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这本「亚洲人物史」，标以「民族解放」角度，实则以「文学」重构历史，其『第四章 中国近代文学――二十世纪前半叶／清朝末期、中华民国时期 』，罗列出鲁迅、张爱玲、周作人、陈独秀、沉从文等，其他人物还有苏曼殊／林语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老舍／谢冰心／丁玲／巴金／杨逵／钱钟书／萧红／爱德加‧史诺⋯⋯居然没有胡适，须知他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之开山大师；鲁迅自不消说，「民族寓言」与「疗救灵魂」两项宗师，而毛泽东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源头在鲁迅那里，中国因为落后而需要改造人的思想，就跟得病需要吃药一样，这是鲁迅发明的一种「五四」传统，最终成为共产党的一把利器，中宣部及其党报电视台，至今使唤它得心应手，他们不懂什么「劣等人种」，只有「病人」概念，中国人至今还是阿Q、闰土、华老栓，一代代人都要服药（改造）。

2022年夏按语：三十四年前我拜谒过胡适故居，那次我们一行人「拜谒五四巨灵」，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拍了一部被枪毙的电视片，却留下文字。如今回眸，反而值得反思那时的「反思」，计有：

1、胡适批判传统、提倡西化新文化新诗，至今海外还给他戴着「反传统」帽子，这跟共产党定他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有何区别？

2、1917年胡适回国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有错吗？

3、中国至今政治黑暗、一党独大，胡适「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难道不是至理名言？

4、胡适主张治病「下缓药」、给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四九后又八九后，中国已亡，这付「缓药」还在吗？ 】

https://web.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285983866862514&id=100063527388078&rdid=1kYXHxMQgnUWDMHu#

细雨纷纷。出绩溪城40余里，山峦环抱中有一大村名上庄，乃胡适故乡。村中一色青砖挑檐建筑，布局井然。顺石径小道蜿蜒曲行，如入迷宫。胡适故居为一两进庭院，小巧精致，全部木石结构，典型徽派风格，系去年由县政府重金赎回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对外开放。中堂高悬老年胡适温敦可鞠之画像，旁有题词「一代英才，迷误堪哀」云云。但我凝视先生，却觉得该是他来哀痛我辈……。

民初章士钊有句痛斥当时青年的名言曰：「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如今站在胡适故居中堂上想起这句话，真有隔世之感。适之先生之于我等大陆青年，比独秀先生还要陌生、还要「反动」。陈独秀好赖还是一个被开除的共产党人，胡适则被告之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其实在70年前，他俩同是新文化圣地上群星围拱的两颗太阳。胡适少年得志，26岁便由陈独秀举荐为北大教授， 因提倡白话文和新诗，在创造新文化的传播工具以及新学统方面功不可没地开风气之先，「暴得大名」，「举国趋之若狂」。有人说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一辈子得了数十个博生头衔，还被举入世界百位伟人之列，一生显赫，无大波澜。比起独秀先生，自然是幸运得多了，可至多也只是避开了污淖，洁身自好，他的学说和思想在大陆却几乎已经绝迹。这对于一个大学问家来说，也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胡适不同于陈独秀，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事，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坚持在尖锐急迫的民族危机和阶级争斗中保持超然和独立，闭门专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学理研讨， 以探寻中国文化价值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为这个古老民族创造一个新文明，这是胡适所选择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乃是一个真正吃透了西方成功诀窍、东方落后症结的知识分子所能选择的唯一治本之道。虽然在腐朽政治格局中无力回天，却悄悄地缓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今天看来，胡适避开现实政治旋涡的立身之道不仅是聪明的，而且也是启蒙所必要的。

经过70年纷繁复杂的政治搏斗和各种「主义」的尝试，特别是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终于遭到了被阉割的命运，以致今天我们又百般呼唤德赛两先生，回头思量一番，谁能说胡适当年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不是至理名言？但在性急的中国人的「革命急进军」中，这话却成了「痴人说梦」。

当青年们纷纷「脱弃那曾光辉绚灿于一时的『五四』衣衫」（瞿秋白语）以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便已然成为保守、迂腐甚而反动的了，连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匠都不能容忍于他。适之先生试图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来同整个黑暗、错乱、急躁的社会抗衡，结果不是比独秀先生更富悲剧意味吗？而他坚持自由人格不为任何激进急躁的情绪所驱使又是何等不容易。胡适学问臻于化境，融汇古今中外，但他却永远不能理解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他要维护理性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而政治角逐场决不会同他一道来遵守这规范，这便如同在一场足球赛中，只他一人不犯规而其他人都无视规则，他便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这究竟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时代使然？

我想，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政治角逐场上的失败者，这或许恰恰是他们的崇高和德性。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秩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

胡适飘然而去，大陆已经将他遗忘。未料我们此次上庄之行，竟遇到一位他的少年好友，名叫胡乐丰，已是86岁高龄。他说临解放前，还去南京见过正要匆匆撤向台湾的胡适，还跟他抱怨国民党只给了一张机票，不知如何将家眷带走。这位胡适的至友，自然留了下 来，后半辈子却为胡适吃尽苦头，即使回乡当了普通农民，也摆脱不了干系，前30年为胡适赎罪；近10年又成了「胡适研究」的活档案，每每外面来人，都要请他「回忆」一番，而他说了那个少年胡适之后总要附带诉说一阵他的小儿子如何被剥夺上大学和当乡村教师的权利，恳请「落实政策」。倘若一生为造新文明而努力的适之先生在天之灵知道这桩小事，他 会对他的老友说些什么呢？

——《胡适故居中堂上》写于1988年12月25日

１９２０年８月，日本「支那学」月刊发表青木正儿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者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这个以十三篇日记的片断构成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般都认为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用隐喻手法写一个“狂人”疑惧自己整日被大哥所追吃、并从四千年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二字来。鲁迅自己说他“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族，因成此篇”，一语道出他思想模式上的“五四”式的激进，但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中国传统乃是一种泯灭个体的文化。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美国一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则从这篇「狂人日记」里读出了他所谓的“民族寓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并断言“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皆可作为这种“民族寓言”来读，而鲁迅小说是“这种寓言化过程最佳的范例”。这种看法认为，情欲以及无意识等私的领域同政治、经济和阶级等公众领域的彻底分离，在第三世界尚未完成，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表面上好象在讲述一个私人的故事，其实同时在隐喻另一个属于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鲁迅的「狂人日记」，只会被西方读者读成描述私人病态的心理小说，而它的政治寓言的阅读方向就被取消了，这一阅读方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和历史的恶梦。

鲁迅的另一部小说「药」，写农民华老栓照习俗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反丢了儿子的性命　；而反清革命者夏瑜被伯父出卖，绑赴刑场砍头，他为民众流的血竟被华老栓拿去为儿子治痨病。小说结尾，第二年清明节，两个死者的母亲在扫墓时相遇。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正好是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显示在鲁迅那里，政治预言是无需解释地公然显露的。这对Ｊａｍｅｓｏｎ又是极重要的启迪，他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寓言结构过于隐晦，而知识分子彻底分离了私与公、艺术与政治，便也从此丧失了干预现实政治的可能，“世界文学”应重新发掘“第三世界文学”这方面的价值。

然而，对鲁迅的读解叉可以是多样的。比如，撇开“民族寓言”或政治寓言一类的读解，视鲁迅小说为他个人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一个与世不和的孤独者的一连串心理危机、困惑、挫折、失败和心灵探索的文学表露。问题在于，这个孤独者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执意要面对“民族的灵魂”，于是他便如同面对一群身处密闭的“铁屋子”里将要昏死过去的读者而扮演一个“呐喊者”。

由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需要，正是由鲁迅发端，现代中国文学形成两大题材：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在「呐喊」、「彷徨」这两个小说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乃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知识分子在他笔下，一般也是颓唐、消沉、向恶势力屈服。

最后，这个呐喊者“也终于厌倦了呐喊而沉默起来，在他另一本杂文集「野草」当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已无话可说。这个孤独地面对“沉默的民族灵魂”的“呐喊者”，被后来的中国人尊为“民族魂”。

——《疗救灵魂的“民族寓言”》，写于1994年冬伴妻疗伤中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