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实在酷炫，而且大家普遍对他有些误解，所以忍不住多讲了两句。不过我的主业还是技术分析，所以切回正题。

我们一直强调，热情不能取代方法论，满腔热血挡不过一颗子弹。这跟创业一个道理的，CEO只知道天天逼人996，硬把员工孩子创成留守儿童，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商业模式，基本也是公司怎么死都不知道。

区别在于现在市场钱多，搞个”狼性”的人设，总有人愿意掏钱再给你机会。放到革命年代，一个错误就让你脑袋搬家，没得蹦哒了。

也跟创业一样，革命要解决：哪里拉风投（革命资金），哪里找合伙人（拉到核心团队），怎么组织公司（华兴会、同盟会……各种会的章程和制度），基层员工怎么招（找谁地推），怎么搞市场（理念如何推广，报纸怎么宣传）……

你觉得很烦了吗？那我得说，这才刚刚开始：

革命必然会经历：合伙人内讧（比如陶成章就挨了蒋介石的黑枪），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完成项目（参考孙中山搞的那些组织混乱的起义），公司发展方向有巨大争议（毛教员和张国焘的北上抗日还是南下四川之争）……

所以革命和创业是一个工种的，只不过创业能买币续命，做人民币玩家，革命则强制要求一命通关。

同样，就跟创业一样，你首先得要有个商业模式。对于这个，所有人第一反应基本就是抄作业。马云抄eBay、抄PayPal，刘强东抄亚马逊，没啥丢人的。

改良可以抄日本，革命抄谁呢？这玩意儿在国外还真是没啥好例子，不过没事儿，咱们历史长，总能找到案例，主要有三件事情可以做：曰鼓吹、曰暗杀、曰起义。

革命第一招，是鼓吹，鼓吹就是宣传。

这个直接抄朱元璋就好了，明太祖征元朝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到了清末，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一脉相承的。

特别注意啊，理想归理想、宣传归宣传，这一点一定要拎得清。中山先生当然知道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民国”，但那还是个屁民流行吃人血馒头的时代，什么民国、共和、立宪，百姓表示一个字都听不懂。

不理解这一点的，可以看看《阿富汗是为毛变成今天这个熊样的》，感受一下和阿富汗人民探讨”美式皿煮”和”老毛子式的社会主义”的难度。

那啥能听懂呢？”驱逐鞑虏”！翻一翻《鹿鼎记》就懂了，天桥下韦小宝听的是《大明英烈传》，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是朱元璋杀蒙古人，心里念的是满清鞑子，一个思路的。

革命宣传，就是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来传播私货。阿Q说革命党”白衣白甲，戴着崇祯皇帝的孝”，高中课本的解释是”代表了人民群众不理解革命”，拜托，这显然就是革命党宣传的成功案例好不好？

“社会主义”是给读书人听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是留给未庄的阿Q们听的。”消费升级”是个玄学，”拼多多百亿补贴”才是句好口号。

顺便说一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第一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推翻满清”。至于民众理解成是反清是为了”复明”、”兴汉”、还是”建立民国”，这没那么重要，先干翻鞑子再说。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待过，就很能明白这种心态了。5块本金要做10块钱的事儿，能熬过一天是一天，梦想当然是建立生存102年的公司；现实是下周先给我死皮赖脸的搞到两个客户活下去再说。

所以网上老是有人说孙中山当初是中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圈套，搞出”驱逐鞑虏”这种宣言。因为”驱逐鞑虏”了，可不就把东三省、新疆、蒙古连带着驱逐出去，汉族缩回到中原基本盘，方便日本人上下其手了吗。

拜托醒醒好不好，老孙12岁去美国留学，17岁就开始搞地下党，30岁不到就能忽悠黑社会跟自己造反搞广州起义，怎么可能这点道行都没有。

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风投，利用各种势力来为革命添砖加瓦，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话说这个技能也被委员长发扬光大，也算是祖传手艺了。

所以搞宣传，一半靠的是满清自己黑料多，怨不得别人。

革命第二招，是暗杀，暗杀就是刺客。

先吐个槽，某位动物专家写过一本关于狼的书，大意就是汉族身上是羊性，草原人是狼性，要呼唤狼性…….

恃强凌弱屠城杀平民是不是狼性我不懂，不过说汉人是羊性，我就心中万马奔腾了，读书少就是好，怎么瞎说都不会觉得心虚。

汉族是没有狼性，汉人只有血性，七尺男儿，”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清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志士愤怒的时代。吴樾、史坚如、秋瑾、徐锡麟……前辈们血溅轩辕，震慑天下。如果太史公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如何去写1900年代的《刺客列传》。

你以为刺客是这样的吗？

其实他们是这样的：

史坚如面相清秀，人称”容貌妇人风骨仙”。他爷爷是翰林院编修，从小家境富裕。就是这样的人，埋了一百斤炸药在两广提督德寿房下，”博浪一击胆如天”。

可惜功败垂成，地道挖偏了，没炸死正主。临刑说”一击未中，悔恨终生”，大三的时候（21岁）慷慨就义、血撒珠江。

你以为刺客是这样的吗？

其实他（她）是这样的：

徐锡麟、秋瑾都是留日高材生，前者刺杀恩铭成功后，被凌迟挖心。后者牵连被杀，死前作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TG的陈独秀、大先生鲁迅，当年都是光复会暗杀团成员。蔡元培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陈独秀是北方暗杀团（就是吴樾的那个），鲁迅一度考虑去刺杀，后来因为家有老母作罢。

也就是说，脑袋被挂在城墙上的那些人，如果熬过那几年，说不定也是个校长、文豪、主席……。然而生不逢时，只能拿着大好头颅，”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所以，汉族没狼性嘛，不奇怪，毕竟血性太强，没法变回畜牲。

说起刺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功劳不能全算到孙文头上。现在历史课本一般不太愿意多提这个，所以乍一看好像这些事儿都是同盟会领导的一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同盟会嘛，顾名思义，他就是个”同盟”。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理解啥意思的话，回想一下《鹿鼎记》的”杀龟大会”就明白了。杀龟大会牛逼哄哄的地方同盟会都有，但他的臭毛病同盟会也一样一样都没跑掉，不过好在都没那么严重。

比如杀龟大会是反清，但其实反清完了到底咋弄基本没谱。天地会要立唐王；沐王府要立桂王；李西华说立个屁，咱们重新搞个皇帝出来也没啥不好的。最后大家只能在”杀掉吴三桂”这件事情上达成阶段性一致。

他们同盟会其实也是这个德性，推翻满清后到底怎么搞？立宪？三权分立？五权分立？联省自治？大家稀里糊涂、主意多的很。最后大家能达成”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共识，这就比杀龟大会强太多了。

再比如，杀龟大会上搞了个十八省”锄奸盟”，陈近南、顾亭林还成了总军师，声势浩大的一比。然并卵，总军师别说指挥少林、华山这种骑墙派的，连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个强硬派能不能协调都是个问题。

同样，同盟会三大台柱子，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要是一帮广东人；黄兴的华兴会、主要是一帮湖南人；陶成章的光复会、主要是一帮浙江人。孙大炮虽然是”总军师”，但其实指挥起来非常困难。

比杀龟大会好的是，华兴会的黄兴是”二把手人格”，有点周恩来的风格。按实力他其实是可以当老大的，但黄总非常坚定的拥护孙总，保证革命大旗不倒，维护了团结。你可以认为陈近南和沐剑声之间非常团结，这就让革命胜算大增。

顺口说一句，这种政党没有战斗力的问题，孙中山一直非常恼火。二次革命的时候一度病急乱投医，想要搞成私人武装那种。一直到从苏联抄作业之后才算慢慢解决。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一篇文章《命运的四一二》。

最后，非常遗憾的说，内讧这种事儿一茬接着一茬。锄奸盟还没开工，郑克爽倒是先去搞陈近南去了。同样，反清八字还没一撇，光复会就和孙中山闹掰了。

矛盾主要是资金分配的问题，这种事儿在创业公司非常普遍。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总共就没几个钱，三个副总都认定自己的项目成功机会大，内部不吵架才怪呢。不过大家主要是骂仗，辛亥之前还没到动刀动枪的地步，这就比杀龟大会强，也算是大有进步了。

这三点一结合，大家就明白了，虽然说是”同盟”，但各自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光复会，基本上是老大陶成章、章太炎自己在玩自己的。所以严格来说，徐锡麟、秋瑾、吴樾……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跟孙中山的确关系不大。

更让人无语的是，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抢浙江都督的位子，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光复会群龙无首，最终被吞并。这就更是黑料十足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有意无意的，KMT上台后，追溯革命党史，很多功劳也就挪到了同盟会头上。

一般而言，读完《革命·刺客列传》大多会热血沸腾；但看到革命党人兄弟阋墙又不免有些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历史往往充斥着”三同”：”同生共死、同床异梦、同室操戈”，革命也难脱巢臼。陶成章、陈炯明、廖仲恺、四一二、皖南事变……每个名词后面都是血淋淋的内耗和黑料。

看到这些东西吧，

有的人幻灭了，觉得革命太黑暗了，心灰意冷；

有的人兴奋了，原来革命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呛天呛地各种不服；

有的人一声叹息，人间正道是沧桑，嘴炮容易做事难。

我们没法为别人做道德评判，只能说事实就是如此，大家自己判断。

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读革命史属于 “所见即所得”，你能看到什么，不在于革命是什么，而在于你想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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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两千来字儿主要是我在夹带私货，只想看历史，不想听我扯淡的麻烦跳过。

下一节我明天出。

纯私货，不喜勿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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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件事儿吧，讲完大家对革命的感觉更复杂、也更真实一些。

第一件事儿是关于”立孤与死孰难”，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赵氏孤儿。

恕我啰嗦两句，讲讲故事大纲。

春秋晋灵公时代，权臣屠岸贾只手遮天，害死赵氏满门，只留下一个孤儿。程婴为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向老臣公孙杵臼求救。但此时屠岸贾已布下天罗地网，两人势难脱身。

于是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把孤儿养大相比，哪个难？” —— 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说：”死容易，把孩子养大难。”—— 死易，立孤难耳。

于是公孙杵臼说：”好，那请让我做简单的；把孩子养大的事儿，就靠你了。”—— 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于是，程婴把孤儿和自己亲儿子掉包，然后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屠岸贾大喜，当着他的面杀了孩子和公孙先生。程婴亲眼见儿子、好友被杀，肝肠寸断，之后又因卖孤求荣，被天下唾骂。

忍辱负重十五年，程婴终于把赵氏孤儿扶养成人，取名”武”。两人设计为父报仇，诛灭了屠岸贾家族，恢复赵家爵位。功成之后，程婴决意自尽，前去拜别主公。

赵武泣泪挽留，程婴说：当初公孙先生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先我而死，现在大事已毕，我岂能贪生。”终于坦然赴死。

“立孤与死孰难”，就是”赴死和革命孰难”。戊戌事败，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慷慨就义。

革命党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引刀成一快”固然不易，”同志仍需努力”只有更难。

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这些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前途茫茫、救国无方，他们终于难以抑制悲愤绝望，蹈海自尽。

甚至连黄兴这种老斗牛犬，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看到革命党人年轻一代消耗殆尽，一度意志消沉，想拿个炸药包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同归于尽算了。至于汪精卫的故事，那就更明显了。

09年陈德森拍了部《十月围城》，讲五湖四海的义士保护孙文的故事。有人嘲笑说：”革命说是为了救中国，可怎么死的都是年轻人，老革命一个都没死？”听到这话也不奇怪，毕竟100年前就有人说过。

1908年，河口起义被镇压，同盟会迎来了第八次造反失败，黄兴流亡新加坡，孙中山继续满世界的找钱。

梁启超（又是他）那时候还是跟着康有为混”保皇党”圈子的，在《新民丛报》上说同盟会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躲在海外忽悠别人去送死。

孙中山是老江湖了，听到这种话只当他是在放屁。汪精卫那时候才25岁，心高气傲，不顾胡汉民的苦劝，决心以死明志，前往北京刺杀载沣。临行前，留下一封信：”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

干嘛去找死？

年年打脸，年年死人，年年催债，年年嘲笑，这种日子怎么过？

立孤与死孰易？死易。

革命与赴死孰难？革命难。

死了，成烈士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死，你就得继续失败、继续愧疚、继续被骂……继续革命。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徐锡麟。

徐锡麟刺杀恩铭，舍生取义的故事，高中历史都教过了。不过课本不太愿意提的是：恩铭其实是个开明好官。

恩铭，旗人出身，28岁任山东知县。同治十二年，黄河决堤，他同役夫同吃同住在工地。之后治河道、整盐务、赈灾民，一路升到江苏布政使。是清末的实干家兼开明官僚。

他任安徽巡抚时，已经60了。但老而弥坚，创建安徽讲武堂、安徽巡警学堂。又觉得中国缺少人才，需要更多优秀教师，于是尽心尽力，筹款创建安徽师范学堂。

这所学堂，后来成为TG在安徽的活动基地；再之后，改为中学，毛教员手写提名：”安庆第一中学”。

武器的批判

既然说到实施，就要谈到革命的第二要义，武器。

这个很容易理解，毕竟连大清都用上马克辛了，要是没点好东西，既不能打一场体面的战争，更没法支撑能上台面的势力。

那么请问武器从哪里来呢？是要冒险去军火库偷吗？是要重金从英国运吗？还是需要地下兵工厂仿制呢？全错，事实情况是，到澳门找个代理商买就好了。

毕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事儿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我大清时期就已经是“四万万同胞”，人口全球第一了。

何况还有重大利好：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造反、内乱、贩毒、绑票、抢地盘，全国都在猛搞刀口舔血的生意。屁民的反应是：好乱好惨好怕怕；资本家则显然是：好猛好乱好机会。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碰巧是全世界最混乱的社会，有着全世界最旺盛的军火需求。这种情况下不过来捞一笔，简直愧对了老马哥“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滴着血”这句名言。

像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曾剃头和洪秀全的军火都是洋人提供的。双方拿着同一家公司的长枪、快炮互相杀戮。国人尸横遍野，军火贩子们吃完甲方吃乙方，简直爽的一比。

这种业务模式甚至一路延续到了大清和列强自己的战争。

通常的剧本是，一方面是国家号称中立，政府说“那啥，我们以诚信为本，不方便参与到贵国和我们盟友的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塞一张名片：“另外，我们在澳门有一个好朋友，虽然价格要稍微贵一点，但的确为人非常可靠，建议您常去走动走动。”老练的一比。

比如中法战争期间，英德美一方面中立，一方面大清专员在香港私买洋枪6万支、大炮500尊、鱼雷1200枚……克虏伯、雷明顿赚的盆满钵满。你把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的《战争之王》背景放到大清朝，一点都不违和。

真是一个遵守传统的好行业。

所以老是有人说当年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大清不败而败”。意思是冯子材弄了个镇南关大捷，结果却签了个卖国条约，亏了。可就拉J8倒吧，真要全面打起来，就大清那军火制造能力，列强里他能打赢个锤子，见好就收才是正经。

大家看《战争之王》的时候，注意到凯奇跑中国找货源了吗？导演想表达的意思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个个都不干净”。而我的理解是：这才是妥妥的东风真理啊。

你丫要是军火产能都没有过剩到想拼命出口的地步，那还大国崛起个锤子。

顺着这个思路，既然都是卖，那出点货给土匪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官方采购是不方便的，毕竟清政府是列强的好朋（走）友（狗），大家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谁说过只能官方卖了？谁说军火贩子要脸了？“有钱不赚王八蛋”才是军火商的人生信条。

可以说，1900年前后的澳门，开军火全球化之先河，是整个东亚的军火集散地。英美一出什么好东西，个把月后当地就可以弄到现货，转手到内地，价格再翻几倍。

1908年，香港当局军械招标，一支快枪7块钱，而内地土匪能出到20几块，这种生意怎么可能拦得住。

所以成龙那个《A计划》里，海盗罗三炮非要打香港军警那400支快抢的主意，简直太假了，隔壁澳门价格便宜量又足，难道不香吗？真实情况是，清末，十年间港澳走私往大陆的枪支毛估估也有50万以上。

尤其是靠近澳门的广东，群匪四起、武器精良。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台三年居然抓了1万多土匪。看起来好像政绩斐然，事实上只是九牛一毛，孙中山曾经跟日本人说，中国仅广东一地就有土匪30万人。简直硬核的一比。

如果大家对这种情况难以有一个直观认识的话，建议多看看墨西哥的新闻。他们家满大街的毒贩子，黑社会从隔壁美利坚买了武器和本地警察火并，跟清末一个套路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敬请观看我写的《毒品和墨西哥》，对比观赏，可谓别有一番风味。

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就能反应过来：革命党的枪和土匪的枪原来特么是一个供应商啊！

也就是说，一方面，军火管控照理属于主权高压线、社会治安的基本底线，连这玩意儿都控制不了，这政府在列强看来就是个吉娃娃了，对，墨西哥，说的就是你；

另一方面，如果满清真的做到管控了，那革命党洗洗睡吧，大家一点成功希望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看，维护好和海外流氓商人的关系，尤其是有路子搞到枪的军火商人，也是属于革命党的重要工作。

比如之前说的孙前辈造反试水，1895广州起义，日本人梅屋庄吉（后来老孙跟国母结婚就是在他家）就送了600支短枪；1900年代的中国革命白求恩，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同志，就是孙中山的铁粉，长期为革命党造反牵头找军火贩子的。

为了理解更深刻一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二辰丸事件”。

事儿本身很简单，1908年，澳门商人跑到日本搞了一批军火，想要偷运到澳门之后卖到内地。广东水师打听到这次军火走私，而且怀疑他们是运给革命党的，所以就给截停没收了。

照理说这完全属于主权国家正常执法，结果日本和葡萄牙跑到朝廷大闹一场，清政府说“好了好了，大哥算我错了行不？这批货就当作我买了。”

见过丢脸的，没见过这么丢脸的。民间一片义愤，搞出了“抵制日货”行动，算是中国近代史上“抵制**货”的祖师爷。

大家看出来这种矛盾了吧，一方面，洋人这样欺负中国合法政府也的确是让人火大，被卖了还要负责数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方面，按一些考据，很可能“二辰丸事件”里的那些个枪支弹药，本身就是孙中山托日本人买了准备在广州造反用的。所以中国抵制日货，宫崎滔天还代表日本商社请孙中山帮忙居中调和，老孙因为这事儿，还和黄兴吵了一架。

显然，“二辰丸”到底是在帮谁运货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清末革命党的枪炮，的确是各种“**丸”号用打政府脸的方式走私进来的。

所以，展开一点来说，枪炮问题，就是力量问题，也就是老孙他们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务必要深刻理解“反帝同时反封建”和“先反封建后反帝”的重大区别。大家吵来吵去，争的不是“目标问题”，谁特么不指望中国自强？大家争的是“路线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一锤子搞定两件事儿的问题。

老孙出道的那个年头，大部分革命分子是倾向于后者，先捏着鼻子承认不平等条约，干翻满清创立民国，自强之后再把场子挣回来的。毕竟那是帝国主义时代，国境线不像现如今那么稳定，抢地盘这事儿远不像现在那么能引起非议。

而我党跳起来说“去特么的先后顺序，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考虑到TG那时候是后辈，且又小又弱，居然放出如此狠话，一方面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方面也可以说的确硬核，有前途有前途。

不好意思，扯远了，我们回到技术流。作为革命书生怎么搞军火呢？参考一下工程师创业跑市场就知道了。当初柳传志凑了20万出来创业，一年内被骗了14万；任正非刚从技术转销售，先被骗200万再说。

没办法，城里人套路深啊，创业小白和革命小白都是防不胜防。更惨的是，老柳被骗还能找片警，革命党被骗连派出所都没法找。严格来说，孙中山他们搞枪的条件，连土匪都比不上。

毕竟土匪顶多鱼肉乡里，大清也就忍了，革命是要掀老巢，显然是重点缉捕对象；而且黑社会买枪，基本是零售，几十条枪也就够火并了，而革命党一搞就是几百条，还得指定日期运送到目的地，搞丰田的Just In Time模式，这个难度可不是一般大。

而且吧，忽悠了黑社会还要担心被打黑枪杀全家，忽悠了革命党……

让我们回到1900年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的第一次成功发动的起义。老办法，孙中山找钱，郑士良打仗，日本友人负责军火。革命党率领洪门、哥老会在广东打响了第一枪。

一开始还算顺利，起义军一度拉到了2万人，结果很快就出事儿了，特么的说好的枪来不了了。枪为毛来不了？这故事可就长了，毕竟所有的事儿一旦牵涉到细节，就变得鸡零狗碎招人烦了。

不过考虑到大家把这个故事搞清楚，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当时东亚革命的军火问题；一方面可以了解老孙的路子有多粗；顺便能对照一下，自己要是被放到那个年代，能不能受得了革命日常工作。可以说非常有学习价值。

前方鸡零狗碎预警。

话说从1571年起，菲律宾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差不多被统治了300来年，当然了，菲律宾义士也就反抗了300年。后来西班牙不是越混越挫了吗。到了1898年，美国人捏软柿子，和西班牙打了一架，史称“美西战争”。

在亚洲战区马尼拉，杜威将军率领美利坚亚洲舰队，把西班牙马尼拉舰队打出了翔。菲律宾起义军也借着东风，干翻西班牙驻军，解放了大部分国土。

一开始，纯朴的菲律宾起义军觉得美国人和自己是一伙的，毕竟人家麦金利总统说了：“美国人民自己也是从反抗殖民地中站起来的，支持菲律宾人民打倒西班牙，誓要带给菲律宾人民幸福、文明和基督教义。”正气的一比。

结果买了个表，一打败西班牙，美国就翻脸不认人，决心吞并了菲律宾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马尼拉这个地理位置太过妖娆，实在舍不得放弃。

怎么办呢？继续打呗。一肚子火的菲律宾革命军跟麦克阿瑟（是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他爹）开战。这就需要钱、武器、人，和中国革命一个道理。这其中，最缺的是枪。

与此同时，伦敦绑票案之后，孙中山不是成了国际革命大V了嘛，这么一来二去，菲律宾革命家彭西在1899年慕名前来日本，找孙中山帮忙搞枪。

两边一阵串联，最后搞出一个方（大）案（饼），大意是菲律宾出钱，孙中山先帮着他们革命，成功之后以其作为中国海外基地，反攻大清。畅想未来嘛，大家都懂的。

于是孙中山一方面拿了菲律宾革命党的10万日币（之前说了，人家南洋那时候比我们有钱）搞惠州起义，一方面以彭西的名义张罗着代（走）购（私）军火。

既然是走私，那当然要找地头蛇。

老孙找的第一个就是老兄弟宫崎滔天，不过宫崎路数不熟，便带着老孙去找犬养毅（对的，就是后来那个日本首相）。结果犬养毅自己也没思路，又向他们推荐了国会议员中村弥六，这货当时名声很好，跟日本政界、商界、军界都很熟，看简历的确非常适合。

一开始，事情倒看起来挺顺利的，中村一方面找到军火商大仓商社搞到了一批枪械；之后又买了条三井物业的旧船“布引丸”运货。

够琐碎了吧？好在一阵折腾，上下打点，布引丸终于出海。

结果菲律宾同志们运气不好，船在宁波触礁，连带着几个日本国际主义战士全挂了。赔了个底朝天也就算了，关键是因为沉船事故，走私军火给造反团伙的事儿被抓了个现行，美国人直接跑东京骂娘去了。

军火生意嘛，国际惯例是，你可以搞飞机，但是被抓就你的错了。

日本政府一方面当然是按照国际惯例，“不是我，我不知道，你别乱说”；另一方面也暂停军械船出海，风声紧嘛，大家配合一下。

这可就苦了菲律宾革命党了，第二批军火已经买好，放在了大仓商社，但就是没法去南洋。

好东西不能浪费啊，惠州起义不是已经箭在弦上了嘛，孙中山就问彭西，把这批军火能不能先给兴中会（那时候还没同盟会）用着，天下革命是一家嘛。老彭是厚道人，居然也答应了。

孙大炮空手套白狼，拿了菲律宾的钱不说，还搞了批军火，就问你服不服。

然而高兴不过三秒，幺蛾子事儿来了，老孙兴冲冲去提枪，中村弥六顾左右而言他，反正就是不愿意发货。最后大仓商社裤子一脱，承认了：“我们没买军火，仓库里是一堆废铁，买枪的钱我已经和中村分了，你们看着办吧。”

我顶你个肺，奸商……

柳传志早年创业，被进出口商骗了300万，后来总算追了回来。但小柳也因此急得脑子发晕，一度连话都说不利索，到海军医院住了几个月才缓回来。

孙大炮有没有急出病不知道，但气晕了是一定的。他找了俩律师，想要起诉中村弥六和大仓商社。大家想象一下开庭的场景：

“孙先生请陈述起诉的缘由。”

“法官大人，我们本来计划走私一批军火，违法送到大清造反，现在钱被中村吞了。”

“这批军火哪来的？”

“这批军火本来是准备违法送到菲律宾，用于和贵国盟友美国人打仗的。”

…….

没办法，你再聪明，社会实践大学照样啪啪打你的脸。

碰到老赖，法院还没法受理，怎么办？找黑社会主持公道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嘛。孙中山找了黑龙会的头山满出头，一阵威逼利诱，6万5讨回来2万8，还是拿房产作为抵押的。

那么请问对中村弥六和大仓商社有什么惩罚呢？日本《万朝报》揭露中村伪造孙中山的印章和签名，舆论哗然、一致谴责他和大仓商社；犬养毅把中村开除出党（日本的政党多如牛毛）。

然后没了。

卧槽，黑社会碰到这种事儿还杀人全家呢，革命党这都混成啥样了。

本来老孙搞了个双保险，还指望当时的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帮忙，结果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叫停了合作，儿玉那条线也黄了。

这边被啪啪打脸，那边惠州实在是撑不住了。郑士良弹尽粮绝，只好解散义军，流亡香港，一年后被朝廷毒死。惠州起义一败涂地。

你看，我们的孙前辈要资源有资源，要人脉有人脉，最后还被坑成这副样子，大家想想自己在那个年头能混几集吧。

当然，这个故事也并不是没有亮点。首先，可以看出来孙前辈的确是国际大V，有“现实扭曲力场”的名人了。他可不仅仅是中国国父，放在那个年头，几乎是整个东亚民族运动的偶像。

比如后来的胡志明，就深入研究了老孙，搞出有越南特色的三民主义来，叫做：“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彭西，也没有因为之前说的事情和老孙翻脸，双方一直都有来往，毕竟一个工种的，彼此都知道不容易。

不过还是那句话，亮点不能当饭吃，军火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困扰这老孙，包括后面的丁未防城之役、镇南关起义都是如此，日本军火、法国军火、香港转运军火，各种调配不灵，物流被满清满世界的围追堵击。

革命党的日常就是：

“钱怎么还没到，快快快，日本人说钱再不到，货就给别人了。”

“货验过了吗？别忘了验货，老黄说上次的货一半是废品。”

“什么？武器又不让运了？法国那边还是日本那边？”

“什么？枪到了，子弹没到？怎么搞的？”

……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像不像自己公司吧。

当然，交了学费，进步也是巨大的。到了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军火方面虽然仍然破事儿不断，但的确颇有亮点。

爱国华侨从日本、越南、泰国各地搞到枪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统一存放在李煜堂（就是《十月围城》里的李玉堂）的金利源药材行。之后又在广州租了四十来间房，作为起义军集合点和武器存放中心。

最后总共搞到700多条枪，武器、仓储集结到位之后，大家以分批分次的方式偷运到广州，有的把枪支藏在梳妆台的暗格里、有的把子弹涂上油漆装成罐头。

最牛逼的是黄兴后来的老婆徐宗汉、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冯自由太太李自屏、还有刘梅卿未来的妻子卓国华，这几个妹子都是军火走私小能手。

那时候不是有“男女之大防”吗，一般清兵对女性不太提防，据说起义前徐宗汉藏枪的小船就被临检了，大头兵进舱一瞧，是三个姑娘，没细看就放行了。

到了广州，几个姑娘又装作出嫁，敲锣打鼓放鞭炮，在花轿下藏着枪支弹药进城。她们后来被称为“革命新娘”，真是牛逼到了极点。

顺便说一句，《辛亥革命》里的李冰冰演的就是徐宗汉，他叔叔徐润是轮船招商局（也就是招商银行的前身）创始团队的，名列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妥妥的贵二代。

电影里起义失败后，她和黄兴抱头痛哭，现实中则是她和黄兴逃亡香港。也就是在逃难途中他们结成了患难夫妻。

你看，现成的霸道总裁、富二代、大家闺秀私奔、浪迹天涯、枪林弹雨，偶像剧的关键词一个都没落下。还看什么“流星花园”啊，革命史难道不比那帮叉叉酷炫百倍？

当然，形势比人强，再说一遍，黄花岗起义一败涂地，“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喻培伦，大阪化学研究所、千叶医学院，专攻炸弹制造，被俘后就义；

林觉民，庆应大学文学系，专攻革命宣传，被俘后枪决；

方声洞，东京成城学校陆军专业，负责军火走私，身中七弹而死；

……

这些可都是下一代的精华啊，也难怪孙前辈痛心疾首。

毕竟枪，总能慢慢搞到；可人，真是没了就真没了。

如果说有什么比搞钱、搞枪更让孙前辈头疼的，那也就是搞人了。

我们下一章，讲钱、枪、人，革命三大基本功的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