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写了王军涛，不写陈子明，那就是半本《中国异议史》，因为他们俩，无论「六四」前后，还是国内海外，都是连体不可分割的，或许陈子明没有出国，今也谢世，留下的史料有限，他的面目比较模糊，虽然重要，却不好写，我给他戴的这顶帽子，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子明。但是在中国的异议光谱中，他跟前面说的那位陈一咨，恰好成犄角之势：一个是从民间进入体制并试图影响决策层，另一个则是坚守民间、以社会压力影响高层。一九八八年底我被告知，公安部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报告，说导致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有七种人：
1、台湾特务，
2、「四人帮」余孽，
3、社会犯罪分子，
4、以方励之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
5、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分子，
6、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代表的有危险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
7、以苏晓康及「《河殇》派」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
若论「黑手」的资格，大概没有人比得过陈子明，有人称他是中国异议阵营的「三朝元老」；还有一个说法，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那个闻名全国的「小平头」有好几个，陈子明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当年「四人帮」封的「小平头」这个绰号，将来会写进中国当代政治史，成为「民间政治家」的一个符号。
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六十年，其间中国人有过机会改变这种厄运吗？那就要计算一下中国民间做过多少政治参与、有过多少「长胡子的，」以我们的年龄，够不着文革前的政治参与，是毛泽东搞到「崩溃边缘」之后，我们才开始折腾。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卯足了劲跟这个体制较量，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也无论是引进西学、思想启蒙、观念革新，还是以报刊、杂志、电视左右舆论，影响民众观念，而且涌现出富有使命感和自主意识的一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具有政治参与自觉的人，仍然凤毛麟角，陈子明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记得也是八八年底，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中直（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有个会议，值得去听听。那个时候，我虽然在所谓「文化热」当中非常活跃，知名度也很大，但在政治参与上还是一个「后知后觉」。
我到会议上一看，是一群年轻的「民间政改派」在那里「侃大山」，陈子明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可惜我只认得王军涛。那个场合的言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们直言不讳，执政党正面临严重危机，搞不好会发生社会动荡，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管」后果；然而，他们手中已经为执政党备好几套应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采纳。我当时都听呆了，看来八十年代并非只有「文化热」，也并非几个文人在那里耍嘴皮子，民间有心的「政治人」已经应运而生，他们的「胡子」长得很像样了。
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门运动」爆发。然而，整个知识界对学生抗命的街头运动，竟然完全陌生、疑虑重重，北京大部分知识界名流，只愿意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做调停的角色，这说明中国还没有一个民间社会。当时陈子明、王军涛却与众不同，他们立即具体地参与广场的实际运作，不仅竭力影响学运领导层作出正确决策，也试图建立学运与人大功能的协调管道，甚至还安排了学生领袖的安全撤离、疏散等等。接下来就是大屠杀，陈子明、王军涛入狱。再接下来，就是二十五年的政治高压、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生态摧残。
今天回头去看，当年邓小平和中共「八大佬」们的老朽蛮顸，跟「民间政治家」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清澈睿智，怎能相比？两者处理政治危机的智慧和能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然而命运的悲剧选择，却是要让中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在制度选择上走不出来之前，陈子明的意义就不会消失，并且将非常沉重，陈子明的故事告诉后人，曾经有过一个「小平头」那样的传奇人物，中国曾有过一个民间政治家。
前贴《七胡子》中提过：『王军涛从监狱中被中共送来美国，以流亡换取坐牢，陈子明则始终不肯出国。 「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王丹搞了一场「幸存者」重聚活动，那次在国会前倒影池旁有一个祭奠仪式，我代表「七胡子」发言，我说二十五年过去，七人中两位已经离世（包遵信、陈一咨）、两位身患绝症（陈子明、万润南）⋯⋯会后王丹又去波士顿探视陈子明。
我才知道陈子明因癌症来美治疗，跟已经去世的王若水一样，到了波士顿。一日晚在宾馆里听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交谈，说陈子明化疗已停，打算回家了，欠下三万医疗费尚无着落，我说我去请李晓蓉设法。
下午从D.C. 返回德拉瓦途中，我的手机响了，是王之虹从波士顿打来，她说子明化疗做不下了，腹水严重，准备回国找中医，已订了回程机票，她不知道李晓蓉是谁，只委托我表示感谢。回家后我即联络晓蓉，她跟国务院先谈，对方不积极；她再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这边一口允诺，事情落实了。 』
陈子明回国四个月后去世。他身后留下许多思考、争议，其中有个更深的东西，不易厘清，比如二〇〇七年他与王之虹二十五年银婚纪念有一个派对，金雁讲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故事、毕谊民朗诵普希金诗〈致恰哈达耶夫〉——他们革命情怀的源头，还是俄罗斯，跟他们反对的这个政权，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西欧的自由主义，尚未成为这个异议世代的支援意识。
十二月党人乃贵族造反，多少还是皇位继承引起的上层权力斗争，也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们厌恶农奴制而向往共和，而不唤醒底层民众，只会导致皇权更迭而非共和，这很像中国晚清的戊戌维新，谭嗣同也是贵族子弟，想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变法，失败被砍头，当代中国的异议者鲜有以他为榜样和先驱者，这或许是一个文化断裂？可是俄罗斯一旦等到底层觉醒，搞革命专政，出了列宁（也曾流放西伯利亚）这样的恶魔，就是无底线的大灾难，俄国人拥有悲怆的东正教信仰，却产生大到可怕的暴行和罪恶，此特点一如小乘佛教在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曾被共产革命摧毁而成人间地狱。
王军涛喜引晚唐章碣的那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或许他的弦外之音恰恰在此？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