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绝世奇才姚克
一一评介《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姚克卷》
《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姚克卷》（香港导演、编剧、艺评人、学者卢伟力博士编写），是一部值得海内外华人关注的佳作，它发掘了一位被遗忘的绝世奇才姚克！
题目中的“绝世”，乃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况味。
姚克/姚莘农（1905-1991），
生平事迹堪称炎黄子孙中罕有其匹。其耶鲁师弟夏志清教授（1921.2.19—2013.12.29）于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未有只字提及（尽管姚之所长主要在话剧及电影），实在不免遗珠之憾。
概而言之，姚克之绝在于：
1）他是毛干纲独断点名批判的一部电影的制作者；
2）他是无辜卷入毛刘权争的第三者；
3）他是大陆文革初起之际的文化人标靶；
4）他是公开反击御用文人戚本禹诬陷的绝无仅有者；
5）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
6）他是编导演集于一身的奇才；
7）他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
8）他属于抗战话剧的最早编剧者；
9）他是别出心裁的历史剧的创作者；
10）他是李贺诗歌的出色研究者；
11）他是沟通中西文化的双向翻译者；
12）他是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韦均荦的发掘者；
13）他是夫妻合璧驰骋艺坛的幸运者；
14）他是子女成凤成龙的福星；
15）他是江青姚文元的长辈亲戚。
兹逐一缕述如下：
一/二
1965年12月11日中共杭州会议上，万岁爷发话称：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毛这段话逻辑不通。 “可怜”，“办学”，“立新军”和“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这些跟“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有什么相干吗？
上述电影《清宫秘史》描绘光绪大婚至庚子之变十几年间的宫廷斗争，反映光绪,慈禧和珍妃的矛盾，乃姚克1948年初于上海编剧，后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朱石麟导演，周璇（饰珍妃）,舒适（饰光绪）,唐若清（饰演慈禧太后）等主演，同年11月11日首映。上映后也许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尚在进行，毛共并未理会。
但当《清宫秘史》1950年在大陆各大城市公映时，毛已认为影片所包含的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变法)的同情以及对八国聨军的妥协，于国策和人心会产生不良影响，便经由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提出批判，可是据说刘少奇却认为该片是爱国电影(参看下文《戚本禹回忆录》)；
1954年10月16日，毛就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硏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戚本禹回忆录》）
这以后，毛又说过：
“《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同上）
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据戚本禹回忆（见《戚本禹回忆录》，2016年出版。以下同）：
戚本禹回忆录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刘）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胡到延安前，跟刘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刘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毛同意的）。所以胡不愿意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有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戚本禹又回忆（同上）道：
毛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感到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毛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
由此可见，毛独夫为何在六十年代中，又一次旧话重提呢？明眼人不难看出，矛头指向“有人”，即刘少奇也。盖其时大陆经济在刘主持下已渡过难关，毛故祭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宝，开始整肃政敌，首当其冲者自然非刘莫属。
《清宫秘史》就这样成了毛一再着力鞭挞的仅有的一部影片，堪称史无前例！而姚克也成了卷入毛刘权争的点火人！
至于戚本禹称“毛是爱国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的”这句话，我们应当将其“爱国主义”加上引号，毛所爱的国是他孤家寡人干纲独断的国，“朕即国家”的国，而绝非全体百姓的国，天下为公的国。抗战时期他就明白地宣示：中共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日寇要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琼崖纵队，共军不能不抵抗；国军坚持抗日，与辖区内的共军有摩擦，共军自然要应付；但重中之重在于伺机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他坚持这样做了，果然为1949年10月坐江山奠定了基础。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亲密战友刘克思枉自精通马列，却忘记了这条常识，也就在劫难逃了！
三
1966年5月16日，毛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正式掀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但直到次年3月底，狂飙锋芒一直集中于党政军首脑（彭,罗,陆,杨至刘,邓,陶及周扬等），真正砍向文化人及其作品的第一刀劈的是身在境外香港的姚克和《清宫秘史》。
此前的1967年1月5日，朱石麟在香港的家里读到了《文汇报》上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其中提到了「毛主席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当天晚上，朱石麟便因脑溢血猝然逝世。
同年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这篇文章是毛指示周恩来主持文革小组参加的集体创作，戚本禹执笔,统稿兼署名。该文出炉前后的情况，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辟有专章，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第二十三章），下分五节，再附录该文全文，即：
1．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一段旧事
2．文章的写作经过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5．胡乔木和谭震林等人的掲发证明
附录：《爱国主义选是卖国主义？ ——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文中称：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戌戌变法运动和义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戚本禹回忆录》）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 （同上）
5月间，毛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同上）
戚本禹又回忆道：
毛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在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 （同上）
戚本禹身为文化革命小组骨干成员，对“今上”的崇拜是十足的封建皇权崇拜。他把御赐墨宝锁在保险柜，真有点莫名其妙。难道怕人偷去不成？
说起来，这段回忆里说毛要江青“鼓励”即犒赏戚本禹，第一夫人江青竟然提出送“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这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毛的稿费积存好几个亿元，江青买一架新的拿来打赏完全买得起呀。戚本禹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但又说不出口，灵机一动，谎说自己喜欢“今上”的墨宝。万岁爷跟娘娘俯承戚爱卿心意，来了个“秀才人情纸多张”，结果皆大欢喜！
这君臣三人之间实在太假了！
戚本禹还回忆道：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同上）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同上）
这谭震林个子又小，文化又低，当时被辱称作“武老谭”，正处于“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靶心位置，就靠出卖新四军老战友刘克思，一下获得解脱。
戚本禹文又称：
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 （同上）
从戚本禹以上的回忆看，他对文中质问刘少奇的所有问题都做足了功课。然而，对于涉及姚克的指控除了乱扣帽子之外，却全出于想当然，查无实据。
针对山东大汉戚本禹的无耻谰言，儒雅书生姚克真理在手，列举事实，公开予以有力反击。所幸他身处毛共魔爪未及的香港，能够畅所欲言。写于1967年4月19日的〈《清宫秘史》剧作者的自白〉，全文不下二万二千八百字，同年五月号的〈明报月刊〉全文刊登。该刊老板查良镛（金庸）彼时尚未左倾，而〈明月〉又广有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读者群，姚克真是如鱼得水也！
姚克文章包括四部分，依次为：
第一，我写〈清宫秘史〉的经过；
第二，所谓“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第三，从阿Q谈到〈白皮书〉和〈清宫怨〉；
第四，异议与围剿。 （见〈自白〉）
以下扼摘录姚克该文。
第一部分篇幅甚长，约6345余字，缕述将〈清宫怨〉舞台剧改编成〈清宫秘史〉电影剧本，和摄制〈清宫秘史〉及最后剪辑该片“国际版”的经过，旨在“将有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议论澄清一下，使读者知道关于〈清宫秘史〉的内幕真相和关于我个人的一些事实。”为此，姚克将之归纳成五个要点：
1）〈清宫秘史〉是根据〈清宫怨〉舞台剧改编的，所写的主要是宫廷内的事变和冲突，外边的事多用暗场来交代，绝少正面的描写。 （见〈自白〉）
上述〈清宫怨〉舞台剧脱稿于抗战时期的1943年6月，7月上海首演，费穆导演。当时毛身处延安窑洞，谁也预料不到两年多之后国共内战爆发。
2）〈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虽然是我编的，但其中有若干场戏是出于导演的手笔或制片者的要求，并未于摄制前征得我的同意，对于这些镜头我当然不能负责。 （同上）
编剧本人无钱，片子拍成什么样子关键在导演，拍板者是制片者，故假如当局认为若干场戏存在“问题”，不能向编剧问责，此理不言自明。
3）《清宫秘史》的中心故事是家庭和政治的双重斗争；它的主题是骨肉的互相残杀，新旧的拼命搏斗，结果必定造成两败俱伤的悲剧。至于别人羼入的意识应由别人负责，我不敢掠人之美。 （同上）
该剧实质为家庭伦理剧，主题不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语云一万个观众有一万个莎士比亚，评论者的立场观点与角度，跟剧作者相同或相异俱不足为奇，不能把帐算到原作者身上。
4）我于1948年3月初次来港，到同年夏天第二次来港时已决定在此作久居之计；那时距上海“解放”尚遥，有人说我在“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事实上，促使我离开上海的是1948年上海经济情形的恶化；若说是“解放军”把我吓跑的，那岂不是把金圆券误认为五星旗了么？ （同上）
这是戳穿戚本禹妖言惑众的致命一击。至于戚本禹把“反动”的大帽子扣在李祖永的头上，其依据乃李曾制作电影《国魂》为国府招魂云。笔者读小学五年级时看过该片，它是歌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真不知道那位《正气歌》的作者，哪里开罪了毛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错了吗？也许富豪子弟出身的文文山，身为状元宰相，与一众胸无点墨的土八路实在判若天渊，根本不是一路人，“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也！难怪中共建政75年，从来没有拍过一部讴歌文天祥的影片或剧集。
这样想下去，对于大陆至今没有拍过一部鲁迅的传记片或剧集，似乎也捉摸出一点道理。原因无他，尽管抗战时期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捧上天，说什么“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但一旦坐稳江山，毛就变脸了。 1957年反右时，毛回答罗稷南提问“如果鲁迅今天还在，他会怎么样”，答称“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坐班房还要说”。这绝非危言耸听。延安时期王实味一篇《野百合花》就换来人头落地。五十年代起赵丹为拍鲁迅传准备多年，造型酷似，结果还是胎死腹中。
扯远了，回到姚克的《自白》吧。
5）我不觉得《清宫秘史》是一部爱国电影，至于说它是一部卖国电影，我更觉得“受宠若惊”，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因为这部片子的主题我已经在上面说明，无非是些老生常谈而已，既说不上“爱国”，更说不上“卖国”。李祖永所强调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也一样。说它是“爱国”或说它是“卖国”，无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剧作者的自白》）
第二部分题为《所谓“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首段提及“上文曾经指出，在1949年春我曾经听说过：上海左倾文艺界看过《清宫秘史》后，意见颇不一致，有些人以为它是一部极优秀的作品，有些人则认为它是一部反动的影片。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部渺乎其小的电影。竟然会引起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场严重斗争；更料不到在该片初映后十九年的今日，还会被重新提出来彻底批判！”（同上）
姚克写道：
这些年来，有人骂我是“反动文人”，近来又给我加上“卖国主义者”，“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和“汉奸”等等的头衔；另有一些人则斥我是“匪谍”。对于这些辱骂，我一概置之不理。因为事实上我仅是一个以写剧本和教书来糊口，而家里除了几本破书之外别无长物的小资产阶级文人。我对自己所做的事，问心无愧，别人的笑骂又何足介意？ （同上）
下面列举了近来批判《清宫秘史》的几篇最重要的文章，指出其内容大同小异，举一可以反三。他从戚本禹文中归纳出一百三十四个字，罗列的罪名有七：
（一）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
（二）任意歪曲历史事实，
（三）美化帝国主义，
（四）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五）歌颂保皇党，
（六）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七）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戚本禹文章所提出的证据为何呢？
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分段标题下，戚本禹提出了几句许景澄的话，来证明《清宫秘史》是完全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这几句话是从朱石麟的修订本第廿一场摘出来的。 ……
许：臣许景澄启奏太后，义和团是左道旁门，妖言惑众，万万靠不住。
……
许：太后，我们无缘无故的乱杀洋人，一定要闯大祸，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
许：皇上真是圣明，这件事皇上一定要据理力争，决不能由著他们去胡闹，决不能由著他们去胡闹！
西太后：你说胡闹？好大的胆子！你不要命了么？还不给我撵出去？
……
许：皇上，皇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
光：皇阿玛！
西：不必多说。我已打定主意，跟洋鬼子拼了！端王！
西：我把义和团的事交给你了。你瞧着吧！ （《自白》）
姚克继续写道：这一场戏虽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实录，却不是编导们“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凭空虚构出来。 ……这一场所依据的史料，可以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中找到许多身历其境者的记载。 （《自白》）
姚克引文中有一位名叫柳堂的《宰惠纪略》，柳是惠民县的知县官。他所记述的事实跟剧中许景澄的话基本上差不多。限于篇幅，这个话题不再展开了。
姚克接着分析史红兵的批判文章，从该文所提1950年3月中共党内对《清宫秘史》确有两种绝对相反的看法（“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一事，发表议论称：
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也许再过一百年也得不到一个定论。试以苏联为例，列宁在世的时候，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不是斯大林，也许倒是托洛斯基。可是斯大林“夺权”成功之后，托洛斯基就变成“反革命”的“托派”头子，他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也就变成了异端邪说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的声望简直和马克思列宁不相上下；他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不被认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身死之后，抔土未干，他的偶像已让人家从苏共的“三清殿”里摔了出去。 （《自白》）
在这一部分末尾，姚克概括道：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政治的气候已变易了几次。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又何尝不然？今日之香花，谁知不是明日的毒草？反过来说，今日之毒草，谁知它明日不会被捧为香花？ 《清宫秘史》究竟是“卖国主义”影片？还是“爱国主义”影片？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文艺批评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派系斗争的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自己对《清宫秘史》的看法如何，我的答覆是：它不过是抗战以来，一部比较可以看看的历史影片而已。 （《自白》）
笔者钦佩姚克的洞察力，认同其对该片的评价。但感到他未免有点过谦了！太史公在《李将军列传》末尾写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姚克立德立言，有目共睹！
第三
此部分的内容完全属于政治范畴，但由于戚本禹的控告断言《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姚克虽然“觉得没有反驳或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可是这段控告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却不能任他混淆颠倒，应该澄清一下；因为事隔多年，三十几岁的人也许不会受蒙蔽，年轻的一代就不免信以为真了。”
《白皮书》于1949年8月中出版；它的内容是叙述中美两国过去及当时的关系，尤其是从1944年到1949年这个时期。
艾奇逊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在7月30日给杜鲁门的信中对白皮书有一个精简的摘要。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中曾将之摘要转载成九段。据此，姚克写道：
艾奇逊《白皮书》的重点无非是：（一）将国民政府军事政治经济的整个垮台，诿过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措置不当和失去民心，借以卸脱美国政府应负的一切责任。 （二）力言继续援助国民党实属枉费心力，不如洗手不管。 （三）警告美国政府及两院：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支持国民政府，参加作战，其结果必招致中美两国人民的反感。 （《自白》）
艾奇逊的主张被华府接纳了，从1949年十月起，美国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直至韩战爆发才改变态度。
姚克根据以上事实写道：
《清宫秘史》如果是“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当反动派出谋划策”的，它就不可能为艾奇逊的《白皮书》张目；如果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就不可能对国民党有利。二者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看得出来，可是戚本禹却能从《清宫秘史》影片中看到这两个矛盾的统一；若非熟读兼能“活用”“毛主席的矛盾论”，曷能臻此？不过专心读“宝书”的积极份子，哪里有功夫读其他的书呢？戚本禹同志大概是根本没看过《白皮书》的吧！
……
拿艾奇逊的《白皮书》来证实《清宫秘史》及其作者的反动，和把总老爷（《阿Q正传》末尾判处阿Q死刑的清朝官员—张注）断定阿Q是江洋大盗，二者简直是异曲同工，不相上下。据说当年罗曼罗兰读了法译本的《阿Q正传》后，曾为阿Q的不幸遭遇，洒了一把伤心之泪。在辛亥革命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已足以使人觉得可悲；到1967年的今日，类似的事还在继续发生，而且听说可能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这岂不是更可悲了么？ （《自白》）
第四
姚克一开始就落笔写道：
可是最可悲的不是阿Q糊里糊涂的被枪毙，也不是千百万人头之可能落地，而是未庄的舆论只有“无异议”三个大字。谁曾为阿Q辩护来着？谁敢说一句不偏不倚的公道话？舆论说：阿Q的被枪毙是罪有应得，是正确的。 “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幸而表面的“无异议”，骨子里还是有异议的。在1949年《清宫秘史》初次在国内公映时，我听说左派人士对它有异议，但到“解放”之后就不听见什么异议了。现在我才知道，事情并不这么单纯，事实上异议还是有的。 （《自白》）
戚本禹文章回顾了当时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刘少奇，公然对抗毛的指示，拒绝对《清宫秘史》进行批判。江青则坚持真理，力排众议，……
对此，姚克说：
我并不因为有人称它为“爱国主义影片”而高兴。我觉得可喜的是：“舆论”非但不是没有异议，而且是十几年来对《清宫秘史》一直都有异议。对一部影片尚且有异议，其他可想而知。由此推想，实际上舆论现在还是不一致，而将来也仍然不会没有异议的。这倒是健康的现象。本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未造成无异议的舆论，不惜用焚书坑儒兴文字狱立党人碑诛九族等等的镇压手段，可是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把舆论搞成真正的无异议。 （《自白》）
接着姚克举了秦始皇和凯撒的例子作为殷鉴。然后又说看近日报纸，对《清宫秘史》口诛笔伐似已成围剿的形势。他愿意苍天降下一把天火，将它烧个一干二净。可是《清宫秘史》被彻底批判后，舆论就真正“无异议”了么？
姚克又扼要重提1950年以来，十七年中毛一再下令批判《清宫秘史》均未能如愿的情况，指出此次参加围剿的战士们以往闭目失听。然后向之喊话道：
得了吧，围剿的战士们：《清宫秘史》仅是一部微不足道的电影，不值得你们大动干戈，浪费这么多笔墨,精力和报刊上宝贵的地位，你们还记得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描写把总老爷围捕阿Q的那一段妙文么？鲁迅先生是这样写的：
……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了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 ……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指阿Q-张注）才清醒了。
拘捕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拳棒的贫雇农，把总老爷竟要带领这么多人马和枪械，摆下这么大的阵仗！这并不可笑，我觉得实在是可哀的。谨以这一段绝妙好辞，奉献给围剿《清宫秘史》的武士们。 （《自白》）
鲁迅先生的弟子众多，但其中一位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却几乎无人提起，那就是姚克（1905年-1991年12月18日）。
姚克是笔名，他原名姚成龙，又名姚莘农。安徽歙县人，生于福建厦门，毕业于东吴大学，是翻译家、剧作家。
一
鲁迅与之相识于1932年，对姚他非常器重，经常互通书信。姚克与萧红、萧军一样，能获鲁迅亲自招待。其中一件趣事是，他为鲁迅编的英文版书本《活的中国》接近编成时，觉得鲁迅寄来的作者照不够好，遂于1933年5月26日专程带他到上海雪怀照相馆拍照（该照相馆位于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二人也因此留有合照。前者成了鲁迅最有神采的照片，后被选作该书的封面照。 （下为《活的中国》扉页）
鲁迅与姚克交往的许多信息保留在存世的三十三封书信中。打开这些信札，时光倒流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如同晴空的云朵向世间投下多情的影子，缓缓流过上海滩的街道、电车、洋楼屋顶……最后定格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发黄的信封上显示，收信人经常搬家，并且还在京沪两地奔波。 “本埠法租界福照路邻圣坊六号”“本埠麦特赫司脱路第四十巷第七号”“北平煤渣胡同二十一号”“北平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四十七号”“本埠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六号”“本埠霞飞路葆仁里二十一号”……
偶尔会看到编号，恐是怕寄信丢失而想的法儿。误投、丢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常有的事情，更有无缘无故的检查、没收。于是，有的被贴上了“当地官长委员检查重封”的铅字条。有“鲁寄”，有“周寄”，更有“许寄”，即便就是鲁迅本人换著名称书写的，也可看出许广平为之费了不少心神。信札中，还出现了制作精美的请柬，含有贝多芬、莫扎特名曲的英文节目单……笔墨之外的文人雅集、文艺盛会，今人已无法穿越而身临其境，只有浮想联翩。
这是鲁迅先生一个人的叙说，他那用了一世的金不换毛笔，时而于尺素，时而在花笺，写下姚克先生、莘农先生、Y. K.先生、Y先生的抬头，我们却无法直接听到最初展信而读的那个年轻人，面对落款自称“鲁迅、豫才、迅”的文坛前辈，絮絮说了些什么。
现存第一封鲁迅致姚克短简，写在印有橘色线条、垂目静思的弓背罗汉的笺纸上，从抱怨北新书局办事散漫开始说起。看得出，这位姚克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委托北新书局转交。未曾想，载着满满期待的信笺静待了三个月，无人关注。三个月后，鲁迅又连着收到姚克两封来信，于是，立马给了对方确切的通讯地址，定了见面地点，要当面答复对方信中所提出的关于一本书的疑问。
三个月的等待，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书让先生愿意在内山书店与这位年轻人相见呢？
很快，就在先生回信的字里行间，读者领会到这位年轻人的热情、执着和认真劲儿。鲁迅告知自己的时间表，虽繁忙而欣然接受短暂见面，答复问题。同时知悉先生做事的细致和周全。刚刚寄去请柬，即刻再度写信告知。一次设在大马路石路知味观杭菜馆的隆重宴请行将开始，主要客人是“莘农先生”及“令弟”（即姚志曾）。
鲁迅开始主动邀约这位随后站在自己身边合影的年轻人。老地方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不见不散。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译文和照片等实质性话题浮现。社会形势颇严峻，“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读历史大事记可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即于此日惨遭暗杀。国民党特务发出的黑名单里，鲁迅的名字赫然在册。然而，先生在信中仅轻描淡写曰：“近来天气大不佳。”对方在猜测报上所读到的文章是否为先生所写，关心先生是否一切安好。先生安慰道，虽有人受了恐吓，然而并不是自己，无须担心，因为“比先前更不常出外”。
贴了铅字条的信封成为永远的隐喻——在检查制度和创造性思想之间，永远没有共同的尺度。
姚克去了北平。 “未知何日南归”，先生有了淡淡的思念，信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起来，“京派”与“海派”比较的灼见，闪现其间。
S君（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场，使二人的话题更多处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之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鲁迅致姚克的信，是非常长的一封信，写满四页素纸。对方关心的是评传，而先生却大谈与施蛰存的笔墨官司。鲁迅在信里说——“在古书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谈”。姚克很期待先生再创作小说，先生难得地推心置腹：“多年和社会隔绝，不在漩涡中心，写不了小说了。”后附详细的对于评传之意见，可知是关于先生的评传。而先生秉持客观严谨的态度，细节一一纠正。比如，“我只编《莽原》，《语丝》是周作人编的，我只投稿”。又回答了对方三个关于小说译本的问题。
看来姚克是在翻译先生的作品，自己还要用英文做小说。对于后者，鲁迅极为夸赞，用了一连串“极好”“极对的”“极意先睹为快”，并说，“中国的事情，总要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先生平日里很少用“极”字，他的最高评价，往往就是“不坏”“是好的”。能让“极”字在先生笔下高频出现的人，一定是让先生特别欣赏的青年才俊。
论小说，论诗，论美术，谈历史，谈治学，谈世像，面对这个视域宽广的二十几岁的小友的不断发问，五十岁出头的鲁迅兴致勃勃，灵感如同喷发的烟火，金句频频而现。要为先生的作品配插画，姚克是这么说的：“好的插画，比大油画之力为大。”鲁迅被深深触动了，不觉将之视为知己。先生极力提倡“末技”，并溯源至汉画像，向对方和盘吐出了多年的愿望——打算出版汉画像选集。而姚克主动请缨，希望译为英文，将中国这一独特的艺术遗产介绍到海外。先生殊为惊喜。
看得出，姚克交际十分广泛，结识不少国际友人，S君且不说，法国谭丽德女士、奥国魏璐诗（Ruth Weiss)女士，均是他引荐给先生的。还有本国的美术青年王钧初、梁以俅等。渐渐地，先生需要译成英文的文字，几乎都找姚克帮忙，包括赴巴黎木刻展作品目录、给寓居苏联的德国美术家巴惠尔·艾丁格尔（P. Ettinger)的信等。乃至给S君夫妇写信，需要怎样的礼仪、格式，也会让姚克先写出个样子来，照抄。
除了三十三封信笺，另有几个已经找不到当年信笺的空信封，其中一件用毛笔竖写着“本埠麦特赫斯托路四十巷第七号 姚莘农先生 周寄 五月二十八日”，比普通信封略大，像是寄贺卡用的。另一件用小楷毛笔横写着静安寺路的英文地址，虽然不小心被墨汁弄污，仍可辨认出姚克中文名与Edgar Snow的英文名共俱其上。最后一件，用钢笔竖写着“棋盘街商务印书馆编译部 姚莘农先生 周乔峰 寄 六月二日”。
这是些什么内容的信笺呢？未知的谜底有待探究。
二
由信札堆起的团团疑云，不妨先到鲁迅日记里去释放。姚克，也被写作姚君、姚莘农、莘农、姚惺农、惺农，在日记中被鲁迅反复书写了一百四十四次。每一次用视线点击这些符号，脑海中的画面都会由模糊而愈加清晰。日常的生活流代入了镜头感。
初次约见时，先生正忙于筹划搬家，见面第二天，他便到施高塔一带看屋去了，准备迁居。在知味观杭菜馆的隆重宴请，是一个起风的晴朗之夜，鲁迅正式将姚君介绍给上海文学界，席间有郁达夫等，共十二人。某个夏日午后，姚克冒着酷热带来两帧照片，带走先生的《野草》《两地书》等二十余本著作。某个隆冬寒夜，鲁迅覆信姚君，手指冻僵，装上火炉以取暖。某次姚克访大陆新村，前脚离开，黎烈文、萧军、萧红后脚迈进——一种人生状态浸入更为广大的生命群体中，互放的光亮……
信札与日记的互动又带出了更加具体复杂的问题：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先生赴京探母后归来沪上，便已经见到了姚克的第一封信，并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写了回信，可惜此信已不存世。还有，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旧历端午，先生“以照相二枚寄姚克”。如今只剩下空信封，寄的是哪两张照片呢？
流水账似的日记原本就是有限呈现的艺术品，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掩藏着无数深深的潜流。大量空白的存在，使得鲁迅与姚克数次见面时的场景、神态、心情、动作以及言语之外的默契，这越来越多的未知被更深层次地唤起，让人内心鼓胀着期待之帆。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的首次见面，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是怎样的情境？
回忆录与信札、日记隔空对话，事件脉络、细枝末节渐渐彰显。主人公的著装、仪态、语调、动作、眼神、表情，这一切最先在先生逝世十天后，随着姚克沉痛的笔调逐渐明晰。
初见时的先生，身着藏青色哔叽袍子，宽大的袖口处，露出了内里绿色的绒线衫，脚蹬一双黑帆布橡胶底鞋。眼珠转动敏捷，看人时定直而尖锐，鼻子挺直，鼻孔宽大，颚肌坚韧，双唇紧阔，暗示着坚强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穿着崭新洋服、头发梳得精光的姚克，手里捧着笔记册，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认真倾听先生抑扬顿挫的绍兴官话，努力理解着、思考着，原来那封被北新书局耽搁了的信札中所提到的书，正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即《活的中国》。作为这本书的英译者之一，姚克的疑问甚多，比如，《阿Q正传》中的“三百大钱九二串”，《故乡》里的“猹”，这些蕴含着浙东风俗的称谓，用英语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好地传达神韵呢？
先生通过姚克手中的笔告诉我们，“三百大钱九二串”是绍兴乡下的一种陋俗，名义上是三百大钱，事实上每串只有九十二文，三串合着是二百七十六文，差不多打了一个九折。 “猹”字是照绍兴土音创造的俗字，状如小狗，跑得很快，常在瓜田里偷西瓜吃。既不是獾猪，也不是刺猬、黄鼠狼，更不是绍兴独有的什么珍禽异兽，想起来大概只有“狗獾”足以当之，译成“badger”大抵是不错的。
镜头切换至鲁迅逝世三十一周年，香港九龙，姚克在书房“坐忘斋”，奋笔疾书，思绪再次回到一九三三年的上海内山书店。台北《纯文学》主编林海音大胆冲破当时台湾不能正面谈论鲁迅的禁忌，配鲁迅油画像刊发了姚克的回忆录《从憧憬到初见》，且高调评价这是一篇出自当代“文章高手”的、难得的谈论鲁迅的文字。又一批新的读者清晰地明白了鲁、姚第一封信的去向，以及第一次见面时的详细过程。
鲁迅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的第一封覆信，姚克其实是很快就收到了的。那是用白纸小洋信封装着的素笺，先生用挺秀的行书、简洁直爽的措辞，客气地答应了授予其作品英文版权的请求。
鲁迅日记1933年5月26日、28日两次提及姚克。原来，该日记中的“施乐君”，就是书信中的S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以《西行漫记》一书闻名中外。斯诺于淞沪会战前夕结识姚克。为了向欧美世界介绍真实的、急剧变迁中的中国，斯诺决定翻译中国新文学，姚克提议首选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二人决定合作，首先需要征得鲁迅同意，没想到很快就得到先生的许可。兴奋的斯诺着急将鲁迅第一封回信作为著作权授权凭据寄往美国的出版社，忘记了影印副本，以致今人无从见到这封信。
至于被北新书局耽搁的第二封信，是因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非当面请教先生不可，然而，姚克在三个月的等待中，对未曾谋面的大文豪之心态，姑妄揣摩了良久。马上去信催询，未免显得浮躁，不如继续耐心等待。只是斯诺从北平来信一再催促，姚克才又给先生写了第三封信。
其实，《活的中国》并未收入《阿Q正传》和《故乡》。这书分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全为鲁迅作品，一共七篇，分别是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和散文诗《风筝》，还有一篇意想不到的杂文《论“他妈的”》；第二部遴选十四位左翼作家的十七篇作品，都是采纳了鲁迅的建议而选入的。
斯诺与姚克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合作方式就像东京时期的周氏兄弟。姚克先尽量忠实地将鲁迅作品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两人将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地推敲，反复修改，务求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不谙中文的斯诺称姚克为“能干的合作者”，“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并且是鲁迅的知友”。 1932年冬翻译正在进行期间，斯诺要到日本东京结婚，而且统一报社（Consolidated Press)也要调他去北平。此后，这项工作便更加仰赖姚克与鲁迅的密切联系。斯诺为翻译鲁迅作品而研究鲁迅生平，写了《鲁迅评传》，姚克将之译成中文后寄给鲁迅审阅，于是，便有了信札中鲁迅认真提出的十一条修改意见。 《活的中国》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由英国伦敦乔治·哈拉普书局出版。美国出版商是约翰·戴公司，老板是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遗憾的是，鲁迅恰于此时病逝，未能见到该书问世。
综合信札和回忆录，可以推断，鲁迅对照片上这个“小布”气的年轻人印像非常好。而能读出鲁迅小说在形式上学习了西方，在人物塑造方面却传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笔法，这可不是一般的文学眼力，说明姚克对英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很精通，特别是那股不弄明白问题决不罢休的执着劲儿，很有可能让鲁迅回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在日本东京的隐读岁月。那时候，兄弟怡怡，专注翻译异域文学，披荆斩棘，乐而忘忧。巧合的是，这与姚君的初次晤面，来者并非一人，而是结伴的姚氏兄弟。
当年，为了避免反动当局对邮件的检查，鲁、姚往还信札常常通过在上海实业银行工作的姚克六弟姚志曾转寄。姚克来信里的译文，特别是英文稿件，鲁迅也常请姚志曾再做打字校订，或请其英译给国际友人的问候信。鲁迅日记中的姚志曾，多写作“省吾”，共出现十一次，一般是为传递信函，或者陪同姚克而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中，姚志曾发表《伟大的形像 难忘的回忆》一文，其中提及鲁迅与姚氏兄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共饭，是在麦特赫斯脱路兄弟二人合住的寓所。二人用绍兴太雕和苏式菜肴招待鲁迅，先生本答应为《亚细亚》（Asia）杂志刊登作者像而来拍摄照片的，结果三人谈兴甚浓，不知不觉天色已暗，竟都忘记了饭后照相的大事。因此，才又有了五月二十六日的照相计划。
第一次共饭一周后，即四月二十二日，鲁迅张罗了知味观的宴请，是对姚家兄弟的回请，也是将姚克介绍给上海文坛的特意安排。鲁迅在自己设计的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的请柬上，写下“令弟亦希惠临为幸 鲁迅并托”。姚克回忆在场的有茅盾、黎烈文、田汉、丁玲、郁达夫、楼适夷等十几位当时的文坛名家。同去的姚志曾晚年更追忆了先生席间谈话的风采——先生兴高采烈，纵谈时事，锋利地抨击权门、市侩，语调激昂，甚至站立起来，脱去长袍，只穿着短袄和毛背心，提高嗓门，继续谈论。先生特别提到“吊膀子”一词，让在座者感到十分新鲜。后来写到《新秋杂识三》里边，发表于《申报·自由谈》。那次宴请后，结识了黎烈文的姚克在《申报·自由谈》先后发表了《美国人目中的中国》《读古书商榷》《北平印象》等文章，鲁迅在书信中均郑重告知自己曾认真读过。由此可见，先生是如何真诚热心地鼓励和提携文学青年。
三
实际上，彼时的姚克已非文坛新人，只不过发力领域在英语世界。其母校东吴大学校刊《老少年》称赞其“著作等身，海内交誉”，盖因姚克在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时，不但英译《茶花女》等著作，还编辑《大学英文选》，风行海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美国黑人作家伦斯敦·休士（Lanston Hughes，1902-1967）造访上海，现代杂志社、文学社等团体曾举行欢迎座谈会，由姚克担任翻译。休士赠送姚克短篇小说集《白人们的行迹》（The Way of White Folks)，姚克选译了《圣诞老人》《好差事没了》等几篇刊于《译文》。
鲁迅逝世后不久，一些外国人正是通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刊登的姚克英文文章《我所了解的鲁迅》（Lu Hsun: As I Know Him），认识了我们的民族魂。姚克发表于《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的《鲁迅的生平与作品》（Lu Hsun: His Life and Works），又让他们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现了中国新文学的“新大陆”，现代中国第一位人民作家——其小说中主要人物大都是古代文人不屑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对象的农民及普通人；同时知晓了鲁迅晚年“久藏心头”而未曾实现的三大愿望：一是从新的阐释角度书写中国文学史；二是编一套完整的汉唐石刻摹拓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写一大本回忆录，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的戏剧性史实事件悉数尽收。
那么，姚克何时正式到鲁迅的上海大陆新村寓所拜访的呢？所有的文献均显示是在二人相识一年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五月。是月二十四日，由北平返沪的姚克留条内山书店，告知鲁迅先生自己的近况，此时的通讯地址是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六号。鲁迅当晚回覆，并邀请对方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借作长谈”。二十七日晚，姚克果然在周宅夜饭，席间茅盾作陪。此后，深受先生信赖的姚克成了周家常客之一。
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姚克复又返回北平，通讯地址是海淀，此后有一年的信件缺失。信件缺失的半年期间，先生日记中仍断续记下致信省吾，可见与姚克是间接保持联络的，只不过信件没有保存至今。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又有半年时间，姚氏兄弟双双未曾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一年秋天，姚克重回上海后，通讯地址固定在霞飞路葆仁里二十一号五号房。本年通信仅存两封。
重返上海滩的姚克参与编辑英文月刊《天下》，英译曹禺的代表作《雷雨》（连载于1936年1月至4月《天下》第2卷第1至4期），还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副主任，是电影《清明时节》的编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加盟鲁迅、黄源主持的“译文丛书”编译队伍，翻译了萧伯纳的剧本《魔鬼的门徒》(The Devil’s Disciples)。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的信中，鲁迅在催促姚克交稿，转给出版社付印。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姚克带去周宅的正是《魔鬼的门徒》特印本，五十本中的第一号。先生正虚弱地躺在藤椅上，手指间仍夹着烟卷。他由衷地称赞书的装订和铜版之精，特别是中国锦的封面，在国内出版的新书中鲜有其匹。翻开书封，是姚克清秀的题字：“鲁迅先生诲正 莘农，上海一九三六，九，一八”。
一九七七年，身在香港的姚克仍满怀深情地追念着最后一面时的先生，如何对他殷殷关切：加入明星公司后工作是否愉快？身兼英文《天下月刊》编辑，负担是否太重？而他在劝慰先生以身体为重的同时，告知他，《活在中国》已见于本年英国秋季新书目录中，至于何时能够寄到上海，尚未可知。
未料想，先生没有等到亲见《活的中国》面世，便永远离开了人间。肉身可泯，著作不朽。一九六九年，《活的中国》出版三十三年，也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之际，日本东京有出版商愿重印该书，用于美国的中国文学和语言课程。于是，移居瑞士的斯诺致函姚克，再度联手，鼓励姚克为再版写序文。
回首开篇提到的鲁迅与姚克在上海南京路雪怀照相馆的合影，其实，进入古稀之年后的姚公曾自言当年如何“小布气”：“摄影时穿着一套那时最时式的西服，浑身‘小布’气（那时‘小资产阶级’文艺界通称为‘小布尔乔亚’，简称‘小布’），但鲁迅先生却并不因此而嫌弃我，可见他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皮相者。”
与这张合影同时拍摄的鲁迅半身单照——鲁迅影像史上最传神民族魂写真，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后刊于《活的中国》扉页。
鲁迅逝世后，这幅照片被选为遗像，放大后摆在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万分悲痛的姚克与斯诺一同署名，敬献挽联：
鲁迅先生不死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友，文坛从此感彷徨。
姚莘农、Edgar Snow 敬挽
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下笔写来也不可能完全客观至摆脱对于历史的再想像。其实，关于如何在写作时遥想过去，鲁迅致姚克信札中的议论非常精彩，至今仍广为征引。他一再鼓励后来曾翻译京剧，并创作历史剧作的姚克，在编剧时尽量参照第一手资料，譬如秦代的典章文物、汉时的生活习俗等，应多参看汉画像，特别是《武梁祠画像》《朱鲔石室画像》。
鲁迅鼓励姚克——
诚实写作，凭良心写作……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直面现实，并且通过自己的经历获取对种种现实的了解。
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有益处的。
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2024-7-19修订稿，2025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