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河殇》续集《五四》，拍成而被枪毙，也令我们剧组希望从激进转向理性（温和）的努力，化为灰烬，如同「六四」屠杀斩断了中国改革，令八十年代的所有努力，从政治到文化，通通夭亡，只体现了历史的无情。现代史晨曦中有那么一位奇特人物，从前清翰林而成激进革命党人，专搞暗杀，女侠秋瑾都是他的学生，后又转向「教育救国」，在激进大势之下，再无任何努力的机缘，却在共产党的治下，为他在中宣部大院内，特设一所「孑民堂」，他则在香港孤寂而死。八九年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上我最后的报告文学《世纪末回眸》中有关于他的笔墨。 】

绍兴城中，巨灵森森，遗迹遍地。有一陋巷，名笔飞弄，为孑民先生故居，往昔无纪念之崇幸，30年无人问津，庭院废弛，与城中三味书屋等处之日见辉煌，恰成反差。近年政府收回蔡宅，拨巨款葺修一新，建蔡元培纪念馆，这是我们在绍兴的拍摄重点。

到绍兴拍片子一般都冲鲁迅和秋瑾去。鲁迅故居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如紫禁城般难以涉足，我们未敢问津。大通学堂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再三交涉不准拍摄。唯有笔飞弄蔡元培故居，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极欢迎我们去拍，热情配合。因文物等级而将绍兴三先贤如此排列，虽非有意区刚对待，却无意中将三先贤生前的身位倒置了。蔡元培为光复会会长时，秋瑾是他麾下大将。民初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鲁迅也是他的属下，后又被他聘为北大讲师。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辛亥元老出身的大教育家身后的历史地位，却如此黯然失色。

孑民先生以前清翰林而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实为惊人之变，一度深信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曾组织过暗杀团，亲手试制过炸弹，甚至认为暗杀用女子最合适，办爱国女学“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专向女学生教授革命史和制造炸弹的理化知识。因此，在他磨下产生秋瑾这样的帼国英雄，就完全不奇怪了。这么一位激进党人在辛亥以后又转变为中国最彻底的“教育救国论”者，惨淡经营北大，百般保护这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新文化圣地，使它高墙内的自由空气不受乱世和政治的干扰，即使对1919年5月4日的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风暴也出人意料地试图制止。

1922年，他发表《教育独立议》，认为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教育事业应独立超然不受各派政党制约。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批精英放弃新文化运动而投身激进的革命运动时，他虽从“兼容并包”出发支持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却并不赞成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

1927年，他虽介入蒋介石的“清党”，但三年后他营救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正是杨开慧……今天，我们如何评价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语)呢?

近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在悼念蔡元培的挽联中这样写道：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
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历来认为这是对孑民先生一生最好的概括。

许许多多的评价也都注重他的立身行事和思想修养：“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白刃可蹈之中庸”、“容纳异已的雅量……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不为利禄而变节操”，等等，但都忽略了他作为教育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意义。

人们讳言，他不相信靠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的激进方式能够救中国；讳言他坚持教育的超脱，其实都是否认他试图“教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来”。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后的辞职启事中发出“我倦矣”的浩叹，以及他晚年避战乱于香港、忧愤孤寂而死，都说明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畸型历史中教育家无以展抱负、救不了一个旧文明的深刻悲剧。

只有当中国后来又重蹈闭关锁国、阉割人性、实行法西斯专政以致打倒一切文化、取消一切教育、改造一切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时，人们才忽然发现救亡只是救了一个旧文明，发现蔡元培通过北大而引入的新文明竟然几近灭绝，才又怀念起这个伟大的盗火者。

北京沙滩红楼早已面目全非，楼内除设李大钊和毛泽东(他当时只是图书馆的临时人员)纪念室外，找不到其他五四巨灵们的踪影。这座新文化圣地也为今日的过往行人所鲜知。

70年代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

呜呼！中国何时有幸再出一个蔡元培呵……。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草于北京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