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在牛津教书的一位朋友专程赶来哈佛参加费正清中心的这场《河殇》播放，并发给我下面三张现场照片，也问我「你为何不来参加」，说她想提问未得机会，「现在问你，四十年过去了，你对传统怎么看？」我说已经谈过多次，比如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便如此回答：「《河殇》在三十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三十年，在中国大陆，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得一塌糊涂，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做了看不见的铺垫。」我也曾马里兰波多马克文化沙龙重谈《河殇》，留下一份文字稿。 】
这部电视片，引发了下面三种效应：
1、全国电视轰动，
2、高层政治博弈，
3、华人文化讨论。
一、全国电视轰动
《河殇》是1988年5月底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每星期播出一集，六集一直播到6月底。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胡启立，可不可以重播《河殇》？赵紫阳说：我看，可以重播。所以十五号开始重播，这一次比较密集，一天播两集，天天播。短短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从来没有过的事请。同时呢，各个地方电视台，也不跟中央台打招呼，就自己录下来，又转播一遍。 《河殇》在很多省，播了三遍；也有播四次的，像广州，它有市电视台。所以全国播放三遍，观众一亿人。
后来我们了解，只有北京市电视台没有转播；六四以后，北京台批《河殇》最积极，每天播一段《河殇》，批一段，实际上是“再度传播效应”，变成又重播了一遍，说明北京市委那些人根本不懂传播学。
片子播完，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收到两千多封观众来信，绝大部分来信说：我们没看到前几集，要求重播！ ——中央电视台播这个片子没有做任何广告，播出头两集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听别人说了，才去看的，人们互相传诵到第三集才真正引起了轰动。中央台不作预告试探反应。一般他们是大做广告的，比如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 《河殇》就没有。绝大多数观众来信是赞赏，少数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也有的学者对观点表示疑义。
播完《河殇》，部长艾知生指示中央电视台总编室马上召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以电话号码随机抽样的方式邀请一批观众；另一个是中央广播系统的三大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座谈会。两个座谈会分别在广电部大楼的两个会议室同时召开。观众那个座谈会反映很好，都要求重播；而另一个座谈会就有不少批评，与会者都是党的宣传人员，他们的意见和中宣部的“内部情况”差不多，说有一些问题提得不够稳妥啦，有的部分有影射的嫌疑啦，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是这两年争论很大又没有结论的啦，等等，总之，他们认为不能再重播了。
正在座谈的时候，艾知生大概是从中南海回来，他先去了干部的那个座谈会，拿起讨论记录一看，很快就发言：“你们的看法不对，现在看来《河殇》这个片子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还说：“它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的思想，可以对人民有启发，也有争论。我们应该多怕这样的片子，对改革有好处嘛！”他是这个看法！座谈会上的很多干部都懵了，他们觉得，艾部长今天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他从来不是这种态度。后来听说，他到中央书记处去了，胡启立向他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河殇》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这句话是赵紫阳说的。
全国各地对《河殇》的反应十分强烈。播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正好学生放暑假了，中国大中小学在七月至八月底放暑假。我知道，武汉团市委在暑假搞了一个大学中学生的“《河殇》周”活动，办了个大型讨论会，老师、学生都就这个片子提出的问题作准备，然后发言；总撰稿人之一王鲁湘被邀请前往参加了开幕式，并报告了《河殇》的制作过程。在广东也搞了一个《河殇》活动，他们称为“蓝色行动”，有一百万人参加，都是年轻人。
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文化报》、中国电视学会、人民日报四家，联合搞了一个座谈会，严家其、金观涛都参加了，有一个“纪要”。他们认为，《河殇》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困境，会产生一次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前后大概收到好几千封信。这些来信，后来都交给一个搞社会学民意调查的科题组拿去做分析，可惜后来《河殇》被封杀，分析结果没做出来。来信各个阶层都有，大学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军人、公安人员、武警，都有。军人来信的，级别也不低，有团长、政治部主任、连排长，也有士兵。我记得，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下了一个红头文件，组织全北京市干警学习、讨论《河殇》。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处的干部，到我家里来找我，要我去要我去市公安局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话，做学习《河殇》的辅导。我拒绝了，我说我去不合适。他说：“我们政委说你应该去！”
所有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对学生尤其中学生，冲击最大，《河殇》对许多他们以往听惯了的概念，像黄河、龙、长城这些大的象征，提出全新的解释，跟书本上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农村中学，根本就把语文课停掉了，来学《河殇》解说词。我收到河南一个县的高三全班学生的来信，，说老师给他们讲解《河殇》，而他们正要高考，所有课都停了，正在总复习阶段。
最叫我感动的是中学生们，南方有个应届的高中生给我来信，说他爸爸一向不准他看电视，怕耽误学业考不上大学，“最近爸爸一反常态，忽然批准我看一个节目，原来是《河殇》”。一些偏远地方的农村高中，全班集体给剧组来信，说他们看不全六集，老师就在课堂上给他们朗诵报上刊登的解说词。河南有个农村高中生，本村没有电视，每周二、五跑很远的路到外村去找电视机，往往深夜而归，村里人都说他“风魔”了。 ……
《河殇》播出时，国内几家大报纸都刊登了解说词，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人民日报副刊的蓝翎，就是五七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右派的红学家，他说，第一集让我发吧，他后来被撤职，人民日报最早发；我把第二集给上海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各两集。经济日报干脆把六集都发了一遍。各报都组织版面讨论，中国文化报干脆辟了一个专栏，一天一大版，肯定的和批评的文章都发，一时间《河殇》成了一个社会的焦点。开始只是一般读者在谈观后感，后来学者、专家纷纷加入讨论，这就发展成了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焦点。
二、高层政治博弈
《河殇》有一场高层缠斗。到1988年九月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河殇》月”，因为1988年9月份，发生了好几件事，都同这个片子有关。
先是杨尚昆、李先念、赵紫阳、李鹏的秘书，都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要调片子看。中央电视台就紧张了，又打电话去询问“首长的观后感”。据说，两家有反应，两家不吭声。有反应的，一是杨尚昆，他的秘书说，首长看了以后说：“很好嘛，全军干部战士都要看《河殇》，解放思想。”再一个是赵紫阳，他的秘书对中央电视台说：“总书记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干啥骂老祖宗呢？”没有任何回馈的两家是：李先念、李鹏。我们听到这个结果，很惊讶，因为这个最初的高层反馈，跟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搭界。
九月17日，新加坡的李光耀到访，赵紫阳接见他时，送了一件礼物，竟然是一套《河殇》录影带。据说赵紫阳对李光耀说，听说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我们这里最近出了一部电视片，是批评儒家的，送给你作参考。新华社对此专门发了《动态清样》。这个《动态清样》，就是最高级的参考消息，发的范围极小。
几天后，王震的秘书打电话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叫去了，电话里说“王老看了这个片子很气愤”，但接电话的人听成了“很兴奋”。所以谭老总去的时候很轻松，谁知到那里听了王震一通大骂。当时王震正在看《河殇》，他们一进去，秘书就说：“我们王老已经看了第九遍了。”谁来他就拉着谁一起看，看完就骂。
谭文瑞回来后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王震对他说：“《河殇》片子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
他还说：“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据说，王震这是冲着赵紫阳去的，因为他看到《动态清样》了。
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会议临结束前，王震忽然要求发言，大批《河殇》，赵紫阳是会议主持人，打断他的发言，宣布会议结束。赵紫阳后来在《改革历程》（即“录音回忆录”）中，谈到这个细节：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9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 “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到了1988年底，要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筹备组请示胡启立，如果记者就《河殇》问题追问党的文艺政策，怎么个口径？胡启立说，你们可以这样回答记者：《河殇》是一个文艺作品，根据文革的教训，中央早已作出决定，中央不介入文艺作品的直接评价，从此再也不判断什么“香花”“毒草”。文艺作品，应该让文艺界、评论界自己去讨论。至于说党内有人对《河殇》提出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中央对《河殇》这个问题，不再发表意见，到此为止。后来在文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果然罗马尼亚的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吴祖强，他是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就按照胡启立的意思回答了。
在国内，戴晴替夏衍带了句话给我，他说，本来我们是要站出来，对你苏晓康关于传统的说法，批评几句的，但是因为王震这样骂《河殇》，我们就不方便说了，也不打算说了。本来，在国内应该出现对《河殇》的正常讨论，这也是我们写《河殇》，就是想引起争论，通过争论，让老百姓也对文化、传统这些“象牙塔”里的问题感兴趣。但是，王震一下子把《河殇》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反党问题，民间的讨论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十分可惜。
六四后，当局格外重视批判《河殇》，对异议领袖人物的批判，如严家其，当局发表了两篇大批判文章，批判万润南的一篇，连批判赵紫阳的文章也有限。对《河殇》则发了数不胜数的批判文章，没有一份大报不批的，北京日报还搞了个《河殇百谬》，一天一篇，经久不息；北京电视台，是一天批一段《河殇》。
《河殇》有五位撰稿人，我和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张钢，先后都遭到通缉。我是第一个被通缉的，当局先公开通缉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三个工人领袖，就是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公开发布通缉令；同时，却秘密通缉七个知识分子，不上任何媒体，但是通缉令一直发到基层派出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人都是所谓“国家级”通缉犯。七个知识分子是：严家其、陈一咨、包遵信、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紧接着，北京市一级的通缉令发出，王鲁湘、远志明、谢选骏、张钢四人都在名单上。
我经香港“黄雀行动”的营救，1989年8月30日深夜逃到香港，9月14日乘法航抵达巴黎，住进难民营。十月18日，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河殇》采访我，我说：《河殇》被禁后，录音带当街用压路机碾碎，有关文字及撰稿人的个人著作，全部销毁。真可谓二十世纪的一场“焚书坑儒”。
三、华人文化讨论。
《河殇》在香港、台湾也反响强烈，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谈文化，震动很大，像牟宗三这样的“新儒家”也出来发表意见。港台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河殇》发表意见的，大部分人的批评，是指《河殇》将政治移情文化。 《河殇》解说词在台湾发行了七十几版，买了十几万本。台湾也禁播《河殇》，我第一次访台时，新闻局长邵玉铭告诉我，禁演的理由不是因为它“反传统”，而是因为它是“匪区”中央台的作品，怎能不禁？
《河殇》在西方也很轰动。我从香港到法国避难，法国汉学家问我：你们上下几千年的说古论今，给十几亿人的一个民族指点出路，这股气魄是从哪里来的？ 《河殇》也为美国这里汉学界的中国教授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批评范本”。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河殇』没有说黄河流入的大海是哪个海，如果是太平洋的话，它首先要碰到的，就是工业东亚的台湾。”这是很含蓄的一种批评，但意向却是清晰的：你们呼唤的“蔚蓝色”难道只是西方吗？委婉地点出『河殇』的反传统倾向。
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他对『河殇』批得最严厉：“撰稿人以夸张的语言说中国是退步的、呆滞的、老化的、腐败的，而西方从希腊开始就是进步的，用简单的二分法表现结构来分析问题，而且是直线的、一元论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对中国传统持整体性的否定态度是这些撰稿人的基本心态，这是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反传统的爱国主义。”但是他也请我去给他生讲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最早提出“激进主义”概念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在爬梳了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之后，也提到『河殇』：“那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过程是不是已结束了呢？……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从『河殇』的轰动一时，我们不难窥见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是多么深入知识份子之心。”余英时又指出：“以中国传统来影射专制政权而施以猛烈的攻击……有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第一，它曲解历史，首先违背了知识诚实的原则；第二，它把一切现实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客观上反而起了为现政权开脱责任的效果。”
余英时又建议我在普林斯顿筹办一个文化讨论会，他说：“这个讨论会我看干脆就叫“从“五四”到“河殇”，『河殇』从文化上提出问题是抓准了的，我虽然不同意里面的一些观点，但我看它提出的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现在常常有人提出一些假问题，争来争去没有用。 ”
在美国学者看来，《河殇》又是另一码事。 『河殇』最早的英文译稿，据说是播出不久就由ＣＩＡ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翻译的。后来，它有了正式的英译本、德文译本，两个日译本，法文译本中途夭折；美国不少大学把这部电视片剪辑成英语配音的录相带，供教学用。许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拿『河殇』当中文和当代中国的教材使用。
《河殇》英译者包瑞车（Richard Bodman ）教授代表了“老外们”的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觉得『河殇』宣告传统中国文明的死亡，引起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的巨大文化争论，“惊人的责骂之激烈颇象个宗教战争——因为名义上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个伟大的神坛周围，仍有不少崇拜者”，而这样的所谓“认同危机”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止是中国人对传统“又爱又恨”，印度人、穆斯林、俄罗斯人，包括西方的“后现代”社会，都是如此。这种看法暗含了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西方思想：对传统要有反思能力。
有一次我应邀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座谈『河殇』，席间不少美国教授都称赞『河殇』这一点，座谈结束后，一位老者把我拉到一旁说：“『河殇』让我看到了中国人有反省能力，这正是现在西方人缺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特意从麻省理工学院过来参加座谈的、以独树一帜而著称的政治学家白鲁恂（ＬＵＳＩＥＮ ＰＹＥ）。
大象征
我门把八十年代文化界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放到一个“文明出路”的总架构里面，分成六集来谈。但是我知道，电视跟文字不是一回事，是个大得多的东西，怎么转换过来？
后来思考的结果，是每一集都要找一个大的象征，找到了，这一集就成立；找不到，这一集就成立不起来，或者比较弱。第一集找到了“龙”，第二集找了“长城”；第三集找到什么呢？我们称为“灵光”，其实就是灵感、创造力，背后是知识分子。第四集是谈经济，太抽象，最费劲，主要说了一个“所有制”问题。第五集，“黄河”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第六集的象征是“海洋”。
电视的传播方式，要求把理论问题形象化，那个中介就是象征物，找到它，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但你也失去了学理上的严谨，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多问题不能像写文章那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了。
其实第一集，谈了一个总体性的看法：中国文明衰落了。第二集讲我们的文明形成、历史和地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个内陆文明一直是有优势的，但只要海洋上出现新的文明来挑战，它就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当时我们能读到的书很有限，而且学术著作是不会谈这个问题的。出国后我才读到一本书《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授保罗?肯尼迪，他就是这个观点，此书第一章第一节“明代中国”，对“郑和下西洋”的分析，几个段落，跟我们的看法一模一样。但中国人不愿承认，后来批《河殇》也批判这个。
第三集讲衰落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外来文明的挑战和补给。我们以佛教输入中国产生的结果作例子，分析中国文化如何吸收佛教文化，以及后来如何排斥基督教文化，做这两大对比，到后面引出知识分子被忽视的现实问题。第四集讲经济问题，突出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问题，从马克思批私有制、苏联和中共的惨烈试验，一直说到中国农民素质、人口负担。第五集讲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崩溃与修复，跟黄河泛滥一样，有周期性的规律，这主要是金观涛“超稳定结构”的观点。第六集讲打开闭关自守，面向海洋，面向工业文明。整个结构就是这样。
这些象征物，其实都是一些图腾，中华民族是一个偏爱符号的民族。我们不过是对这些符号、图腾，提供了一番新的诠释，其实也并不新，而是被主流话语的霸权诠释压抑了、掩盖了，大家从来没那么去想过，被我们一说出来，居然非常的惊世骇俗，我们不过是解构了霸权话语，所以《河殇》的这一块，其实有点像现在开始流行的所谓“解释学”。
龙和黄河是一个东西，龙不过是黄河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在中国，不论是教科书也好、宣传品也好，都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她永远赐予你生命、幸福、这个、那个。再往更早梳理，抗日战争时期，又拿黄河做民族精神的象征，如《黄河大合唱》。黄河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可是它另一面的含义，完全被遮盖了，那是一些完全相反的意义。黄河自古泛滥成灾，在下游形成悬河，一决口就是天下涂炭，毁灭性的。我在河南生活了很久，我到黄泛区采访过，我也写过一篇描写黄河治理的报告文学。我熟知黄河两岸人民对它的恐惧和敬畏，一种无奈。所以黄河在这一面是一个暴君。更重要的，是人民对它又恨又爱的态度，一种精神分裂的文化，而且你可以联想一下，中国人对很多大事物、大权威、貌似神圣的东西，都持这种心态。
那么龙呢？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图腾，多重含义叠加在一起的怪东西。前面说了，它有一义与黄河重叠。第二义更经典，它是皇帝奉天承命的符号，做皇帝是“登龙位”，“真龙天子”嘛，代表最高权力。第三义最奇怪，它获得中国人的“种族认同”，所谓“龙的传人”，这老东西什么时候忽然成老祖宗了，还不大好考据呢。人们最近的记忆，好像就是香港歌手张明敏，把台湾歌手侯德健写的一首歌《龙的传人》唱到中国大陆来，这种认同就流行起来了。
一些敏感的学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它的负面性。比《河殇》还早半年，1988年3月政治学家严家祺接受戴晴访问，发表《中国不再是龙》一文，极清晰地从“龙”表面堂皇的民俗含义中，剥离出被掩盖着的两个隐晦的政治含义：不受限制的权力和统战工具。关于“龙认同”，他特别指出其所含“偏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将自己处于世界特殊地位而不是人类大家庭一员”的种族优越感意味，这一点，要比《河殇》深刻。但是严家祺此说，因为发表在报纸上，其影响远不如以电视传播的《河殇》，所以后来海外华人杨振宁指《河殇》“是个大错”。
从八十年代的“龙认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在中国泛滥的四个东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一统、偶像崇拜。这四样，因背离普世价值，恰成专制统治的隐形支点。
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谢选骏写过一本书《神话与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长城，剥离它的精神，是“保守防御”。这并不是说，我们主张扩张、侵略，而是说中华文明对挑战的应对，是防守型的。
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评价：
一个是它的政治文化，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点呢，我们认为它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晚清是一个显例，也是这种政治传统，后来跟中国共产党结合，贻害整个民族。第二点，是它的平均主义观念，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很难说是好是坏，只是说它阻碍了个人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预留了“乌托邦”空想的通道，曾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发生极其荒唐的悲剧。第三点呢，我想比较隐晦，也是《河殇》遭到激烈批判的，就是“大一统”。我们特别对比欧洲，说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的政治、文化都出现多元局面，是后来欧洲领先的重要原因。第四是儒家的泛道德倾向，人皆可为尧舜，不仅使道德虚伪化，也阻碍法制的建构。等等，还有一些枝节问题。
还有一点，中国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观点是汤因比说的。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文明的机制是对外界打击的应对，不论从自然界还是另一个文明来的打击。他认为，一个古老文明要受到外来因素的打击和挑战，刺激起她内部的力量，这个文明才有可能再生。但是如果这个文明太熟太老了，外面的打击一直把她打垮，她也再生不了。
关于“超稳定结构”说。这是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批评。然而，我们特别欣赏的是，它提出的“修复机制”，是个很灵巧的想法。中国社会之所以“超稳定”，是因为它不断地崩溃，又不断地修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板结成一块！在他们夫妇合着的一本书《兴盛与危机》中，提出这个理论。中国是一种观念、社会、文化高度整合的文明，她的一切都是配套的。她的政治必须整合到她的道德系统之下来治理。金观涛指出，每一次皇权的扩张、官僚的腐败，引起民间反抗，农民起义，造成无组织力量泛滥，社会大破坏，原来积累的社会生产力降低到零。由战乱中杀出来的新王朝，对农民实行让步，社会很快得到修复，又从零开始，逐步上升到盛世；再从盛世很快到末世，社会再一次被打碎。如此循环下去。到一八四零年以后，面对海上来的文明挑战，它的破碎就没办法再修复了。他的观点背后，还是指出要寻找打破“超稳定结构”的途径，打破这种无益的朝代循环，中国要走多元化的路。他这个理论，据说是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转化过来的。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