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发生车祸之前，曾在年初去过一趟巴黎，因为那时我的唯一合法身份，是一个法国难民，而我的难民护照需要回巴黎去延续，由此而见到许多中法老朋友，也包括万润南，他住在巴黎东北角出城的一座小山上，一栋十几层的巨厦，他住顶层，可一览巴黎市区，傍晚落日时景观极佳，他跟我说，这房子是一个美国朋友在巴黎买的，借给他住，那次也见到他现在的太太李玉，其父就是被称为「党内觉醒者」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把手李昌。
万润南后来一直在美国西岸，做什么不清楚，我只听到一个传闻说他经营股票，在某次金融海啸中赔得精光，只好去开计程车，却又一次在高速上被大卡车挤兑得心脏病发作……。
二〇一四年冬春之交，我带着傅莉刚从亚洲返回北美，就有一场风雪袭来，费城一线降雪七到十吋，只听窗外刷刷的雪声，那几天基辅也是烽火连天，恰在这时，严家祺从布鲁克林来电话说，万润南忽然离开定居了十几年的旧金山，回巴黎落脚，以度余生，有人说他没有拿到美国公民。
由于数码的介入，个人（individual）与国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单单是权力的概念（“专制”“集权”），民主制度也不能担保了，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着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鬼推磨》）
「四通」就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巨头，而万润南就是那时的「数码王」。他回巴黎后在网上颇活跃，讲清华、四通两个故事，并总结自己的人生：「少年得志、中年折翅，临老入花丛」——回归到巴黎远郊的一栋花园洋房里，终日以养花怡情，他也回顾自己的「数码历史」，并以老数码王的姿态，解读今天的数码巨头华为，保持他一贯的透测和幽默：
『华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美国对他的围堵，不如说是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不可能不和安全部门合作。尤其是在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通过之后更是如此。华为作为领军通信企业，中共不可能不对它有所企图，虽然任正非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否认这一点。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我还可以透露一个信息：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我记得很清楚，平时都是我们请（海淀）区政府的人吃饭，但那一次是区政府的人请我们吃饭，实际上背后是安全部门的人让区政府出面来找我们，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理由是：因为四通公司有许多「涉外业务」，所以要帮忙「把好关」，让你们「少犯错误」。至于像今天的华为，在全世界布局，这是情报工作非常好的机会，他们不可能放弃。
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门阀政治”也决定了，没有哪个行业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来发展。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以及后来的海航和安邦，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在这种环境中，有可能「在商言商」吗？ 』
万润南在美国，跟我素无往来，但是他的儿子万方，曾经跑来普林斯顿找苏单，从那个孩子的长相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外公刘少奇的影子，我曾问他：你还回国去看你妈妈？他很倔的说：等我挣了钱，就接我妈来美国！后来我听说，万方还是回国找他妈妈去了，自然他有刘源这么一个有势力的舅舅，进入「红二代」圈子里赚大钱，不费吹灰之力。
严家祺数学系出身，是高智商，富有创造性思维，在一个集权制度中，做西方政治理念的启蒙，并引诱独裁中共废除终身制，而自己却终于葬身于他参与启动的社会转型之中，这一点他跟我很相似。不过，我们曾在国内搞的那点所谓「启蒙」，到了海外被斥为「幼稚激进」，也不入学术之流，我的自信被颠覆，不再染指所谓「文化」，他却不以为然，悄悄告诉我他余生三本书计划：一本国际关系的书、一本宗教比较研究，以及《首脑论》的修订，严家祺晚年遨游在网路知识海洋之中，痴迷于他专业之外的领域，如遗传学、宗教学、金融学等，后来还看到他的新著《全球财富论》，我却无法跟他交谈这些陌生领域，然而，我们通电话非常频繁，他写道：
『我与晓康常常在电话里讨论各种问题。我们谈话没有功利、没有保留、谈话内容涉及文学、人性、心灵，我们喜欢谈带有「永恒」的问题，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政治。 』
有一次我们议论刘晓波之精英型衰落，而艾未未之草根型崛起，民间以「行为艺术」反体制风靡，一句「草泥马」的国骂，却被知识分子鄙视，当作何解？家祺释道：胡锦涛执政蛮不讲理，令「说理」成粪土而民间应之喜笑怒骂，乃顺理成章，此其一；网路媒介亦令文字理论交流方式衰落，而图像、视觉、行为方式大兴，此乃「行为艺术」的背景。
我则提到有本关于网际网路的书，称新交流方式乃印刷术诞生以来的另一次革命，并颠覆工业革命孕育的「从肤浅到深刻」的思维，而再次返回「肤浅」——此在、当下、即时的价值，是比所谓深刻更本质的意义，网际网路的即时、多元、杂烩，非「肤浅」不可，受众因「分心」而无法再深刻。
二○○九年底，严家祺高皋开着一辆车，上面装着电脑和他们的全部家私，还有一只猫，从布鲁克林迁居佛罗里达。我对金钟说，当年巴黎民阵的四首领严陈万苏，皆到凄凉晚景，严家祺离开居住了十五年的纽约赴佛州度晚年，万润南从股市惨跌后隐居旧金山，陈一咨则在一场内斗之后，理事会解散、资金断流，他们三个都是朝七十走的人了，我则早在十六年前就几乎家毁人亡⋯⋯。
转眼到了来年夏季，东岸气温逼近华氏九十度，蒸烤难当，我和傅莉躲在地下室不敢出来，严家祺从佛州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室外快一百度了，但是他在室内冷气只敢开到八十六度，否则电费不得了，我说我这儿室内不开冷气也是八十六度，而我们躲在地下室只有七十六度；他又提到电脑坏了，也只有打电话向布鲁克林的修理店咨询，两件事加在一起，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热带的孤岛上。
那时节，恰是「种黄瓜是晚春以来傅莉一直忙乎的一件事」之际，二○一○年初夏，我在「寂寞的德拉瓦」的一条春谷里，偶然醒来环顾周围的人，都是七老八十了，余英时八十，郭罗基七十九，苏绍智已八十七了，严家祺说他六十七，康正果也六十五了，这么一算，才发现人之寿命比半个世纪前至少延长了一、二十岁，那时七十岁已是迟暮之年，而在杜甫的时代则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已很平常，凡人只要躲过意外（车祸、谋杀）和疾病（心脏病和癌症），皆能轻松活到七十，活过八十岁也不会叫人惊讶。但是这里面的定数，来自命运（基因）还是医疗照顾，则仍然是个谜。现代医学渐渐征服各种疾病，是否寿命延长的主因，也还难说；但自二战以后世界平顺了六十年，肯定是一个基本条件。寿命延长的前提下，高龄人群的生活质量如何，便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社会（国家）发达、现代、人性优劣的考验，中国有漫长的延寿文化、成仙文化，如今则人口老龄化严重，网上说：国内「啃老族」不流行了，一种新型「啃小」正产生，比「啃老」危害更大——「一胎化」呈现倒金字塔底端的独生子女，要养上面六个老人。
走笔至此，前面写的「七胡子」里，还有一个王军涛，我要迁到华盛顿D.C. 之后，才比较频繁地跟他来往；而在那边，我又遇到严家祺⋯⋯。
——摘自《雨烟雪盐●七胡子》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