉瓦途中，我的手机响了，是王之虹从波士顿打来，她说子明化疗做不下了，腹水严重，准备回国找中医，已订了回程机票，她不知道李晓蓉是谁，只委托我表示感谢。回家后我即联络晓蓉，她跟国务院先谈，对方不积极；她再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这边一口允诺，事情落实了。
「七胡子」里的万润南，据说城府最深，当然他是清华出身，又曾娶了落难公主刘涛，自是懂得政治这回事，加上开放年代他办「四通」，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倘若不是六四，他可傲视马云、马化腾，而成中国第一富豪，所以流亡海外之后，他主持中国民主阵线，陈一咨跟他较劲，其实不过是他以公司方式办民运，而陈则是以智库方式，两者均难成功，后来王军涛以组党方式继之，万润南办民运，可说一败涂地，「巴黎民阵」后来消失了，我却在车祸前也看到它的最后身影⋯⋯。
「你驼背呀！」严家祺在布鲁克林五十三街地铁口接到我时说，他说驼背是因为内脏偏挂前，越挂越偏，上年纪就直不起腰了，「那可严重啊」。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来面对命运，那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我们都被压得喘不过气。 〇二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纽约，只想去看一眼八十七岁高龄的戈扬，以及司马璐先生，觉得再晚也许就见不到了。也只有这老太太还让我有这样的牵挂，尤其他俩不久前结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们。我先找到严家祺，让他领我去看戈扬。他们两家都住在布鲁克林，经常走动的。
高皋一头麻白，她考上美国护士执照，每天从下午两点做到夜里十一点，她一个人的薪水，只够他们在这布鲁克林五百月租住个半地下室，简陋狭窄到只能在厨房里的一个小条桌待客，大概贫民窟即如此。
他们领我到八大道中国城找了一家小餐馆，点了皖鱼、肉排、豆角三个菜，都是三块五一个，边吃边聊，高皋极言美国医疗质量以钱为标准，「回国傅莉一定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她是护士，看惯了此地医界的冷暖、门槛，不会虚言，但傅莉车祸后接受的治疗质量究竟如何，不能一概而论，紧急抢救，无疑美国高出中国许多，中后期的复建，就难说了，治疗思想和方法都不同，当然服务费用也相差很大，国内无疑是可以低价买到比美国好得多的服务。
饭后高皋直接上班去了，家祺则领我一路走回家去，谈起误了妻儿的痛楚，也是几近抽噎，流亡遭致的家室窘困，他是别样辛酸，最惨一桩，是两度丢下儿子，头一次扔在八九逃亡，他们在巴黎安顿下来，才去把儿子严严救出中国；一九九四年他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移居美国后，严严留在巴黎，自食其力、打工谋生，然后他们竟十九次申请儿子赴美签证被拒，家祺说：
高皋七、八年没有一个笑容，日子怎么过啊？
直到高皋入了美国籍，二○○一年才办成儿子的移民签证，严严却已在巴黎结婚生子；家祺则跟我感慨高皋，「她一辈子没戴过任何一件首饰，也不能为母亲养老送终」；而最近他自己的父亲过世，他也没有要求回国奔丧，这都是他们的代价。但是他并不像我深陷忧郁，依然勉强做着公众人物，不肯避世；他也在赤贫中维持尊严，不肯接受任何施舍，颇有君子风度。
走笔至此，前面写的「七胡子」里，还有一个王军涛，我要迁到华盛顿D.C.再遇到他。顺便交代一下，「七胡子」是这七个人：严家祺、陈一咨、包遵信、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
史学大师余英时生前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是对九十年代曾经有过的一次保守主义回潮的反拨。中国人当然可以将革命、改革、体制内外、换人换制那些问题继续争论下去，但是革命一天不来，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
说到辛亥，必然要提孙中山，当下中国有没有一个孙中山？
被称为「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个学习、践行孙中山最彻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1982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孙中山在香港学医、也在檀香山鼓动革命、成立兴中会。但是王炳章「回国发动革命」，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狱。
因为今天需要一个「孙中山」，王军涛也模仿他，将自己锁在一个大铁笼里，摆在纽约时代广场二十八天，实乃他走向体制外的宣示，悲剧意味也愈加浓郁。
虽然王军涛必须在海外「组党」、「举牌抗议」，把他诠释为「最接地气」的步骤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说，凡是做真事实事的人都不肯出来流亡，民间并无所谓「英雄」（陈胜吴广），现代政治也不玩这一套，就是体制内的「藏龙卧虎」还不现身，看不见他们。我最喜欢他常常引用晚唐章碣的一句诗来形容中国未明局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