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崇祯帝于1644年4月25日年，381年前之昨日，与太监王承恩于煤山上吊自杀，史载：死前书于服上：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今人多以崇祯比附习近平，因其刚愎自用性格相似，也因为史称「暴秦暴明」，习近平又添一个「暴共」，奇妙者他竟敏感于此，怕坊间拿崇祯比附他。年初2月6日我有一贴《共产党复制明朝》，引史家余英时一针见血之语：「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余英时继而入木三分地说：「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仿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余先生自始宽容，不忍批评中国文人，其实在中国文化中，皇帝昏聩，文人（士大夫）纵容迁就之责颇大，至今仍是如此。 】
一、歪脖老槐树
我家刚搬进西斋的那天下午，亲友就撺掇我们赶紧去看“皇帝上吊的树”。出西斋往西一拐，一抹黄瓦红墙围绕的景山几乎就在隔壁。从东侧门进去，没走几步，那据说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东麓，游人簇拥之处，便是此一名胜。我挤进人群，兀见一颗枯老的槐树，由栅栏围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干上，惨然悬挂着一团锈蚀的铁链，像是有一个人被琐在这里示众。 “你们看这个——”，爸爸指了指栅栏上的一块牌子：“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
对我这个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崇祯在这里被戴枷示众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祯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铁索的象征，乃是整个四千年中国文明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句狂言，才会有无穷魅力。
这个著名景点，节假日总是挤满围观的游人，平时却阒无一人。那树已然枯老，主干延伸出一根长长的枝干，仿佛是从明末乱世伸过来的，无力地触碰今日。我从少年起看它，日日熟视无睹，却并不知道，这处奇特的“名胜”，借一个亡国之君说戏，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长的活剧。
最早其实是在清初，顺治下令以铁链锁树，斥为“罪槐”，以示笼络中原汉人，可见边陲八旗，以小族弱势征服人多地广的汉族，必定处心积虑、机关算尽。那根铁链，据说在“庚子事变”那年被“八国联军”掠走，后来补的这根纯粹是道具了。一九三一年民国在树下立碑“明思宗殉国处”，仿佛“驱逐鞑虏”了，总要有所告慰，好歹朱明也是一个汉人王朝嘛。一九四四年，华北日伪政权竟有一个“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出来，另刻了一块新碑，无疑比附顺治，却顾不得燕京尚在日本军事占领下。谁承想，又过二十年，京城再次改朝换代，一九五五年，居然有位首都副市长是明史专家，指旧碑对李闯农民义军不敬，批示拆除，换了这块木牌，并直书“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从此，观众再也读不懂老槐锈链的原意，而星移斗转万千游人目睹此物，都不会感慨造化弄人。
明太祖诛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政归六部，一改魏晋以来丞相当国的传统，是千余年制度之巨变。洪武罢相，且不准后世再议，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史家尝言，罢相令中枢虚空，乃明朝阉祸之端倪。
崇祯亡国的当口儿，召三个皇子入大内，匆匆细嘱世系，再遣散至外戚家；旋即吩咐后妃一一自缢。然后，他自己竟带着秉笔太监王承恩，离宫欲遁出安定门逃生，无奈没有搬动那城门，这才返身回皇宫，经北门去煤山，找了棵树上吊。那途中还不忘派个太监去慈庆宫，吩咐他父皇天启的皇后张嫣娘娘自缢。从后世文献或演义里，影绰可见那烽火熊熊的塌天之际，偌大一个皇宫里，这主仆二人东奔西突只做一件事，就是在大内四处督促皇室女性自尽，崇祯还亲手砍死年仅六岁的幺女，再拔剑去砍十五岁的长公主，因手软只砍掉其左臂。故老留下的杂录随笔称，崇祯一只脚踩着太监的鞋，手里还掂着一支三眼枪，王承恩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一本清代笔记闲书上说，甲申塌天之际，崇祯跑到煤山东麓的这颗歪脖老槐树来上吊，身边并没有一大群太监跟着，只有“大珰”王承恩一人而已，书上称之为“对缢”。
明清史大家孟森对崇祯的一句评语至今新鲜：“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崇祯一朝，巡抚被屠者十有一人，诛总督七人。可怜他留下槐树这个“历史标本”，穿越满清三百年，又加民国、沦陷、内战的血火四十年后，不期然竟让新王朝借了这套道具，顺势做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注脚。那倒也罢了，“崇祯本质昏顽”，活脱脱成了钉定朱明“至愚不孝之子孙”的耻辱柱；而明史在“新中国”已成极险峻的一门学问，全因为当今“皇上”处处模仿朱洪武，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最著名的一例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照抄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摘自《西斋深巷》
「武汉病毒」大疫之前我写《西斋深巷》，其中『歪脖老槐树』说明朝，也是说一位明史专家吴晗，彻底茫然于身处明朝一样的暴政，而且助纣为虐，最终惨烈葬身其中；更加荒谬的是，「吴晗教训」并未启迪后人，因为效忠这个暴政的文人，一代一代地增替，挡都挡不住，今日助纣为虐的，则是一帮科学家，如搞病毒的石正丽、钟南山等，协助中共研制、隐瞒、扩散「武汉病毒」至全球，也包括论证「超限战」取悦独裁者的军队作家乔良等人，只为了换取一点物质利益，中国文人之卑劣低下，史所罕见。
二、北京副市长吴晗
北京是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中央是宫城（故宫），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梁思成说城墙「灰土」要用二十节车皮、八十五年才能运完；拆北京城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
故宫四四方方一块，四角各有一座角楼。这角楼，虽不是午门﹑神武门那一类巍峨城楼﹙形制均如同天安门﹚，却精巧得多，仿佛凋梁画栋都缩小了尺寸，而样样具在。每座角楼立于护城河转弯的直角顶端，跳开大城楼自成孤独一景，常常在夕阳下散发出一股难言的惆怅。东南角上的那一座，离我家住的西斋，仅几步之遥，对我而言，皇宫铺天盖地一如莫测的金色大湖，唯有这孑然一身的角楼可以寄托少年时的彷徨。
皇宫旁小街人生的开始，忽有一种极大的压抑感降临，叫我知道辛稼轩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并不贴切，西湖边上的年少烂漫﹑无心和“不知愁滋味”竟是带不过来的，而少年有愁但不会描述才是真的。愁什么？如今去回想，张嘴就带南方口音，不会说京腔儿，在京城会被歧视，上课最怕老师提问，是很现实的一桩。我放学回家，每天路经故宫东南角楼，常常由不得止步，靠一颗树干眺望它，或趴到护城河的石岸端详它。直到今天，那余晖中的角楼身影还时常会在梦里浮现。
这筒子河绕紫禁城一周，离城墙跟儿其实很远，这里本来有宫墙外所谓“红铺三十六”，护卫故宫的森严兵丁值房，现在成了一条青翠的林带，晨曦薄暮之际，乃是人们晨炼﹑散步﹑恋爱的地方，演员在这里吊嗓子，乐手吊他们的小号黑管，学生们则背书，某日清晨，我也开始在这里背俄文，应付考试；黄昏时节也可以来这里遛弯。多年后我才读到老舍的一段感慨文字﹕“北京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的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北京话“喘气儿”很有空间的神韵，物质精神都囊括了。据说老舍常常面对积水潭，背靠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心中安适宁静，无所求也无可怕，象小孩睡在摇篮里——曾经有过那样舒坦的一个北京，但可以想见失去那种北京的老舍，日后是逃不脱要跳进太平湖的。
故宫城墙，其实就是小了一号的北京城墙；换言之，我在筒子河青翠林带曾享受的空间神韵，是可以建构到北京巨大的城墙上下的，而这恰好是梁林伉俪的一个绝妙设计和梦想。他们在礼赞了故宫、中轴线等等之后写道：
『但是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首先特别提到，苏联人民称斯摩林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颈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缨珞了。
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于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土最特殊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
后世称它是林徽因设计的“北京的项链”，但是在她自己的文字里，她使用的词更典雅：“缨珞”。
梁林伉俪第一想完整保护古都不被政治中心挤压，第二就想挽救天安门“T”字型宫廷广场，与苏联专家激烈争辩，负责首都改建的副市长吴晗斥责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当场痛哭失声。毛泽东闻讯说道：“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1952年拆除，中华门1959年拆除。接下来梁林又竭力挽救起城墙来。 1953年林徽因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指着吴晗的鼻子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两年后林徽因病逝。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故宫)，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林徽因说的“缨珞” ，就是最外层的京城，“新王朝”决定拆除它，梁思成五〇年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为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一千二百万吨，堆积起来等于十二个景山，用二十节车皮需要八十五年才能运完。”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象的事情，在“深挖洞”的文革时代，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
昏日。人海。尘雾。 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墙边。
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昏黄的阳光下，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撬扛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身上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北京人拆得极为疯狂，各单位飚着劲干，比谁的装备多、人力强。在那尘埃漫漫、万斧霍霍之中，同那个时代非常对味儿的一种破坏欲支配着人们，使他们除了冷酷和残忍的竞赛之外，丝毫不会想到这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扛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躯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冷却，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个老人在为她哭泣。梁思成在报纸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里面还抱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这时林徽因已经不在了，他央求续弦林洙：“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
林洙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像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像，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
1953年左安门拆除，1954年庆寿寺双塔拆除，1956年中华门拆除，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拆除，1958年右安门拆除，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拆除。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被拆除。只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
1972年元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医院含屈而逝。
——《西斋深巷·筒子河》
老槐树「借一个亡国之君说戏，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长的活剧」，今人颇欲借崇祯说习近平，可知国人对之恨极；明史大家孟森对崇祯的一句评语：「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至今新鲜到就像骂这厮，不过我总是提醒大家，中共的现代集权，非明末衰世可比，现代化的欧美尚不敌于它，今天的教训沉重无比，其中就包括毛时代中吴晗那种左倾的幼稚和悲惨。
这座景山公园，每天清晨很早就开门，四周居民，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一大早就要来这里遛弯、打拳。住在我们西斋的人，都是过街从正对面的东侧门进去，进门照例顺着那条环山小径直行，右侧是少年宫，旧称寿皇殿；左侧是五峰比肩的煤山；顺小径横穿到西头，再往南绕到正门，即正对着故宫神武门的那个门，明朝唤作“北上门”；再朝东拐过来，须臾就到了那株歪脖老槐树跟前。
或你也可以就从“罪槐”旁边，拾阶登山。景山史称煤山，明朝叫“万岁山”，筒子河的挖泥堆出煤山五峰，沿山脊筑就五座亭子，皆立于琉璃墙台基之上，五亭曾供五佛，都不翼而飞。从东麓上去，没几步，就遇到第一座亭子，唤作周赏亭，八根亭柱挑着一个孔雀蓝琉璃筒瓦重檐圆攒尖顶，虽已斑驳，小巧精致的原初样貌仍在。煤山的闹腾时刻常常在下午，附近街巷的小孩子们放学后，都来这里撒野，漫山道上下乱窜，清晨则是空山静谧，唯两畔松涛呢喃。
我家搬离西斋后，我偶尔还会来逛景山，每次都会走到“罪槐”跟前，常常就从这里拾阶而上，而从“罪槐”旁走过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崇祯，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首都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就是吴晗。吴晗研究者李辉如此写道：
『吴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
吴晗1949年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最左倾的学者。他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明朝文字狱，写《朱元璋传》也着力写他的权力病态，毛泽东读后不快，直接逼他将明太祖“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不从，结果他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第一祭刀，而追溯这场腥风血雨的起点，人们发现，最早动员吴晗写海瑞的，竟然是胡乔木。
三、读书人耻辱史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嵴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从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1995年9月于普林斯顿
2020年7月6日，一群警察抓走许章润，海内外群情激愤。许章润身处清华园，得王国维陈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气，而中国知识分子虽「斯人独憔悴」，毕竟后浪推前浪；中国文化尽管断裂，但文人气脉如屡不绝。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蛮地荒，识得此境者尚寥寥，但毕竟出了许章润。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