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季季在脸书贴出2013年6月21日《缪思的文学沙龙》，左起：季季、陈芳明、苏晓康。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3038259246331664&id=100004428542353

不知为何她的照片模糊，我去找出我的照片贴上。此外，季季与我还在台北诚品书店敦南店对谈《屠龙年代》，由她整理出文字稿，发表于《时报周刊》。 】

季季（以下简称季）：这是你第五次来台湾，却是第一次带傅莉一起来，意义特别不同。她虽然坐着轮椅，但是气定神闲，脸色白里透红，朋友们都很惊喜，也都很喜欢她；看得出来她也很喜欢台北。文化局安排你们住在北平东路的国际艺术村，离市场、车站都很近，你还可以自己买菜作饭，推着傅莉出去逛街买衣服，这种居家过日子的生活，和你前几次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对台北想必也有更深入的观察吧？

苏晓康（以下简称苏）：这次我带傅莉坐轮椅来台北，一上路就有点发慌。谁知在长荣的航班上，三位空姐来扶她上厕所，可说是旅途中就开始享受优质的「台湾服务」。到了台北，在国际艺术村住下，我就去附近一家「全联」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发现台北生活在便利之外，另有一个令人艳羡之处，是价格低廉得可爱。我在太原路买了一只炖锅，约合20美元，跟美国的价格差不多，我就很吃惊了，因为谁都知道美国得天独厚的低价消费；后来我又在「维康」医疗用品店，为傅莉买了一只活动便器椅，价格竟然只有美国的一半，质量却好得多。说实话，生活幸福指数，为什么只有北欧小国最高，因为资本主义的高福利社会，只有他们玩得起，大国统统是失败的。台湾的高福利和低价格，也许连北欧那些国家都望尘莫及。还有就是台北的国际化，在人道标准上，也更优越于欧美老都市，比如我推着傅莉在最靠近的善导寺站坐电梯下去，进入捷运系统，通畅无阻不说，连结它的各种地下街，也是四处蹓跶「无障碍」。这是只有当你陪着一个残障人外出的时候，才会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情。

季：这次你来台北市做驻市作家八个礼拜，还有一些别具意义的第一次。譬如说，以前你在台湾发表文章或出书，即使是航空邮寄，最快也要一星期才能在美国看到报纸或新书，这次则不但发表当天就能一早看到报纸，出版当天就能看到新书，7月16日还能与傅莉一起出席《屠龙年代》的新书发表会呢。

苏：是啊。我不知道其他写作者是不是都有「墨香渴望症」，或者说在网路时代还患「铅字偏执狂」，反正我有。四月初我在美国写完《屠龙年代》，就email给妳，然后我们俩再上Skype编辑这本书，好像这本书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似的。所以6月8日，来台第三天我跟妳在诚品敦南店对谈「我们的两岸文学因缘」那天，第一次见到我的责任编辑陈健瑜，那姑娘就给了我一大摞《屠龙年代》清样，我好像手里终于抱上了一个呱呱落地婴儿的那种感觉，只觉得幸福。

季：还有一次更特殊的是6月21日，《联合报》副刊安排我们在「台北故事馆」朗读，你选读写杭州童年的〈雨夜竹竿巷〉，我选的〈火龙向黄昏—忆写西螺大桥五十年〉，也是从童年去参观西螺大桥通车那天写起，来了很多读者，座位都坐满了。主持人陈芳明教授在朗读结束后留半小时给读者发问，有些读者说到《离魂历劫自序》增订版和续集《寂寞的德拉瓦湾》都很感动，有个女读者站起来说没两句就哭了，你记得她说的话吗？

苏：当然记得，「缪思的星期五」。傅莉坐在听众席第一排，那位读者坐在最后面一排，没看到傅莉。我们都朗读完之后，听众的提问其实并不多，很靠后的座位上忽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我读你的《寂寞的德拉瓦湾》，就像跟你和傅莉生活在一起，在你们家住了一个多月似的；可是，今天在台北看到你，那傅莉呢，她在哪里？谁照顾她？」

当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被她这么一问，慌忙去把轮椅上的傅莉转过去，一边挥手招呼那女士上来，我一把握住她的手，自己却几乎哭出来；我又拉她到轮椅旁跟傅莉相会，两个女人手牵手，那一刻的感受真是无与伦比。后来读者涌上来找我签名，那女士悄然离去了，我什至没有来得及问一声她的名字，但我深感能与读者有这样一种神交，是何等福气，何等珍奇。

季：1993年车祸至今，整整二十年了。从年龄来说，这二十年对任何人都是事业的黄金时代，但你为了照顾傅莉，倾尽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十多年没有发表新作品，文艺界的朋友都非常惋惜——想想看，你的《河殇》解说辞，1988年10月在台湾出版后，半年多就销了七十多版啊！

苏：我本来是一个写作者，车祸后得了忧郁症而中断写作，我称自己是「文字休克」。二十年里我沉溺于痛苦不能自拔，在旁人看着可能太自恋了。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咀嚼伤痛，是对人生、人性的一种沉思，对往昔自我的一种沉淀，我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反省，在流亡群落里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在写作上，我也完成了妳对我所诠释的「大骨架已被大时代拆解」，走过「从肉体深处追索生命密码的诡异旅程」，完成了妳所说的「心灵修补」，回到了我的个体。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我都受益匪浅。妳看，《寂寞的德拉瓦湾》出版后，我又可以重返「大骨架」，完成了《屠龙年代》，再去「忧国忧民」一回。

季：去年一月你第四次来台之前，距离1997年《离魂历劫自序》初版已有十五年，那十五年就是你所说的「精神瘫痪与书写休眠」。可是那次从台湾回去后，你重写《离魂历劫自序》，去年九月新岀了增订版，今年一月出版了续集《寂寞的德拉瓦湾》，这次来台又出版了《屠龙年代》，不到一年之间出版了三本书；每天还得买菜做三餐，照顾傅莉看医生，做复健、物理治疗等等，够忙的了。但你的创作似乎回到《河殇》之前那些年，沉积的能量不断爆发。对这一年多的「苏醒」历程，你是否可以自我剖析得更详细、更深入些？

苏：那天在诚品敦南店跟妳对谈时，我提到一个「寻找母体，重拾灵感」的说法，我讲的母体是双关语：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妈妈孕育于台湾，这片土地对我而言，犹如母体；而对一个华文作家来说，中文环境便是母体。流亡者被剥离出母体，久而久之就会失语、休克。所以我是很幸运的，经历了那场「离魂历劫」的灾难之后，我的第一次文字倾诉，在台湾获得读者的共鸣和激赏，这种回馈，就是治疗我的休克和失语的万应灵丹呀！

之前的十多年虽然没出新书，但沉寂之中也一直在酝酿，产生不少写作计划，有好几本书的腹稿在脑海里翻腾。不过我不急。我不想再重复我自己，重复那个年轻时代的急功好利的苏晓康。车祸发生后，给我提供了一个边缘、冷寂、孤独的环境，我可以在这里从容地把我的个体生出来。中国的糜烂、人间的功利、世态的炎凉，都跟我不相干了。所以我说流亡和孤独并非全是负面。另外当然还有傅莉，她那种绝不屈服于自己悲苦命运的抵死的抗争，分分秒秒地展现在我跟前，鞭策我的惰性，叫我不会苟且。

季：傅莉对你这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甚至你由一个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涉足到电视纪录片《河殇》的制作，也是因为傅莉的一句话。这件事我从没听你说过，是这次看《屠龙年代》书稿才发现的。你提到中央电视台导演夏骏，到你家去劝说你「再搞一部『黄河』如何？」你起先是婉拒的。看了你在175页的这段叙述，才能更加了解当时的来龙去脉：

——八七年我正徐徐进入报告文学的疯狂期，《阴阳大裂变》、《自由备忘录》先后发表，全国大小报刊争相转载《阴阳大裂变》，我笔下的那些离婚故事，也正成为市井巷弄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八五年让我梦魂萦绕的黄河，那时已悄然消退了，我怎还回得到黄河上去？我跟夏骏说不行，我无分身术。见夏骏失望地告辞后，傅莉忽然说了一句：「刚才听你跟那小伙子聊。其实我觉得，你也别回绝。报告文学有的是你写的，电视却是一条新路子，多试试没坏处。」

教她这么一说，我倒睡不着了。起身坐到窗前灯下，拉了一张纸，略一沉吟，写下一部六集电视片的提纲……。 ——

那「六集电视片」，就是《河殇》。而《屠龙年代》的写作，傅莉也是一个大功臣；要不是她的机智处理，那些材料怎么可能「失而复得」？

苏：的确是这样。 2012年6月，我跟妳在《印刻文学生活志》给我做的专辑里对谈「穿越生命之诗」（收入《寂寞的德拉瓦湾》附录），就已经略为谈到这个细节：

——八〇年代我有几十本采访笔记，逃亡时都留在家里了，到了海外非常思念这些笔记，当时觉得不可能失而复得了。谁知道，傅莉在「六四」发生后，把我的所有笔记、文稿、简报，都从家里转移出去，托人保管。车祸之后她也忘了这事，受她委托保管的朋友后来却全数完璧归赵于我，让我余生还可以据此写几本书。傅莉真真是我的贵人呀！ ——

那些材料的「失而复得」，已经是「六四」之后十四年了！就是2003年春我父亲故去，四月我们获准回北京奔丧的那一次，当局跟我约法三章：「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也都有一部车跟踪监视着。恰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一个我不认识的普通人，我也不说是男是女，跟我很自然地聊起来，说：「你们终于有机会回来一趟，这是当年傅莉托我保管的东西，我亲手交还给你，也就放心了。我知道它们对你很重要。」说着递给我一个提包。这人可能是傅莉的旧友、也可能就是她的一个病人，但总之她的周围，皆为纯良之辈，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们。那提包里就是那几十本采访笔记，和一些重要资料，比如我逃亡时留给傅莉聘请辩护律师的委托书等等。回到美国后，我多少次再翻阅这些笔记，任它们带我回到八○年代去，重读我的「心史」，心里则更为感慨；这些宝贝的失而复得，真乃上苍经由傅莉对我的垂怜，不写都可惜！

季：2003年拿回至今，也足足十年了！那几十本笔记，有各种各样的材料，为什么你先写了《屠龙年代》？这个选择，想必有特别的含意？

苏：我的创作兴奋期在八○年代，有几波高潮，从豫南灾难（饥荒、水灾），到治黄波澜（三门峡、小浪底两坝），到《河殇》巨浪，再到《乌托邦祭》（「庐山会议」），是那批采访本的主要内容，巨细无遗，比如中央处理「信阳事件」的一组文件，陶铸、王任重的讲话，吴芝圃的检讨书，我都是一字字抄在本子上，因为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又如我对李泽厚的采访，也是很忠实地纪录他的每一句话。我写《乌托邦祭》时，先做了一个「庐山会议」的「人物粗线」，竟然也躺在采访本里，读它就勾起我在南昌赶写那本书的五十个日夜。那些潦草零乱的笔记，犹如将我个人的身影，投射在一个灰蒙蒙的恐怖大时代的背景上，好像有什么尚未完成、缺了一个终场。

八○年代本身是被拦腰斩断的，终场就在「六四」那个血肉横飞的木樨地。我们流亡以后的茫然、失语、昏厥，说到底都是因为失去了「结局」；一种比失败还要可怕的中空感。所以2003年从北京带回那批笔记后，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对八○年代做一个交代。 「八○年代」就像那场失败的学潮一样，既遭非议，又受歧视，无处讨个公道。其实，八○年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因为它以短短几年的功夫，质疑了新、老两个传统，即祖宗和毛泽东；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两件事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现，一是「非毛化」的滥觞。历史将会显示，将来中国的文化、精神资源，都会追溯到「八○年代」来。

我在回眸八○年代之间，也渐渐发现，中国空前惨烈的，是近六十年的当代史，令晦气的几千年历史渐现温美。这六十年至少有两点，具备了「浩劫」的含义：一是饿死几千万人，并且是发生在「人相食」的极端境地下，举世罕见；二是眼下的「掠夺型」经济模式，已逼到了生态托架崩裂的程度，中华民族的家园正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

一本书的框架虽已渐渐形成，但我仍意犹未尽，继续琢磨。忽然一天，我翻腾旧资料箱，偶然发现了两大本采访纪录稿，是89－90年流亡巴黎初期，两对法国学者夫妇分别对我的采访，一个是谈「八○年代启蒙运动」，一个是谈《河殇》；他们都把复印件送我一份备案，但我带到美国后一直压在箱底，竟全然遗忘了。重读访谈中那些纪录下来的鲜活细节，直读得我泪湿襟袖。也就是在那一刻，灵光乍现，书名跳到眼前：《屠龙年代》！传统是一条衰龙，毛泽东是一条人龙；八○年代最神气的，正是一股敢于「屠龙」的勇气，胜似当下百倍。这个主题，也终于扣住了我想说的要害：中国当代史，产生了一个所谓「毛泽东原罪」问题，高悬于历史上空，诘问中国和人类。

季：陈芳明教授在《屠龙年代》推荐文第一句就说：「苏晓康的文字力量，可大可小。膨胀时，可以干涉时代与家园；缩小时，能够抚慰心灵与伤痛。……」这句话非常精确的指出你的写作特质。你近一年来出的三本书，从个体又回到大骨架，前面你也说到，「有好几本书的腹稿在脑海里翻腾」；接下来，你计画先写哪一本？

苏：我想试试自己的笔头，是不是也能可「实」可「虚」？从「非虚构」转换到「虚构」，写小说也是我多年的夙愿。我肚子里的故事多极了，悲喜颠痴的各色人物，常常列阵而来，我想把他们「释放」到人间来。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三「老」相聚

季季1944
陈芳明1947
苏晓康1949

【联合报╱韦玮／报导】
2013.07.15

缪思的星期五：文学沙龙67现场报导
记者潘俊宏／摄影

今晚前来朗诵的作家和主持人彼此间有很特别的牵系，他们领着台下读者细数社会的变动、自身的变动……陈芳明说他担任主持人从来不曾如此兴奋！在这样的心情下，接着就将受邀朗读的两位作家和自己的出生年一一报出：「季季是1944、我是1947、苏晓康是1949。」他认为三位都在1940年代出世，彼此的相遇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1989年，陈芳明被列入海外黑名单之后首次被允许回台停留一个月，当时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季季邀请他与台北文人聚会，那是他重新开始熟悉台湾文坛的首次餐会，所以印象深刻。同一年，苏晓康因天安门事件被迫离开大陆，开始流亡，并在年底首度访台。

当时陈芳明与苏晓康未曾谋面，但那种流亡的滋味，陈芳明很清楚是一种心如刀割、无以名状的痛。在读了苏的《离魂历劫自序》和续集《寂寞的德拉瓦湾》之后，他觉得这是用生命写出来的作品，尤其在看到《离》一书时更是难掩悸动，他笑称年过六十之后感情都已经很停滞，但苏的文字却能打动他，甚至有几度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季季先为大家诵读。她笑称自己说得一口台湾国语，不适合节选一段段短文的呈现方式，不如让读者好好听完一整篇文章。苏晓康选读的是记述童年生活的篇章，她的〈火龙向黄昏——忆写西螺大桥五十年〉也从童年写起。西螺大桥是台湾经济起飞前的重要经济命脉，通车即将届满60周年，是云林县的代表图腾，季季特以这篇文章向家乡致敬：「我们亲爱的大桥，如今仍是脊骨一节节高低错落，挺拔分明……幼时它穿着粉嫩的绿衣，中年改着素朴灰衣，临到暮年，英气未减，换穿一袭红衣；远远望去，就如一条红色的火龙！」

在苏晓康上台前，季季聊起她和苏晓康二十多年来的文字因缘。 1988年5月电视政论片《河殇》在大陆播出后获得广大回响，观众超过一亿人，季季8月开始于「人间」副刊发表苏晓康总撰稿的《河殇》解说词；1989年底苏到台湾时还邀他隔年来台环岛。苏晓康则回应，2012年初王丹邀他来看台湾的选举，他写电邮给台湾友人，很快地收到季季简短又大器的回覆：「苏晓康，季季欢迎你！」他这两年出版的三本新书，也都由季季策画主编。

苏晓康以浑厚的嗓音念诵选自《寂寞的德拉瓦湾》里的〈雨夜竹竿巷〉，他说：「我选这一段，也有特意为我妈妈读的意思，台湾对我而言，最『创世』的含义，是我妈妈孕育我在台湾，我若有机会朗读，很想为她读点什么，好像她也回来一趟了。」原来，苏晓康的父母待过台湾一年半，曾落脚新竹，母亲在台时怀上了他，之后怀在肚子里将他带进杭州。

如此感性的苏晓康，说他曾有二十年「文字休克」：1993年在美国时遭遇车祸，妻子傅莉重残，他把「自己给闷住了」。但回过头来看，他以为，如果没这二十年的生活，不会对人性、痛苦、生命有另一种诠释。

季季写的西螺大桥是许多人的共同记忆，而陈芳明回溯流亡际遇唤起潜伏在读者脑海里那段课本里的历史，苏晓康笔下的儿时景象则诱发心底的思念，我们有幸如苏晓康所写：「一道跌入记忆库里不易提取的角落。」读见、听见。（季季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