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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光华先生发帖称:《鬼推磨》作者苏晓康对中国亡天下后的沉痛剖析:

『明末顾炎武作《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中国三十年“民族主义”高歌猛进,八〇后以降还知道这点历史的已是凤毛麟角。

顾炎武之“亡天下”,还有更深一层,他是在讲人伦防线、文明底线的大问题,他说朝代兴亡更替,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假如一个民族突破了人伦防线,它就死了。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

 

一、「个人精神史」

「家国」二字,我在流亡以后才认识。
先是妈妈猝死,求儿子替我去「祭母」;
接着父亲病危,我奔丧被拒,再求儿子去见爷爷最后一面。
「家」的消亡,就把那个「国」也一道带走了。
这是在我八九流亡的十四年之后。

然后,我才开始慢慢读余英时,才知道在我们前面已经发生的那场「亡天下」: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我们四九后一代,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二、读书人耻辱史

 

下面的文字,写于1995年秋之普林斯顿。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得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在语言上同那边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作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在诊所里安顿好她,我就回到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搂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读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两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两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者,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障,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时的破解,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这个罕见的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感知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如我辈「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铸成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就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部份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颜直谏;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但是,对中国读书人的这段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之际,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

「同命而共尽」,是一种殉情境界,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本来,中国学界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们却被荒唐地当作「遗老」「遗少」而抛弃。这才是中国的无可救药。

读余英时教授一二十年前写的这本书,才知道他一开始在香港,偶然读到从文革中的大陆流传过来陈寅恪的旧体诗,就已经窥见这位大师万分追悔当初没有「乘桴浮于海」。所幸还有他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这桩学术奇案,神奇地以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浅盏低唱,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消沉歇绝,像极了一部希腊悲剧,却又因其发生在中国沦入蛮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后,其文化上的意义,才无以伦比。

三、国人不识「亡天下」

 

我解释余英时先生不再踏上中国土地,是因为中国已经「亡天下」,这个词,今天大部分年轻人也不懂。当初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国人说他是「殉清」,而无几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陈寅恪为他做挽词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已成隔世之音。对「亡天下」里面的人解释「亡天下」,大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时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天他走了,我们更加孤苦伶仃。

近年来「低端人口」一词火爆,北京一天驱逐230万人,蚂蚁似的外地民工,携男挈女,忍辱荷重,沉默驯服任驱赶,怵目惊心,令人有种种联想:纳粹押解犹太人去集中营、印尼排华沿街滥杀,这在中国人中引起滔天义愤,网上一派「草泥马」国骂、「排华」「纳粹」的遣责和大量自冠「低端人口」的宣示,好像大伙儿刚明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愤怒的词汇也几乎用尽,但是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一个最贴切的词:中国人已经「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

明末的概念,今人已难辨识;尤其近现代国家话语称霸,始作俑者梁启超,又将其简略处理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国家膨胀,肉食者横暴,匹夫卑微苟且,「天下」倒是先亡了。这才是大家今天的真实境遇,所有北京市民,跟所有被赶走的外地民工,待遇是一样的——「匹夫」失去了人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这「国家」上头。顾炎武说「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然而梁启超偏说,华夏自古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率先为中国人建构「国家意识」,可是后来塞给中国人的「新国家」,居然还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一样,几乎就是满清的一个「现代版」。余英时教授还专门做过一次「明清比较」:

『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 (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 (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 (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国家」在清朝那会儿,已非「家天下」,而是「族天下」。后来的「党天下」指共产党,其理甚明,因为党员就是「八旗」,他们也有「铁杆庄稼」。据中共的中央组织部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1.8万个。这个规模远大于「满洲党」,而满清以区区几十万人口,征服并统治一亿汉族、连带蒙藏回疆广袤地域达三百年;据刘仲敬的论述,满人归于「诸亚」,而庞大的「诸夏」(汉族)已经没了囊气。中共拼命发展党员、建党支部、还要建到美国来,敢情是学八旗呢。

那「亡天下」是个啥?仅照顾炎武的字面,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一看就懂,那不就是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因为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怎么这次「低端人口」惹得网上「义愤填膺」,大家是不是醒得有点晚? 「低端人口」里的民工们,兴许不少人还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是饿死的;城里人八〇后以降,还知道这点历史的凤毛麟角。中国三十年「民族主义」高歌猛进,细想想是中华民族匹夫们的「肉食者」大合唱,也只能用北京市井里的一句话最合适:把你卖了,还帮人家点票子。

其实顾炎武「亡天下」的意思,很复杂,他是在讲人伦防线、文明底线的大问题,他说朝代兴亡更替,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假如一个民族突破了人伦防线,它就死了。

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发生在广西文革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人与基督的沟通。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中国已经「亡天下」。

 

四、亡国与匹夫无关

 

共产党忧虑他们的「江山」,一则是败家子的哀叹,这江山早已被他们折腾得残破不堪;二则也实在是不懂中国传统,毫无文化,以为冠上「人民」二字就上了保险,殊不知自古以来匹夫不认一家之姓,而今你姓「赵」就更白搭。

前引顾炎武《日知录》的意思是,「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换言之,朝廷换人做,乃家常便饭,市井不必大惊小怪的——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

那「亡天下」是个啥?仅照顾炎武的字面,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一看就懂,那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一套都沦亡了,人就退化为动物,这种境地,叫着「亡天下」。那不就是中国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因为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如此来看,中国无所谓「亡国」,因为清朝亡了之后,已经无国可亡;但是大清亡了不到五十年,中国人居然引来了一个「亡天下」的世道,这是顾炎武四百年前难以逆料的。

而且顾炎武也想不到,三百年后出了一位「如椽大笔」,竭力呼吁中国建「国」。晚清梁启超受西方「民族国家」新鲜事的刺激,极为懊恼:『中国人向来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统一,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华夏也自古只有「天下」没有「国家」,所以他率先为中国人建构「国家意识」,到头来塞给中国人的「新国家」,居然还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同的,就是姓「共」(如今时兴姓「赵」),几乎就是满清的一个「现代版」。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民族主义弥漫百年以来,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了。偏偏在奥运之后,爱国后生们狂热之际,这句老话又从中文话语里跳出来,好像故意来败兴的,那意思是说:你别得瑟,尽拿华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归顺你,华夏早就不知道挂了几回啦。

此时中国经济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踌躇满志要「大国崛起」,边陲乃至东亚一片噤若寒蝉。有人考证,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学界。两宋重文抑武,积弱三百年,却是中国文明的峰巅;偏偏「蒙古旋风」起于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蹄南下中原,屠尽北方男丁,千里无人烟,汉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气数尽在崖山,陆秀夫背九岁少帝投海,跟随蹈海者十万之众,华夏文明从此跌坠,未知会有还魂之日?朱明复制暴秦三百多年,华夏再入鞑子之笼又三百年,精华遂荡涤净尽。

顾炎武死不仕清,但是他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宋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南明史专家陈永明指出:南明士人抗清、不降的「忠节」态度历来为史所称道,有「夸张和偏颇之处」,是史家受晚清以来「排满」思潮左右的结果。 「历代殉节之风,以明最烈」,乃是一个事后的诠释,并恰好是因为清人修《贰臣传》贬斥明降臣,复以《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殉节者,甚为影响后世。

所以南明遗民是一个被夸大的历史错觉,西人对此已有分析,如伯克莱汉学家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有研究说,江南反清,只在于少部分地区,相反地,大部分地区,很快便对南下的清兵摆出了「顺民」态度,他引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Martini(卫匡国)之《鞑靼战记》亲见记载说,清人南下初时并未遭遇很大的抵抗,但是宣布「薙发令」后汉人才起来反抗,「为保护他们的头发拼死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争斗更英勇」;这位传教士说,当时鞑靼人被杀掉很多,也被赶回江北,他认为江南人如果乘胜追击,也许可以收复许多城市,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只满足于保全了自己的头发」。

此间关节,即士人与百姓皆未必「忠于一姓」,文化上复有「用夏变夷」观念——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并不执拗于「种族」一端,而是有很重的「文化主义」色彩,即钱穆指出的,春秋以来华夏的民族观念,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分界。明清交替之大变迁,亦可潜三百年之伏笔于晚清之巨变,乃有李鸿章之「以夷之长以制夷」与张之洞之「中体西用」,复有五四颠覆传统之前提,因而亦有羡慕苏俄马列之伏笔,此或可做儒家整体主义之一解。中国人尊崇「青史留名」,却大多「好汉不吃眼前亏」,纲常伦理地位极高,涵盖直至天子,却日常实用是另一套说得通的习俗,很奇怪的一个逻辑,缘故可能是无宗教,因此经世致用从来是最流行的,并非近代才如此,既然奉行现实主义realistic,势必接受天演进化论,也势必激进,西化与马列化皆不可免,不独近代知识人的迷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

这次八九事件亦然,暴力之下民众唯有取实用伦理之道,听任邪恶暴涨,若以道德化视角针砭之,实乃不懂中国传统。所以,中国精神其实不是什么儒佛道三家,而是伦理或陈义极高或极端现实两厢激荡罢了,历史道德化最甚之处不是别的,而是道德人格的事后塑造,最流行的即关公,于是现实沉沦与幻觉高尚,正好抵消。

从中国历史上曾经多少次「亡国」「亡天下」来看,这个文明毋宁是很有些消化「国耻」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灭顶的事情,日子照样可以过的。往好里说,中华文明有极强的同化异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气,就是因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谓「亡国」耻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样的「气度」出来,否则中国不早就没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里才有「亡国奴」这个词,因为这是接受「亡国」事实的百姓身份。中国儒家的文化心理,极鄙视文明低劣的「蛮夷」,却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将「劣等人种」也收归天国,是一个道理。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国人自古并无「国家认同」,而只有「朝廷认同」(一姓天下),后者便相当软性,所谓「改朝换代」,是认真不得的,这种文化属性,也许便是中国人易于承受外族入主、不致耻辱太甚的一个原因。

「认同软化」或许正是分离倾向的滥觞,台湾闽南人是一个显例,满清割让它给日本,满清已非「华夏正统」在先,这一割让,便割去了「认同」基因,五十年可容两个世代的空间,重铸认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们彻底褪去旧认同的空壳了。强化「国家认同」至「种族认同至上」的境地,朝鲜人是另一种极端的例证,不仅在北部维系极权体制至今,人间已成地狱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称桎梏),便是近代以来外族人轮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会之境,「民族至上」所酿荒谬仍层出不穷,反令国际间耻笑而不觉。

 

作者:苏晓康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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