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马航失踪于南太平洋，无影无踪，悲剧性地象征着「八九抗争」，消失于中国与世界的视野中，无声无息，好似天安门广场的血迹彻底洗刷干净，难道其涵义即：六四屠杀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我们输掉了就永无翻身之日吗？逼问民间惨败，当然要逼问「菁英惨败」，包括体制当局与知识份子，广场学生是第二位的，以及惨败之后的大逃亡、以及流亡三十年的种种无奈无力幼稚幻觉，或与二战后犹太人流亡业绩、后极权南美建构，甚至中东茉莉花抗争等等横向比较，中国怎就那么不济事？ 】

二〇一四年春，东岸春雨潇潇，又大风不止，屋前那株樱花却一夜之间怒放起来，霎时成了美人 ，早上我推傅莉出去看她的美人，绕屋一周，割草的墨西哥小伙子们也刚刚做了草坪、灌木的修剪整理，整个住宅依然簇新完美，被婆娑树花包围着，草坪也开始泛绿了。

二十五年前胡耀邦去世，学运爆发，从此中国再未逆转圜， 这命运就好像台北太阳花学运宣言里说的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役，一旦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会有翻身的余地……。 』

我则对美国之音、法广、香港公共电视三家媒体说，这二十五年中国有两个丧失：掠夺型发展摧毁了环境使生存家园丧失、道德滑坡使心灵家园丧失。习近平反腐夺权，与上海帮和团派内斗不止，六四屠杀仿佛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没人再问因果链条，好似社会运转难免的偶然摩擦，collateral damage，无辜牺牲者也是「合理成本」，真是悲凉！

傅莉说2014年是个凶年，马来西亚航班失踪成网上最大的凶讯；又传中国经济正面临崩溃，其三大引擎内需、外贸、外资皆突然熄火；俄乌之克里米亚争端引发欧洲恐惧，欧美与俄国退至冷战局面，但是「凶年」之于个人命运的涵义并不清晰，我因两年前傅莉跌倒的阴霾尚在，对未来惴惴不安。

不久从洛杉矶传来陈一咨走了，得年仅七十三岁，七个黑手里第二个走的，第一个是包遵信；王丹说他去波士顿看陈子明，「人瘦得都认不出来了」，他也是一个黑手，七黑手我称之为「七胡子」，后文专辟一章《垦荒列传》，专讲这七人；陈子明还向王丹和王军涛交代，「一定要澄清封从德的说法」，并称这是他的遗言，封的什么说法？转天金钟传来封文《八九学运的组织与黑手》，结论指陈子明王军涛的社经所，在戒严后指挥广场却并未组织撤退，难怪陈耿耿于怀。我跟金钟讲，封从德所有的「八九总结」文字，皆有一个前提：替柴玲辩护，所以他要找一个「黑手」来减轻责任；世面上有一个更耸听的说法一直在流传，「社经所绑架广场绝食学生跟中南海讨价还价」，这些说法皆非中性政治学研究，而代入情绪太多。

此前二月里，东岸还在飘雪的时候，也从西岸传来，万润南忽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旧金山，回巴黎以渡余生，他也是一个黑手，我什至听说，四通老板当年从巴黎来此炒股，赔光后以开计程车谋生，有一次在高速上被大货车挤压得犯了心脏病。

2018年10月，林培瑞应邀哈德孙智库来DC讲中共干扰美国学界，他又邀李晓蓉、萧强和我去一泰国餐馆一聚，他要写「零八宪章」的文章，问我看法，我说三十年中共因经济强大而成邪恶，民间惨败，今天总该有点隔开距离的清醒看法了，比如须问精英惨败这个问题，「六四」镇压后不久民主党的组党行为是否太激进？以致他们都入狱多年而民间毫无感知，太脱离民众觉悟的精英行为怎么评价？

「零八宪政」也如此，我当时就觉得太危险，当中共成功控制社会发育，大众一派「岁月静好」，中产阶级富裕而不愿（不敢）要求政治权利的大环境下，几个知识分子要求「修宪」，是不是一种幼稚幻觉？刘晓波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太大，而他的「非暴力抗争」理念，与民间抗争已经直接呼喊革命的距离之大，是否另一种「温和激进」？

我也谈了另一个向度的例子：方励之在民众都走向街头的八九前夜躲进美国大使馆，刘晓波就指责他导致「道德资源流失」，方不当谭嗣同有正当性吗？在社会革命高潮之际强调精英个人权利的合理性，是不是一种媚俗？价值观念的脱序造成某种半熟、尴尬理论，也是有欺骗性的。

刘晓波去世后，纽约时报在准备讣文时，要李晓蓉写一篇，她推给我，我写了一篇《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交给林培瑞去英译。然而我知道，当中国在政治发育很低下之际进入现代，是更精致成熟的专制，知识精英再也不可能扮演传统的「英雄」角色以号召大众，八九中的方励之很聪明的认知这一点，但是他却尴尬地选择了另一条路：躲进外国大使馆，而我们一众精英（比如严家祺和我）则落荒而逃。李恒青说，方励之当初应该走出大使馆，邀请西方记者跟随他摄影现场转播，顺长安街走去，一路宣布「我要去秦城监狱」，并对邓小平呼吁：拿我交换所有被捕学生市民！他可能在长安街上就被伏击手打死，但他就成了民族英雄！我很诧异李恒青会有这种想法，然而这位清华大学的六四学生领袖就被投入过秦城监狱，因此他获得某种话语权，也是无可奈何的。

这种尴尬，是在「大革命」之后嘲笑牺牲献身，瓦解崇高；解构激进主义也解构了谭嗣同；批判「法国大革命」如泼脏水泼掉孩子，也否定了英雄主义、杀身成仁，一切都是为了市场、娱乐和西化吗？

记得车祸后，大概九三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医院里的走廊上，拨通了纽约布鲁克林戈扬老太太的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遭遇车祸，傅莉还昏迷在特护病房里，哭天抢地之际，我想到了戈扬，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人。老太太在电话那一端说：「晓康，别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无所谓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来，老太太对我提起后来极流行的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意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期，大约需要二百年，犹如长江过三峡，惊涛骇浪，无数人沉尸江底……老太太说，你我还算幸运的嘛！

二〇一七年春，囹圄中的刘晓波查出肝癌晚期，一个香港医生凭经验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活命，因此他无论出国还是留在中国，结局都一样。

在国内外一派悲情汹涌之中，傅莉忽然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假如当初你没逃出来而去坐牢，结果会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便答：那也比今天会好！我试分析给她听：坐牢可比王军涛嘛，顶多三、五年，会挨一顿打，然后让你出狱流放西方，那时就会来美国，但是逃过普林斯顿一劫 ，无论去哪个大学都行，可能性最多的是哈佛，要不哥伦比亚，那么就是波士顿或纽约市，估计我不会读学位，

你的归宿就像高皋去当护士，当初你不也是拼命考护士吗？不是车祸你就考上了，苏单则能读一所好中学，因此不会比今天差，这番计较中，只有我的处境殊难逆料，没有车祸这场劫难，以及后来的复建经历，我不会有「病痛书写」，料想返回往昔杂文写作，因为海外无法重复我在国内那种「宏观、综合、学术性」的报告文学，也不易遇到精彩的故事和人物，而流亡加异议，使得文人很难不沉迷于政论写作，写一堆不伦不类的杂文，出三两本书是不难的，却终究是虚掷光阴……。

傅莉一声不啃地听着，然后只吐出一句话：

不行，他们会打死你！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