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風 Matters 20250503
终结跨国盗贼统治
我们必然会遭遇巨大阻力：如果拆解这整套运作系统很简单，那它早就被拆解了。要厘清洗钱机制很难，要监管防范更难。匿名交易只需短短几秒钟，就能在不同国家、不同银行帐户之间完成，但任何人若想追踪这些资金，厘清其中的交易细节，可能需耗时数年。
终结跨国盗贼统治
俄罗斯、安哥拉、中国的寡头都坐拥伦敦的房产、地中海的豪宅、在美国德拉瓦州注册的公司、在南达科塔州办理的信托，但他们却不必向任何地方的税务机关揭露。美国和欧洲的中介机构（律师、银行家、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公关与「声誉管理」顾问）让这类交易得以完成。
他们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也是我们让它合法的。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把它们界定为违法即可，把这一切工作都列为违法。我们不必容忍一丝堕落腐败，只要终结这整套运作系统。
例如，我们可以规定美国与欧洲各地所有的房地产交易必须完全透明，可以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以实际所有者的名义注册、所有信托必须揭露受益人姓名。我们可以禁止本国公民将资金存放在推行保密的司法管辖区，也可以禁止律师和会计师参与这类行为。
这不表示这类做法会消失，但至少会更难实行。我们还可以堵住私募股权和避险基金产业允许匿名的漏洞，建立有效的执法团队，并帮助他们采取跨国及跨洲行动。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伙伴通力合作，协调措施。
我们必然会遭遇巨大阻力：如果拆解这整套运作系统很简单，那它早就被拆解了。要厘清洗钱机制很难，要监管防范更难。匿名交易只需短短几秒钟，就能在不同国家、不同银行帐户之间完成，但任何人若想追踪这些资金，厘清其中的交易细节，可能需耗时数年。
对于是否要起诉权贵阶层，各国政府常常举棋不定。那些负责追踪数十亿美元复杂隐秘交易的公务员，自己却领着微薄薪水，他们可能不愿意针对财富与影响力都远高于自己的人采取行动。
权势阶级自既有体系受益，希望这些体系能继续维持，也和各政治党派都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美国参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多年来一直倡议立法提高财务透明度。他曾告诉我，他如此主张的部分原因是「那些用于协助海外恶棍与犯罪活动的隐藏技术，也用于助长国内特殊利益团体的政治活动」。
得益于财务保密的人通常也会寻求直接影响政治，因此要阻止他们更加困难。据报导，乌克兰寡头柯洛莫伊斯基就将资金藏匿在美国中西部各地的地产建案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帝国，他曾试图对川普政府施加影响力，包括向总统提供有关拜登及其子杭特（Hunter Biden）的「丑闻」，其中有些资料是透过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传递。柯洛莫伊斯基后来的说词正好相反（他宣称自己是揭露事实，并未提供资料给川普），但他说这番话，可能只是为了反过来寻求对拜登政府的政治影响力。
***
基于前述种种原因，要改革这套运作体系，不是仰赖单一政治人物、政党或国家就能做到，而是必须由一个国际同盟来修法，终结隐秘交易，恢复国际金融体系透明度。
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反盗贼统治网络，纳入欧洲、亚洲和北美各地的财政官员，他们已开始明白洗钱和不透明资金如何损害本国经济。他们可以与来自伦敦、温哥华、迈阿密等城市的社区领袖合作，这些城市的景观、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都已遭到扭曲，因为俄罗斯人、安哥拉人、委内瑞拉人和中国人在当地购买房产，用于储存财富。
这个国际同盟还可以纳入一些社运人士，他们比外人更清楚自己国家的资金如何被偷盗，也更清楚要如何传递这些资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之所以被当局谋害，正是因为他对这两件事都颇为专精。在最后一次被捕前的数年间，纳瓦尼制作了一系列以群众募资拍摄的纪录片，发表在YouTube上。
这些纪录片暴露了俄罗斯领导人和多个影响深远的金融诈欺计画之间的关系，也揭露了大批参与促进这些诈欺计画的人。这些影片非常成功，不仅因为制作专业，纳入许多骇人细节（例如普丁在黑海的土豪式庸俗宅邸内有水烟吧和曲棍球场，还有葡萄园、直升机停机坪与牡蛎养殖场），也因为影片将这些故事连结到俄罗斯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的贫困。纳瓦尼告诉俄罗斯人民：你们的道路很糟、医疗品质很糟，是因为他们有私人葡萄园和牡蛎养殖场。
这其实是调查新闻，但以触动人心为目的加以包装企划（要向民众解释远方统治者打造的宫殿与他们自己有何关联）。这方法真的奏效了：某些影片的观看次数破亿。
现在想像一下，同样的专案若加上世界各地民主政府、媒体和倡议人士的支持，会达到何种效果。不仅仅是调查，不仅仅是起诉，还广为传播，把上位者的生活与市井小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民主世界曾经建立过一个国际反共同盟，如今美国和盟国也可以打造一个国际反腐败同盟，围绕着透明、问责和公平的理念建构，透过独裁国家的旅外侨民和民主国家的创造性思维，让这个同盟更加强大。
专制政权密切关注彼此
专制政权会密切关注彼此的失败和胜利，盘算好行动时机以制造最大程度的混乱。二○二三年秋天，欧盟和美国国会都无法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因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少数派从中阻挠（分别以匈牙利的奥班、美国众议院一小群亲川普共和党人为首，后者有许多是在川普指示下行事）。所谓「乌克兰疲劳」的说法在网路上传开，由俄罗斯代理人和中国媒体以多种语言推送散播。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学界经常把全世界视为多个独立的议题（东欧、中东、南海等），每个议题各有一群不同的专家或学者在钻研。但独裁者不是这样看待世界。普丁既力挺欧洲的极右翼和极端主义运动，也提供暴徒和武器支援非洲独裁政权；而为了在乌克兰战争获胜，他刻意制造世界各地的粮食短缺，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伊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叶门、伊拉克都有代理人。
伊朗的代理人还让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处犹太社区中心发生爆炸，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和法国巴黎实施谋杀，在美国策画多起暗杀，并且资助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媒体。白罗斯独裁者则试图吸引中东难民，帮助他们非法进入欧洲，借此破坏邻国稳定。古巴派兵前往俄罗斯协助攻打乌克兰，古巴秘密警察则协助委内瑞拉的马杜洛维持政权。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深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多年来早已不认为自己只是「亚洲」大国。
专制政权会密切关注彼此的失败和胜利，盘算好行动时机以制造最大程度的混乱。二○二三年秋天，欧盟和美国国会都无法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因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少数派从中阻挠（分别以匈牙利的奥班、美国众议院一小群亲川普共和党人为首，后者有许多是在川普指示下行事）。所谓「乌克兰疲劳」的说法在网路上传开，由俄罗斯代理人和中国媒体以多种语言推送散播。
就在此时，伊朗支持的哈玛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残酷攻击。之后数周，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武装分子开始向红海的油轮和货船开火，扰乱全球贸易，也分散了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战争的注意力。亚塞拜然独裁者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已利用全球注意力转移的时刻，占领了争议领土纳卡地区（Nagorno-Karabakh），数日内驱逐了当地共十万名亚美尼亚居民。二○二四年春，英国也发现中国骇客入侵了英国议会与多位国会议员的电脑和资料储存系统。在布鲁塞尔、华沙和布拉格，一项多国调查则揭露了俄罗斯大举收买影响力，包括付钱给欧洲议会议员，并试图影响欧洲多国的选举。
在此同时，西半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声称，他正在考虑入侵并占领邻国盖亚那的一省。他宣布这些计画时，数十万名因马杜洛施政而陷入贫困的委内瑞拉国民正跋涉穿越中美洲，前往美国边境。由于空前庞大的移民涌入美国，助长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仇外情绪，也提升了共和党内亲川普派获得的支持，他们曾公开力挺普丁摧毁乌克兰的战争。
如此多面向、彼此勾连、相互强化的多重危机，不是由单一主谋协调发动，也无法证明背后有一整套秘密阴谋。事实上，这些事件综合整理之后，展现了不同独裁政权如何将影响力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资讯等不同领域；也展现了当他们看准时机、联手运作实现共同目标时，会造成多么严重伤害的。他们伤害了民主体制和民主价值，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扩及世界各地。再读一次习近平和普丁在二○二二年二月四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发表的声明吧。他们谴责「借口维护民主与人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他们呼吁「尊重各国文化和文明多样性、不同国家人民的自决权」；他们愤怒警告说，任何有关民主标准的讨论（他们称之为「谋求霸权」）都将「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国际秩序稳定造成损害」。
其他独裁者则使用更残酷、更极端的语言，公开呼吁采取大规模暴行或战争 ── 民主世界还没有人认真看待或开始反击这些言论。北韩独裁者金正恩二○二三年九月与普丁会面时，就表示会全力无条件支持俄罗斯的「神圣斗争」，「惩罚邪恶势力构成的霸权」。时隔数月后，到了二○二四年一月，金正恩看来已扬弃曾经试图和解的过往，要求修宪将民主国家南韩视为北韩的头号敌人，并废除所有推动统一的机构，停止两韩交流，还扬言将不惜发动战争，「摧毁所谓『大韩民国』的实体，彻底终结它的存在」。那一周，俄罗斯前总统兼暨前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称乌克兰为「癌性增生组织」，放话宣称不仅要摧毁乌克兰现任政府，还要摧毁「无论任何形式的乌克兰」。不久后，他制作了一张俄罗斯地图，将现代乌克兰的国土几乎全部纳入，余下的少许领土则大多划给波兰和匈牙利。
尽管如此，我撰写本书的初始想法仍是：我们不会经历新冷战或二次冷战，这个观点值得再次强调。独裁与民主在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现代竞争，绝非二十世纪竞争的重演或复制。现在并没有冷战时期那种「集团」（blocs）可以加入，也没有柏林围墙能清楚划分地理界线，同时许多国家都无法轻易划归为民主政体或独裁政体。如同我在前文所述，某些独裁国家（阿联、沙乌地阿拉伯、新加坡、越南）寻求与民主世界合作，不想颠覆《联合国宪章》，而且仍然认可国际法的好处。某些民主国家（土耳其、以色列、匈牙利、印度、菲律宾）则选出比较倾向于打破人权公约，而非维护人权公约的领导人。独裁者的结盟关系大抵属于交易性质，是可能转移变动的，也确实经常如此。
独裁与民主的分歧也发生在国家内部。委内瑞拉和伊朗境内都存在着强大而重要的民主运动。美国境内也有推动独裁的主要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德国、波兰、荷兰、义大利、法国境内亦然。同时，当前的世界经济远比二十世纪复杂，我们也不可能假装利益冲突并不存在。缓解气候变迁和其他环境挑战，都需要全球合作。美国和欧洲都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骤然终止这些贸易关系既非易事，也不是理想做法。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民主国家，以及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白罗斯、辛巴威、缅甸及其他独裁国家的民主派反对阵营领袖，都不应将争取自由仅仅视为和特定独裁国家的竞争（当然也不是「抗中战争」），而应视为反抗独裁行径的战争，无论这些行径出现在俄罗斯、中国、欧洲或美国。为此，我们需要由律师和公职人员组成的网络，与最了解盗贼统治的民主运动人士合作，联手对抗本国境内与全世界的堕落腐化。我们需要能预期并制止非法暴力的军事和情报联盟。我们需要身处多国境内的经济战士，他们要能即时追踪经济制裁措施造成的实际影响，了解是谁在损害制裁措施，并采取行动予以阻止。我们需要很多愿意在网路上组织和协调发起行动的人，他们要能辨别和揭穿去人性化的政治宣传。 []这些独裁国家想建立一个全球体系，让盗贼、罪犯、独裁者与大规模屠杀的加害者受益。我们可以阻止他们。
脱钩、去风险化与重建
她未能明白，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民间公司，而是俄罗斯的国家代理人，在无数商业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时接受中共补贴或指示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可能十分危险；她也不清楚，从稀有矿产到医疗用品等各种物资都仰赖这些企业，又存在怎样的风险。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哈布斯堡狩猎小屋会议的五十五年后，欧洲的独裁与民主相互依存实验步向终点。一次大规模的海底爆炸后，又接连发生数起爆炸，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四条独立管道中有三条被摧毁，让这整套耗资两百亿美元的建设毁于一旦。除了实体管道之外，这种破坏行为也摧毁了外界原本以为德国、欧洲或美国能借贸易促进民主的想法。
俄罗斯自始就想让北溪天然气管达到彻底相反的目标：俄罗斯希望在德国推行盗贼统治，并且为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奠定基础。北溪二号的主要目的是将天然气从俄罗斯直送德国，绕过波兰和乌克兰，使这两国无法取得利益丰厚的天然气转运合约，还可能完全切断乌克兰的天然气来源。甚至在协议签署前，俄罗斯就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的定价与供应作为影响政治的工具，曾先后在二○○五至二○○六年与二○一四年两度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并操控价格，也在中欧与东欧地区借天然气议题来操弄政治。
北溪天然气管也成为俄罗斯和德国之间一种新型特殊关系的基础。参与北溪建设的俄罗斯企业开始融入德国的文化和政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资助了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场展览，内容是被过度美化的俄德交往历史；该公司也赞助了沙尔克足球俱乐部，正好是德国总统暨前外交部长史坦麦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热爱的球队。这些公司也和德国与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曾与普丁同时派驻德勒斯登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官员沃尼格（Matthias Warnig），就成了北溪公司执行长。 []当年同意兴建北溪天然气管的德国总理施洛德，卸任几天后就接受普丁提议，成为北溪公司股东委员会主席。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二○二二年为止，施洛德每年从北溪及俄罗斯天然气相关企业（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赚得近百万美元。并非所有与北溪相关的人脉关系都是腐败的（施洛德坚决否认涉贪），但这些天然气管既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也和欧洲的战略稳定有所牴触。俄罗斯二○一四年首度入侵了乌克兰，但即使如此，继施洛德后出任德国总理的梅克尔也没有结束北溪天然气计画。普丁或许自此开始相信他获得放行，可以继续侵略行动。
很多人都曾猜测梅克尔的动机，但她的观点其实与同时代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领导人一致。她相信，互利互惠的投资加上一点点耐心，就能鼓励俄罗斯融入欧洲，就像欧洲各国在二战后学会相互融合一样。她未能明白，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民间公司，而是俄罗斯的国家代理人，在无数商业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时接受中共补贴或指示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可能十分危险；她也不清楚，从稀有矿产到医疗用品等各种物资都仰赖这些企业，又存在怎样的风险。
过度依赖与俄罗斯、中国或其他独裁国家的贸易，不仅在经济上产生风险，更关乎国家根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人才惨痛地意识到，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决定让他们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改用更昂贵的能源导致了通膨，通膨又反过来引爆民怨。在俄罗斯假讯息战的推波助澜下，民怨升高使得德国极右翼的支持度激增。一旦极右翼政党执政，战后德国的本质就将面目全非。
二○二三年四月，拜登总统的国安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华府一场演说中，谈及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带来的类似风险。他不主张脱钩（意即美国经济彻底与中国经济脱离连结），而是主张去风险化：确保美国等民主国家不再全靠中国提供任何可能在危机发生时被当成经济武器的资源。他举了一些例子，包括美国「目前生产的锂只能满足当前电动车需求的四％，钴则是十三％，镍○％，石墨○％。在此同时，超过八成的关键矿物都只由一个国家加工，那就是中国」。他主张打造一套「供应链根植于北美，并延伸至欧洲、日本等地的绿能制造生态系」。
这件事必须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因为民主世界在矿产、半导体或能源供应上依赖中国、俄罗斯等独裁国家，不仅会构成经济风险，这样的商业关系也在腐蚀我们的社会。北溪天然气管并未如同当年德国总理布兰特期待的那样，深化商业关系并协助强化欧洲的长期和平，而是被俄罗斯当作勒索用的武器，并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式影响欧洲政治。中国企业则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存在来搜集数据资讯，之后或可用于发动网路战。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寡头投入英美房地产的资金，让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变得畸形，不只一位政治人物因此堕落贪腐。川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就有匿名空壳公司购买川普品牌地产公司的公寓。这件事原本应该敲响警钟，但事实不然，证明我们对盗贼统治的腐败已习以为常。
我们与「独裁者联盟」之间的交易关系还带来其他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在二○二三年春天的一场演说中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平衡」，而且「日益受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扭曲影响」。说得更直接一点，中国政府会补贴最大的企业，帮助它们在国际间竞争。冯德莱恩呼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的基础上重新平衡双方关系」，这是以礼貌方式表达我们需要实施关税、禁令和出口管制，确保中国无法以政府资金削弱我们的产业。
警讯可能不仅于此，因为竞争的对手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在贸易方面。当前的我们大约处在一个转折点，必须在这个时刻决定如何形塑监控技术、人工智慧、物联网、语音或脸部辨识系统以及其他新兴技术，让它们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仍须向民主制度的法律负责，并遵守人权原则和透明度标准。我们已经未能监管社群媒体，因此对世界各地的政治造成了负面冲击。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若未能在人工智慧扭曲政治对话之前实施监管，长期下来就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民主世界应该再次联合起来，提升透明度，制定国际标准，确保规则不会由独裁国家制定，产品不会由独裁国家塑造。
我们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刻已经非常晚了。从莫斯科、香港再到卡拉卡斯，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一直在向我们发出警示：我们的工业、经济政策和研究成果正在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甚至助长军事侵略。他们是对的。
某些最有钱有势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些行业中扮演着矛盾角色。非常富有的人可以一方面与独裁政权做生意，有时促进这些政权的外交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又与美国政府或欧洲政府做生意，同时享受民主世界自由市场中公民的地位和特权及法律保障。我们不能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是时候要他们做出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