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YaoTiaoQiang 佛要跳墙 2021年9月  转自 新世纪

各位，金融的事情一般都比较枯燥、除非像《货币战争》一样大谈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统治世界，否则总是让人云里雾里。所以你看那些分析历史的，谈朝堂阴谋的一抓一大把，愿意聊经济规律的没几个。

在现实世界里，金融实力的搭建和维护，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缓慢，也非常容易被政治裹挟，容易掺杂民族感情的业务。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对金融体系的威力，重要性，以及晚清金融方面的拉胯，有个感性的认识。篇幅太长，只能分为上下，喜欢一口气看完的，见谅。

金融是个专业活儿（上）

说起大清的工业近代化，从1862年算起，努力挣扎了几十年。虽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但好歹曾经风光过，也算为重工业打了点基础。但要说起金融近代化，那他可真是一脸懵逼，从头到尾都没搞明白自己该干嘛。

这也不全怪他，毕竟中国封建王朝三千年，绝大部分情况下，在金融知识方面都处于这种一脸懵逼的状态。按现在的眼光，无论是货币还是信贷政策，处处充满了随意性。

以货币政策为例，我们现在的看古装剧，主角常常拿出几两碎银子付账，就跟现在你掏人民币似的。

这就完全就是现代人的臆想，古代大部分时间，黄金白银要么是“储值工具”，比如政府库银，就是储藏着作为军饷、公用等大额用度的；要么是作为 “价格工具”，比如计算该收多少税，也就是所谓“折算成银两”；要么是“国际货币”，比如清末和外国人做生意，收了一堆“墨西哥鹰洋”；极少有作为日常“支付工具”的，寻常百姓估计大概率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两纹银。

而真正日常支付的货币可谓花样百出，充满了时代特色。比如秦朝用铜，隋唐是铜和帛；宋朝用铜、铁和纸币，到了明朝又成了铜和银。

而且吧，虽然教科书都在强调“大一统”，说秦始皇之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帝国垄断铸币权，设计“秦半两”作为唯一合法的流通币，一举取代楚的蚁鼻钱、三晋的布币、燕齐的刀币等六国的货币，促进了商业流通等等等等……

搞的好像你拿了一吊“秦半两”就可以从西安一路花到山东一样。

然而现实要骨感很多。整个三千年，中央政府从来没办法完全垄断铸币，而且钱的制式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秦朝就不用说了，六国的货币照样流通；唐朝发工资铜钱、实物、绫绢换来换去，安禄山、史思明还搞了不少中亚的钱在大唐流通；宋朝河南用铜钱，四川用铁钱；晚清，各地督抚一直都是自己铸各地钱铜币、银元。

最特别的是在云南，因为经济受东南亚影响比较大，一直到17世纪都还在用贝币，就是那贝壳做的货币，原产马尔代夫，流通于印度、西非、东南亚，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

曾经的马尔代夫可不是给你度假的

甚至到了民国，法币也就是在东南比较流通，广西用桂币，云南用滇币，金融毫无章法。一直折腾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护送人民币挺进上海，全国货币才正儿八经算统一了。

当然，除了奇葩的民国，这事儿放到古代也不难理解。那年头的货币无论铜钱也好、金银也好，大部分情况下，其内在价值都不是靠面值，而是靠重量决定的。100克铜钱的实际价值就是比90克的高，这就是他的内在价值。那既然大家都是铜，凭啥只有你能铸货币？

而且秦朝天天搞商鞅的重农抑商，冶炼能力不高。秦半两铸造水平相当一般，重量从3克到10克不等，仿造起来也不算太难。

两者叠加，就意味着“统一货币”往往是个政治口号，实际执行中充满了随意性。举例来说，在几乎整个古典世界，朝廷都是“禁止铸造私钱”，但没法禁止“私钱流通”，毕竟私钱也含铜，工艺也不算太差，大家将就着过得了。

而且吧，因为政府总有搞通货膨胀，搜刮民间财富的冲动，所以往往财政一紧张，就降低货币含铜量，主动铸造“劣币”，以至民间的货币常常乱成一锅粥。

比如汉武帝，北打匈奴南征云南，花费如流水一般。没钱了怎么办呢？千古一帝脑洞大开，发行了奇葩的“白金皮币（银锡合金）”，重八两，面值3,000文，合一两值375文。实际市价多少呢？125文。

也就是朝廷拿着价值三分之一的货币去征收民间实物，那可不就是掠夺财富嘛。

结果，白金一出，天下盗铸风行，大家都去做这种利润300%的生意了。几年下来，参与私铸货币的有几百万，被抓到杀头的有几十万，大汉伪币横行，根本分不清谁是“良币”谁是“劣币”，两年后只好停止发行了事。

扯远了，回到古装剧的吃饭问题，主角要走南闯北，恐怕得先搞清楚本地是用啥货币，然后看看自己手头的铜钱是什么来历，接着和老板讨价还价一番这钱能不能算足额，最后才能坐下要碗粗面，真是非常有技术含量。

当然，虽然有各种乱象，不过一般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还算简单，只要政府别乱贬值，搞货币收割，基本就能保持金融稳定。毕竟是农业经济嘛，大部分人一辈子连村都没出过，要用到钱的地方实在不多。

中央的货币政策蒙对了，商品经济就发达一些；货币政策瞎搞了，大家回到以物易物，少花点钱也将就着能过；实在受不了，老百姓就“杀人放火受招安”，几千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混过来了。

不过到了明朝，事情有了变化。我们反复提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明朝参与国际贸易，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常年贸易顺差。几十年来，3亿两以上的白银从日本、南美流入。天量的货币注入，最终帮助大明成为了 “白银帝国”，银子进入了日常消费，而中国正式进入了“银铜双本位”的时代。

所以你看《水浒》，宋江动不动就拿出“十两银子”给李逵赌钱。在银子不属于流通货币的宋代，这事儿根本不可能，拿出两吊铜钱还差不多。显然是施耐庵把他们明代的生活方式给代入到北宋去了。

【图略】这我真没见过

回到明朝，在双本位制度里，财政制度按照白银折算，根据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有政府税收、支出、高级公务员薪酬，全部以银两计；实际生活用铜钱，老百姓吃喝拉撒，缴税，大部分是用铜钱。两者自由流动，不绑定兑换率。

大家如果不理解什么意思的话，问问很多外企的高管朋友就知道了。人在中国上班、工资是美国总部发，赚美金花人民币，个人所得税按照人民币计算，那美金兑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可不就是缴税额变化嘛。

明朝的这种情况，好处当然不少，市场活跃、商品经济发达；坏处也很明显，中国本地没有银矿，相当于“银铜”双本位中的银子，货币发行权不知不觉转移到了外人身上，这可就麻烦大了。

明末，朝廷本来就被满洲崛起、各地天灾和上下贪腐折腾的一塌糊涂。结果日本开始限制白银出口；欧洲三十年战争开打，南美洲的银子全送到欧洲充了军饷。大明帝国莫名其妙得迎来了一场输入型货币紧缩。

那年头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金融市场，更不理解什么降准、升息、注入货币。只能大眼瞪小眼，看着银铜比失控。官员计税用银子，百姓缴税用铜钱，银铜兑换比一提高，农民发现自己的赋税莫名其妙增加加了百分之五十。于是，乱套了的金融秩序，在千疮百孔的帝国经济上做了最后的暴击。

估计崇祯到死也没想明白，金融规律这种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居然能漂洋过海，一路从欧洲来到北京把他逼上吊，实在是匪夷所思。

好了，扯了这么远，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中国古典时期金融基础，毕竟“清承明制”，满清入关，基本上把明朝的制度照单全收，自然也就承接了大明的各种金融政策，包括银铜双本位制度。

严格来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农业国，满清还是吸取了不少明朝教训的，对政策稳定性比较重视，还自己立了不少“最佳实践”，来表示坚持自律搞好国家的决心。比如大清国策“永不加赋”，号称永不加田赋，就是这么自己写在脑门上的。

而仅仅就金融制度而言，即便是在跟准噶尔打仗，财政相当紧张的时候，也没有玩汉武帝“白金”这种货币贬值，算是比较有底线的了。

所以咸丰之前，大清金融秩序还算稳定，银铜比差不多都在830文上下。少的比如西安，跌到过600文；高的比如闵浙，到过1400文。按现在的眼光，80%的波动简直离谱，但放到那个时候，已经算是不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巨额贸易逆差再次导致货币紧缩。道光年间，银铜比例平均到了1200文，高的到了2000文，米价涨了四五倍，明末的那个亡国的苗头又出来了。

之后林则徐禁烟阻止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阵折腾，财政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又拿出了祖宗的法宝：铸大钱，搞货币贬值。于是全国再次“盗铸”横行，剧本都不用改的。

当然，大清比较幸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一把，洋务派搞洋枪洋炮，各种“西学为用”，帮她熬过一劫，迎来了“同光中兴”；但要说到学习西方金融政策，那可就违背“中学为体”的国策，破“夷夏之大防”了。

几十年下来，大清在金融方面几乎没啥像样的长进，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1717年，英国议会同意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的建议（对的，牛顿不仅研究力学，还研究货币），把货币（基尼）和黄金直接挂钩，从而形成了第一个金本位制度，拥有价格稳定、流通便捷的优点，此时大清在琢磨是不是该只用铜钱，放弃白银；

万有引力只不过是我小小的贡献之一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市场作用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创了现代经济学，此时大清在讨论银价下跌，物价上涨是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了；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探讨“比较优势”，此时大清在思考为啥银铜的比值老是上上下下；

1835年，英国股票市场经历了大崩溃，两年后，又崩一次。无数聪明的脑袋开始研究市场规律，思考如何采用最新的电报技术；此时大清在讨论到底运输饷银能不能用民间票号做汇兑，是不是该继续用镖局；

而1867年，卡尔·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终局，此时大清还在探讨北京物价高涨，到底是不是因为京城的“银票”太多，“实物白银”不够，最后的结论是：“重回祖制，京饷继续用镖局”，简直匪夷所思。

【图略】我读书的时候，皇帝还是嘉庆，意不意外

武器的落后固然可怕，但知识的落后才是真正要你命的东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金融竞争的时代，“中学”这个“体”用什么竞争，镖局吗？还是一个打十个的叶师傅？

竞争不过？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回到1864，这一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帝国核心区域基本恢复和平；次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创立，资本额500万港元，股东包括各大洋行，仅仅一个月后，汇丰上海分行设立。

1865，有形的战争结束，无形的战争开始；新时代金融的力量，悄无声息得在上海登陆，抢滩作战的武器是利率、汇率、股票、债券、准备金、越洋电报、合同……懵懂的大清，即将被卷入一个他无法理解的抽象世界中。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金融的战争是从合作开始的，而撮合人是晚清金融一哥——席正甫。

大家回想一下这个名字，清末四大买办，三个去了民族企业，唐廷枢、徐瑞、郑观应，大家多少在历史课本里听到过。剩下那个听到很少的，就是他苏州东山席正甫。

现在说起苏州东山，除了枇杷就是碧螺春。但在晚清，这个地方还出一个特产：“洋行买办”。上海滩外资银行，一半的买办是他们东山“洞庭帮”的。

作为一个家里世代巨贾，22岁就能跑到上海开钱庄的世家子弟，席正甫在上海汇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跑街”。

这个工种听起来像是外卖小哥，不过实际上倒是非常典型的金融机构发展路线——业务销售，到处拉存款、找投资项目的。按照现在外企的模式，应该是一路拼业绩，努力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混到个中高层，然后去个互联网金融什么的。

不过呢，这不是大清自有国情在嘛。

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搞出了“牡丹事件”，强行吞并了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宗主国大清自然是非常紧张，于是福建海防的事情被提上议程，作为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支持搞海防，但钱从哪里来？

一艘小舰艇，比如龙骧号，外号“蚊子舰”，售价七万两；大型军舰，比如经远，算是铁甲舰了，售价70万；旗舰，比如大家熟悉的镇远号，号称亚洲第一巨舰，售价142万两；这还不算运输、军火、培训、码头、基地……

没有一样东西是农业国能生产的，一切都得找洋人买，花钱真如流水一般。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向“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政府学习，发国债呢？中年读者不妨回想一下小时候看到的“国库券”。印象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一点。

呃，这个问题嘛，请问大清公民买了国债，朝廷要违约，你敢去紫禁城找老佛爷要个说法吗？不敢？不敢你买个屁的国债。大清发国债，发到最后永远是发成摊派，各地政府强行派给大户，摊上的自认倒霉权当坏账——也的确都成了坏账。国债被搞成了纳捐，那还有个毛线的国债市场。

朝廷是指望不上的，厘金也没法提前收30年，那就只剩下外债这条路了。洋人倒是愿意借，毕竟铁甲舰在天津、火轮船停长江，紫禁城里的老爷扪心自问，的确不敢拖欠。1874年，席正甫牵头，李鸿章找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利息8厘，以盐税为担保。

严格来说，这笔外债倒是借的颇有必要，不过问题在于，金融是个大杀器，用好了利国利民，玩砸了祸国殃民，对于还在讨论要不要用镖局的朝廷来说，要理解这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实在太难了。

汇丰借款一开，所有人都发现，洋债真是个好东西。外资银行赚到了高息；买办资本家拿了佣金；官员吃到了回扣；列强趁机攫取在华利益；朝廷借了钱大买洋人的军火、机器，顺便带动了列强的工业；除了大清百姓，简直所有人都是赢家。

于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借债；刘铭传搞福州船政局，借债；云南、广西抵挡法国蚕食，要加强防务，还是借款……自力更生遥不可期，但外债却如毒品一般，堆积如山。

我倒不是说借外债就是卖国，毕竟现代国家就没有不借债的，新中国刚成立就从苏联借了3亿美金来恢复经济搞发展。问题在于，大清的债，是用各种 “主权”做抵押的。为了搞钱，抵押品从关税、盐税、厘金，一路到了矿山、铁路。

等到《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银子巨债压顶，大清海关已经成了先偿外债、看剩下多少再还给朝廷的局面；为了赔钱，甚至差点把盐税、厘金的经营权都抵押给英德。大家想象一下，人在中国，每个月却是洋人来收税这种酸爽。

而且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抵押还是用贱卖的方式。

读书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说大清金融落后，第一条举得就是大神牛顿的例子。他老人家在搞出力学三大定律，改变了人类历史之后；勤勤恳恳做了几十年皇家铸币厂厂长，把英国从原来的金银双本位，缓慢切换了金本位，再次改变了人类历史。

1816年，英国出台法律，锁定英镑和黄金比例，从法律上确定了金本位制度，并逐步在其推广；57年后，1873年，欧洲优等生德意志帝国依靠普法战争的赔款，进入金本位和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同年，看到这个趋势的法国和美国加入了这个行列，之后是北欧、荷兰、奥匈、俄罗斯，以及后进的日本。

后果不难猜测，白银被剔除出货币，开始逐步贬值，而谁还在用白银作为货币呢？大清。

几十年里，大清帝国通常都是借钱用黄金，还款用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以盐税和关税为抵押，连本带息9.8亿，很惊人了对不对？事实更惊人，赔款数额以各国金本位货币折算，随着白银贬值，朝廷每年还得增加三百万两列强“汇率损失”，人称“磅亏”。

大清被割的肉痛，请好朋友赫德爵士代为商议，结果好朋友说了，“合同说了是外币，那就得以外币折算”。果然是“清末最高效的官员”，连挥舞镰刀收割韭菜都如此高效。

在大清最后的岁月里，赔款照付、“磅亏”照给、日常就是翻家底，看还剩什么能抵押出去的；嘴上虽然不认，但身体已经成了洋人的收税专员。以至于之后几十年中，对朴素的百姓而言，“借外债”名声巨臭无比，几乎成了“卖国”的代名词。

百姓们倒也是没错，在晚清的战场上，列强用坚船利炮割走了台湾、香港；在借款合同里，同一帮人靠发达的金融体系，用利率、抵押和借款条约，割走了盐税、海关、厘金和铁路，完成了军舰和大炮无法完成的侵华任务。

这种被抽血的破事儿甚至到了民国都还在继续，北洋政府继承了大清的外债和金融政策。最离谱的是在1922年，法国搞出个“金法郎案”，把本国货币贬值的损失转手甩到了北洋政府身上，一举从段祺瑞政府身上多薅了6000万银元的羊毛，简直匪夷所思。

一直要抽到什么时候呢？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新中国一声炮响，去特么的不平等外债，想要钱，自己去慈禧太后的棺材里要吧，从那天起，4万万同胞才总算摆脱了这破事儿。

强调一下，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说“破事儿”，并不是说“外债”是破事儿，而是“不平等外债”是破事儿。朴素的百姓认为借外债就是卖国，这当然是爱国思想，但毕竟只是“朴素的爱国思想”，而靠“朴素”那是没法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要自强，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靠的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靠的是 “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平等外债是没了，平等外债还是可以有的嘛。

30年后，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全国工业化项目经费紧张到了极点。4年后，祖辈和席正甫一样，同属“洞庭帮”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挂帅，通过日本野村证券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支持国家化工项目，以国家信用背书，新中国承诺有债必偿。当月，债券抢购一空。

这些钱拯救了几乎停工的17万吨“仪征化纤”聚乙烯项目，开启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星辰大海。

再过几年，“东海化工”聚乙烯项目缺钱，“老徐”提醒“宋运辉”参考“仪征化纤”的案例去借外债，终于搞定了二期工程。

请大家再琢磨一下这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感受一下荣毅仁先生和席正甫的不同，再感受一下伟大的改革开放下，这改变十四亿人命运的努力。

【图略】外债是好是坏，就看在谁手上

好了，讲完外债，我们再次回到晚清现场，政府外债丧权辱国，被骂的天昏地暗，那社会金融体系呢？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外资银行在华除了努力收割官方资产之外，民间自然也不会放过。

 原创 FoYaoTiaoQiang 佛要跳墙 2021年9月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100年前的上海滩，想要来中国华尔街——上海，从事一把民族金融业，那基本只有两个选择：票号和钱庄。

票号主要做汇款（那会儿叫做汇兑），以雷家“日升昌”、“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山西晋商，就是吃这碗饭的，他们发放银票，帮朝廷和商户汇钱，然后利用这些沉淀资金搞放贷；

而钱庄则主要做银子和铜钱的转换，后来又做吸储、借贷，算是坐地收息的。

很快，你就会发现，票号比较难做，毕竟一来要全国搞连锁，不花点时间建不起那个汇兑网络；二来要信誉，毕竟这个行业讲究老字号，品牌一时半会儿也累积不起来。

不过开钱庄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按照当年的潮流，搞实业顺便弄几个钱庄放贷算是标配。晚清工商业领域，从杨坊、胡雪岩、盛宣怀，一路到徐润、唐廷枢什么的，凡是大家听到点名头的，几乎各个都兼营或者附股钱庄，就跟现在凡是个互联网公司就想搞个金融牌照搞小额贷款一样。

这个嘛，也不奇怪。还记得买办的主要功能吗？洋商和内地市场的中间人。

以生丝为例，当年国内的生丝生产者大多是小规模作坊，所生产的生丝需要“丝行”统一现金收购后卖给洋行。而丝行的自有资金往往不过万把两，光靠本金，收购量不过二三十包。想要做大，放到现在是去找银行，或者搞民间借贷。在那个年代，就是找钱庄，一般会把本金放到数倍甚至十倍，采购几百包生丝。

买办作为中间人，既熟悉洋行，又了解丝行，有了点本钱自然就会介入这种“资金过桥”的生意。每年春天，钱庄对丝行大量放贷，由丝行向生丝作坊提供“预购款”；到了秋天，新丝开盘，洋行统一收购付款，然后丝行结清钱庄贷款。

你看，上下打通、一本万利，妥妥的供应链金融。

显然，丝行想放大本金，多做生意；钱庄也想玩杠杆，做“超常规发展”。那钱从哪里来呢？

一部分是各凭本事，除了通常的吸储外，各有门道。比如徐润，优势是官商合营，很多钱来自于招商局资本金，公款挪用、靠山吃山；比如胡雪岩，优势是红顶商人，很多钱来自于各地公款存放，所以胡老板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点关系、搞女人上，也算是努力跑业务了。

一部分是靠票号，这个之前提了，汇兑的资金沉淀可以通过银庄获利，算是同行拆借，“盘活资金”；

剩下的，那就是靠外资银行了。当年的外资行，资本金高者达数百万两，对比本金不过几万两的银庄，实在是庞然大物。何况，洋大人不仅钱多，还很“仗义”，每年提供“拆票”（短期贷款），给上海银庄放款几百万两白银，帮助他们扩大杠杆，5万本金放50万的贷款生意。

于是，民族金融天才们左手是丝行、皮毛商、茶农的生意，右手是票号、外资银行的借贷。1块钱本金赚10块钱的利息，各个盆满钵满。快钱如此过瘾，谁还有兴趣搞夯实业务、维护信誉、改善公司架构、提高流程效率……这种“百年老店”的玩法。

而巴菲特老爷子在几百年后说了，“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道理谁都懂，但杠杆和快钱这种事情，就跟吸毒似的，染上容易戒掉难。1870年之后，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经达到300万两以上，信贷行业严重依赖外资银行的短期信贷支持，几近裸奔，而潮水很快就要来了。

1873年5月，丝茶旺季，外资银行突然降低惯常的短期贷款，市场银根吃紧，利率飙升，钱庄开始承压；到了9月份，银行一致行动，突然说必须收回贷款，短短几周内收回全部拆票300万，市场流动性瞬间被吸的干干净净，人造的大潮水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

啥意思呢？行情好的时候，银行给你年息3%去买房，并且鼓励你买个10套；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你收入减少的时候，银行说抱歉抱歉，出了新规定，利息临时提到30%爱要不要；于是打工仔破产清算、银行低价回收资产，大家感受一下这一条龙服务的镰刀有多锋利吧。

当年，上海50家以上钱庄现金流断裂，票号、商行总亏损以百万计。外资银行表示不好意思，主要是欧洲经济危机，我们也是在执行总行的政策，下次肯定不这么搞了，至于你们的生意，我就暂时接手了。

1879年5月，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外资行突然收回拆票，短期利率飙升，几十家银庄破产。《申报》评论说，外资银行已经摸到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律，当市面银两充足时，年化利率差不多也就是8%左右，可一旦收回拆票，利率可以很快飙升到33%。伴随而来的就是资金链断裂、坏账攀升、银庄倒闭、丝行破产。

道理已经很清晰了，民族金融想不想反抗呢？当然想。不过反抗的方式不是引进技术、学习金融、升级公司结构、累积资本、做长远打算，而是……继续投机。

1881年，商界领袖胡雪岩准备联合丝行、囤积生丝，夺回定价权；两年后，生丝已经囤了15,000包，宁波丝行也加入了价格联盟，一切准备就绪。1883年，东亚寒潮，浙江生丝减产、价格高企，胡雪岩抓住机会在市场扫货，带领价格联盟，一齐向洋行要求抬高丝价。如果放在1863年，这无疑会是一场对外贸易的大胜仗。

然而，胡大人，世界已经变了。1883年的世界里，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行14年，中欧距离缩短到了四分之一；越洋电报已经使用17年，摩斯码能在几分钟内实现欧亚信息传递；茶叶已经在斯里兰卡大量种植；而我们引以为傲的生丝，早就以工厂的方式在意大利、日本、法国大量生产。

当胡雪岩和他的同行们眼光局限在中国，想要囤积居奇来“夺回定价权”的时候，他不知道，定价权不是靠投机，是靠全球信息传递、先进生产技术、高效物流系统和强大金融体系。

年初，消息传来，意大利生丝丰收，上海各大洋行直接电报下单、国际银行授信、汇款，迅速把订单转向意大利；9月，在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的带头推动下，上海各大外资银行停止办理每年惯例的短期贷款“拆票”业务，于是300万两白银被抽离市场，紧逼各地银庄、丝行；10月，清法纠纷升级，战云密布，各地官绅票号开始提取资金以求自保。

需求被转移、短期现金流枯竭、资本被抽走，11月，胡雪岩撑不住，低价卖出所囤生丝、大量亏蚀，市场上迅速传出胡雪岩巨额亏损，即将破产的消息，于是，金融业的噩梦——挤兑开始了。

到12月，胡雪岩阜康钱庄歇业；危机迅速蔓延，招商局总办徐润名下的，上海最大地产公司短期流动性不足，倒闭，几十家往来钱庄被牵连。

这种时候，朝廷是稳定市场、降息、迅速注入流动性吗？当然不是。各地政府迅速出手，封锁有公款往来的银庄，先保住自己的资金安全再说。比如在浙江，阜康钱庄一歇业，官府迅速把有关联业务的二十来家钱庄查封，保住官银。于是市面更加恐慌，挤兑进一步扩大。

到次年底，上海钱庄倒闭68家，宁波13家，镇江45家，扬州17家，破产潮一路从长三角卷到汉口、九江、重庆，数百家商户关门，商业几乎陷入停顿。而同年，汇丰银行的年度汇报是：“今年（1883年）景况令人满意……本行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都较去年大为提升……”

嗯，同行都死伤一片了，那可不业绩大为提升吗。

教训惨痛吗？惨痛。有卵用吗？没卵用。

1883年金融危机之后，钱庄、商行、政府痛定思痛，然后一致认为是奸商当道，才有今日的危机。胡雪岩、徐润被拖出来吊打一番，然后该干嘛干嘛，之后的十数年里，大清居然都没有自己开一家银行，简直匪夷所思。

当然，大家也别觉得大清拉胯，毕竟100多年后的今天，机场还是摆满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粉丝们坚定的认为，他的倒台主要是因为介入了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可以通过提高“情商”、认真学习来避免重蹈覆辙。

至于产业升级、投资基础学科、提升运营能力、创造品牌力量……这实在太遥远了，哪里比得上傍个高官、放大杠杆，赚点快钱来的爽，真是梦回大清了。

回到主线，徐润被查，盛宣怀接手招商局，换汤不换药，还是开钱庄、买楼，随意腾挪资本金；胡雪岩倒台，新一茬“红顶商人”上台，民间金融依然是钱庄、票号赚快钱，官员继续把“国有资金”放在拉存款最积极、“情商”最高的老板手上，比如源丰润严义彬、比如正元钱庄陈逸卿。

用当代的说法，就是“市场恢复繁荣，风险正在累积，政策不够敏感，信号未被捕捉”。

1883之后的十年内，金融风暴了无痕迹、官场陋规一切照旧；各地政府借外债仍然借的不亦乐乎，全国金融对外资银行的依赖继续一天天加强；大清翻了个身，继续做她同光中兴的大梦；只是卧榻之侧，一双阴冷的双眼已经缓缓睁开。

1871年，日本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实现金本位制度，但苦于黄金储备不足，一直无法真正落实，蕞尔小国，穷嘛，现实中仍然是金银本位；

1873年，第一国立银行成立，就是现在日本三大金融集团之一，瑞穗金融集团的前身，之后，银行陆续成立，覆盖全国；

187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当年即开始发行政府公债，而为了保证偿还、建立信心，各种审计制度、准备金制度被逐步落实，大久保利通还搞出个“公债可以作为银行抵押资本”的漂亮操作，打开了国内公债市场局面；

1879年，日本内战“西南战争”结束后，全国通货膨胀剧增，为解决全国金融业混乱的局面，明治政府于1882年颁布《日本银行法》，建立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开始搞国内货币大统一，并积极引导资本流入工商业。

到甲午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覆盖全国的200多家商业银行，颇有经验的证券市场，以及一个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

当然，这些辛苦取得的成绩实在入不了他邻居的法眼，毕竟，“金融体系”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有啥用？能纳粮吗？能打仗吗？我大清“耕战为本”，怎么能搞这种奇技淫巧。虽说当年日本年财政收入5000多万，勉强接近了大清的8000万两的水平，但中华地大物博，潜力巨大，岂是这种小国能比的？

嘴炮很猛，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甲午大战，自信满满的大清一败涂地，割让台湾，赔款2.3亿两。日本拿这些钱肥了军队，升级了工业，确定了国家金本位制度，就跟当年德意志帝国用法兰西赔款搞出了金马克一样。

至于大清，大家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结果当然又是因为奸臣当道、卖国贼太多，李鸿章顺利背了这口大锅，黯然下台。时人纷纷评价，认为应该坚持到底，不能投降，毕竟日本小国寡民，再熬几个月，说不定就熬赢了。

呃，确定吗？

1894年7月，甲午战争开打，3个月后，日本国会通过《临时军费预算》，确认军费1.5亿日元，一年后又追加了1亿，总预算2.5亿日元，几乎是年度财政收入的5倍，按照“量力为出”的传统思路，那的确是在破产的边缘疯狂试探了。

那钱到底哪里来呢？金融大杀器——发行公债。

早在十几年前的西南战争期间，明治政府已经通过第十五国立银行发行过15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这些钱买来了美国军火，帮助大久保利通摆平了骁勇善战的西乡隆盛。

《最后的武士》，光头不是机枪扫死的，是被钱砸死的

甲午期间，日本熟门熟路，除了利用国库盈余、民间捐款这种传统手段之外，日本政府迅速利用金融市场发行“军事公债”，目标1.5亿日元，最终完成约9000万，折合5000万两白银以上，光这一项就等同于大清整个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

至于大清，户部给出的四条建议是：停止工程，没错，太后那时候还忙着造园子呢；核扣俸禄，就是官员捐款；预缴盐厘，就是让商户先把后几年的税给缴了；商号捐输，就是号召有钱人捐款。一阵折腾，搞了多少呢？150万两。

于是户部手忙脚乱，又回头想试着发行公债，号称“息借商款”，年息8.4%。按照大清的套路，靠行政命令而非市场化执行的公债，发着发着就成了摊派和贪污。各地官员举着“爱国”的旗号，对本地产业猛打秋风，四川典当铺、江苏的丝行、广东的茶商……各企业硬着头皮购（认）买（捐）了国债，地方顺理成章截流一部分，到了中央剩下多少呢？1200万两。

兜兜转转一圈，钱还是不够，只能乖乖去找财神爷席正甫。1894年，席买办牵头，大清向汇丰银行借款1000万两，年息七厘，通商口岸关税做抵押；一年后看看这战还没打完，又借了1800万，继续以海关债票抵押。

而隔壁的日本呢？英国人凑上去给了年息4%的2亿日元贷款，日本人还没肯要，理由也很简单，既然国内公债已经差不多够了，这利息干嘛要让外国人赚？

至于地摊文学常说的，日本人民更加爱国，节衣缩食、踊跃捐钱打赢了战争。可拉倒吧，整个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捐款也就不到200万日元，连军费的1%都不到。讲爱国当然没有问题，但什么都甩锅到“民众爱国热情不够”上，那就是政府逃避应有的责任了，再说一遍，只靠“朴素的爱国主义”，是不够的，经济基础、专业知识和产业积累才能真正救国。

好了，回到“日本小国寡民，再打下去要破产”的问题。还记得之前说的英法争霸吗？年息3.8%的大英帝国，打年息7.5%的法国波旁王朝，一打一个准；同样，能在国内发公债迅速筹款的日本，狂揍天天求着汇丰银行放贷的大清，也完全没有毛病。

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大清把脸丢个精光，这才终于把开银行、办企业的事儿放到了台面上。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4年，《公司律》颁布；同年，朝廷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始向美国寻求帮助，于是，纽约大学教授精琪（J. W. Jenks）搞出了个《中国新圜法条议》，试图整顿混乱的金融体系，搞金本位、统一铸币权。

大方向基本没错，但一旦提及到实践，大清改革的铁律又来了：谁都有道理，就是没卵用。

张之洞跳起来反对，说：大清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方案里说要请个外国人来管控货币，这不是搞金融侵略是啥？

很有道理，不过张大人掌管湖南铸币权，一年货币收益几百万，以他为代表的各地督抚，有铸币权的就有近20省，一年能在铸币上赚1800万两白银，搞的市面流通银元十几种、制式不一妨碍流通，这又算什么，是不是自己也在挖国家墙角？

而精琪反驳说，这事儿不是你大清自己找我们帮忙的吗？外国人管货币，但任免在你们手上，有啥好担心的；何况你们自己管，管成什么个鬼样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好像也有道理，不过请问条约里提到，须由外国干涉中国货币权的款项就有五六条，明文写着：“……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这点趁机搞渗透的心思，难道指望大家看不出来？

正反都有道理，正反都有私心，大家吵成一锅粥。至于如何解决金融问题，大清根本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也不奇怪，毕竟“国际金融”是个极度专业和复杂的问题，慈禧不懂、张之洞不懂，算是喝了不少洋墨水，代表当年大清金融业最有国际眼光的梁启超、郑观应其实也不太懂。

至于为什么不懂？大家回到前两章，想想留美幼童的命运，差不多也就明白了。

1882年，日本开始连载《国富论》，由大藏省（日本财政部）职员、《东京经济杂志》编纂石川映作翻译，亚当·斯密的名字甚至被列在小学教科书上；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每天在用的金融词汇：银行、保险、财产……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包括“金融”这个词本身。

而一直到1900年，大清才终于有人翻译了这本书，取名《原富》，不过翻译者严复自己也承认，里面很多内容根本没读明白，甚至“银行”（bank）都是音译成“板克”的， 毕竟他是海军学院毕业的嘛。

学习进度如此落后，能指望全国有几个人懂这种专业的东西。那既然大家都不懂……混过大公司的都知道，越是不懂的东西，大家吵得就越厉害。结果就是，深化金融改革不了了之。

甲午之后，银行倒是有了，但各地督抚继续自己铸银元，天朝的货币系统照样七零八落，朝廷还是天天付磅亏，白银在国际市场照常日常贬值，金融危机仍然时隐时现……所有的人都觉得世道不对劲，所有的人都在谈变法。

那请问大清知道必须改革吗？当然知道，到了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即便是最迟钝的皇族，也知道再不改革是不行了。皇亲贵胄们纷纷谈变法、谈革新、谈自强、谈如何才能江山永固。

晚清七十年，说他前期不思改革倒还算讲得通，但要说他最后那十来年没有改革，那就冤了。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里，搞新政、图变法，几乎是朝廷的共识。

然而，想改革和能改革，那是两回事。

改革不是一句口号，他是一场行动，是专业知识、组织能力、经济基础、政治权威、国民意志的终极测试。只不过，这测试不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而是日复一日的修行。

命运会给出一次次的提示和契机，普鲁士打败法国，是作战方式需要更新的提示；上海金融风暴，是改革国家金融体系的契机；隔壁阿富汗挨揍，是英国需要亚洲战略合作伙伴的提示；生丝大战一败涂地，是提高生产效率、接轨国际贸易的契机……

所有这些不伤根基的“事件”，都是修行的一部分，但只有那些做好了知识、动员、认知储备，那些有足够政治能力的国家，才能看懂提示、抓住契机，从而在一次次修行中，积累继续生存的实力。

大清在金融的拉胯，不仅仅代表着体系的落后，他体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看清提示的眼光，抓住契机的能力 —— 他不是不想改革，他是不能改革，而就像一个老人说的一样：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