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風 Matters 20250502  转自 新世纪

在西单路口，民众把黄色和红色的公车点燃，堵在马路中央，但装甲车轻易就把它们推开，打开一条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通道。随后，坦克车每两三辆排成一排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每个路口都有不少民众倒下，有些士兵在胡同里追赶围观者，然后用警棍、皮带和枪托殴打。在西单附近一条巷子深处，有四人遭到枪杀，其中包括一个三岁孩子和一名老人。

第五章 大屠杀 （一九八九）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是一个乏味的城市，到处是单调的住宅和办公楼，间或散布着一些帝国时代留下的老建筑。其实，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已经发生变化。民众的服装不再以蓝色和卡其色为主，大街上出现色彩鲜艳的衣服，愈来愈多党员也穿上西装。马路上的进口汽车多了起来，新建的高楼和霓虹灯则使天际线显得更加生动。在毛时代，访问首都的外国政要主要下榻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北京饭店，如今则有更多选择，包括后来新建的建国饭店，还有高达二十一层、装有玻璃帷幕的喜来登长城饭店。

街道上随处可见小商贩，兜售着各种商品，商贩较集中的地方则形成自发的市场，其中比较大的一处位于建国饭店和友谊商店之间的一条小街上，当地人称之为「丝绸一条街」。友谊商店是一座体积庞大的三层建筑，里面的售货员以服务态度差而闻名。人头攒动的「丝绸一条街」则恰好相反，这里有一百六十个用木头搭成的摊位，用油漆刷成蓝色，上面标着白色的编号，出售的商品包括丝质或棉质的衣服、睡衣、衬衫、内衣、裤子、鞋、包和各种小玩意，其中许多产自温州的工厂。

一般民众通常瞧不起个体商贩，但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却很低。即使是所谓「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不得不六个人挤一间宿舍，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为了节约能源，学校每隔几天就会停电停暖气。在拥挤的食堂里，学生吃的是豆腐和大白菜，喝的是装在大铁桶里的稀饭。教授的工资入不敷出，有些人不得不靠额外兼职以补贴家用。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四月，来自北京最好的几所大学的十八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抗议，要求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结果无功而返。

这一时期，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人愈来愈多，全国范围达到数千万人。这些农民被城市吸引，希望在那里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户籍制度使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分，他们就像外来入侵者，只能成为城市的社会边缘人。然而，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减少，农民的生活水准也日益下降，因此，许多农村家庭只能靠到城里打工者寄回的钱维持生计。在计画经济时代，户籍制度把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使他们成了听命于公社干部的奴仆。现在，同样的户籍制度又把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输送到各个建筑工地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工厂里。这些农民工没有任何权利或福利，也得不到什么保护，各地政府任意剥削他们，可以随时把他们遣送回家，或者分配到新的工地上出卖苦力。有些外国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流动」，这个花稍的名词听起来很学术化，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工的地位与印度世代相传的「贱民」颇为相似。

随着紧缩政策的推行，对农民工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仅在北京一地，当局每月拘留的人数即达上千人，但还是有农民不断涌入城里，其中即有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也有身障人士、上访者、街头艺人、流浪汉等等，就连建国饭店附近也能见到乞丐。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政府作了巨大努力，以确保各类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首都居民可以在国营商店多买一斤左右的肉，而白菜的供应则增加四分之一。在北京，新年庆祝活动很低调，烟火爆竹放得都比往年少许多，上海甚至全面禁止燃放鞭炮。现在讲究的是一切从简。

领导人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视察，向民众致以新年问候，并发表讲话鼓舞民众士气。在一次由四千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李鹏发言称经济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因为这年十月将是中共建国四十周年的大庆。

但麻烦很快就来了。一九八八年四月，美国前总统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出版一本书，名为《一九九九：不战而胜》（: Victory Without War）。他在书中提出，为了削弱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应当支持这些政权中的反对者。邓小平不是反对者，但赵紫阳有这种可能。尼克森写道：「一个尚不清楚的问题是：当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时，谁有实力和远见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取代他。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赵紫阳在经济领域已经展示出深谋远虑，但他最终能否成功上位，还需看他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谋略。」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就在全国出现抢购风潮后几个星期，赵紫阳会见经济学家傅利曼，并与他就改革问题坦诚地交谈。几位与赵紫阳手下的智囊团联系密切的香港记者注意到这次会谈，有人随后发表一篇大胆的评论〈大家长该退休了〉，另一篇评论则写道：「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在北京的保守派看来，这些评论极有可能是赵「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产物——在独裁国家，当权者时刻担心内部存在秘密团伙，与外国的敌对势力相勾结，阴谋发动政变。

几个月后，这种怀疑更像真的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初，已经在一九八七年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决定在任畹町呼吁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向邓小平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建议将五四运动纪念日这天作为大赦的日子。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方励之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用一句话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四十年的社会主义令人感到失望。」十天后，三十多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连署这份公开信，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向外界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份内部文件表明，这一事件被党内高层认定为国内外「反动政治势力」正得到境外的支持。

就在这时，美国总统老布希（George H. W. Bush）应邀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他准备随后访问韩国和中国。美国驻华使馆因此要为总统的大型宴会拟定一份客人名单。布希曾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联络处即发挥大使馆的作用，因此他自认为很了解中国，而白宫也把邓小平称为「老朋友」。在驻华使馆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方励之的名字也被列入客人名单，而且洛德大使（Winston Lord）特地对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的异议者身分作备注。然而，这份名单并未引起白宫特别关注，但中南海却立即表示出不满。中国政府最初派礼宾司官员对美方提出警告，但被美方完全忽视了。当布希总统在东京登上空军一号时，中国外交部发表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中共高层一定认为华盛顿与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一伙的，可是据报导，布希得知此事后，曾气急败坏地质问身边的顾问：「这个方励之是什么人？」

二月二十六日，方励之受到员警阻扰，未能前往喜来登长城饭店参加布希总统的宴会。因为发生这样的事，赵紫阳不得不向布希上了一课，提醒他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性，同时他还对政治异议者和三权分立予以抨击。

赵的措辞尽管很严厉，但已经无助于改变其形象，他在中央已经被孤立了。赵身边有很多追随他的顾问，但他忽略结交党内高层的盟友，而是完全倚靠邓小平支持。一九八八年八月价格改革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但赵对邓的依赖并未改变。就在赵紫阳的权力不断缩小的同时，李鹏的影响力却在扩张。他攀附陈云等党内元老，与他们结成同盟，对赵发动进攻。先是在苏州，由计画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李先念对赵紫阳开了第一炮，其他人则紧随其后，在一系列内部会议上对赵提出更多批评。

三月二十日，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对经济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道歉，并称中央「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所有与会代表都心知肚明，李鹏这些话实际是针对主席台上的赵紫阳而发，因为赵正是这些改革措施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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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犹如青天霹雳，胡耀邦突然去世。几个星期前，他还在南宁打桥牌，那时看起来还很健康。四月八日，胡耀邦在参加政治局会议中途，突发心脏病，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一周后去世。

胡耀邦死后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无数渴望变革的人看来，他就是正直的象征。在胡去世当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便贴出大字报，哀叹随着胡耀邦去世，北大和民主精神都死了，还有人悲叹胡走得太早，诚实的人死了，虚伪的人却还活着。有一张语气严厉的大字报，谴责当局阻止学生组织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活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同样悲愤，校园里贴出无数大字报，师生争相阅读和抄写。谣言也随之传播开来，许多人相信，胡耀邦是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因为无法忍受其他人对他的攻击而气死的。另一种说法是，李鹏声色俱厉地批评胡耀邦，结果导致后者死于心脏衰竭。就在同一天，学生开始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周围留下花圈。

四月十七日是个周一，数百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他们敬重的已故领导人表达哀思。中央领导和知识界领袖看望胡的家人，对胡的逝世表示哀悼。然而，傍晚时分，北京和上海街头出现成千上万游行者，大家要求中央对迫使胡耀邦辞职的一系列事件予以重新评价，民众的悼念活动由此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

四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也是负责情报工作的乔石下令，要求公安机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他解释说，游行学生正给全国各地大学生打电话，「企图把群众性的悼念活动转为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大规模闹事」。

中国有一种传统说法，亡者的鬼魂会让活人不得安宁。就在大家都在议论乔石的指示时，赵紫阳也在犯愁。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招不慎，抗议者就可能把矛头对准邓小平，因为当年正是邓小平逼胡耀邦下台的。赵决定静观其变。就在同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试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悬挂横幅，遭到员警阻止后，他们开始在广场上静坐示威。天黑后，又有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南海门口声讨政府，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就坐落在这里。人群高呼「民主万岁」和「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还有人推挤门口的警卫。第二天傍晚时分，抗议者再次聚集到中南海门外，而且打出「火烧中南海」的标语。当人群再次冲击大门时，早有准备的员警冲出来开始大肆抓捕。警方随后用警车把被捕者送回校园即行释放，并未对他们予以追究。

四月二十日，北京下倾盆大雨。当天晚上，电视上宣读一份政府发布的通报，谴责「少数人」以胡耀邦去世作为借口「攻击党和政府」并「呼喊反动口号」。次日，又有数万人再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大家手牵手，一边唱歌一边挥舞着红色的巨幅标语。当局已经宣布，第二天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时将关闭整个广场，所以大家准备足够的食物、水和御寒衣服，准备在广场上过夜，不让官方的计画得逞。到了晚上，广场上聚集大约十万人，还有更多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和贡品。抗议者群情激愤，有人说：「我已经准备好去坐牢了。」十三年前曾在这里参加抗议活动的任畹町向人群发表讲话，他祈祷「法制的觉醒」，并高声喊道：「民主墙复活了！」

除北京外，还有二十几个城市的学生也手持花圈和胡耀邦的画像举行示威活动。在甘肃省的省会兰州，数百名抗议者攻击省政府，并高呼口号：「要民主，要自由，打倒独裁，打倒官僚，打倒共产党！」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上午十点，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前一晚有五万多人不顾员警禁令在广场上过夜，如今他们纷纷要求进入人民大会堂。当局无法镇压，只好作出妥协，允许他们留在广场上，收听扩音器里播放的悼念致词。与此同时，成排士兵挽着胳膊组成人墙堵在人民大会堂入口处。一名参加抗议的卡车司机对大会堂里的领导人不屑一顾，他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些害怕人民、瞧不起老百姓的「老封建」。

大约有四千名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追悼大会，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带，而胡耀邦的遗体则躺在一口透明棺材里。据一名外国记者观察，邓小平看上去「面色发灰，体态臃肿，表情麻木」。通常来说，中共对已故领导人的最高评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就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中央拒绝胡耀邦的家人和崇敬者的要求，认为胡不应享有这样的头衔。赵紫阳在致悼词时，把这位前同志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这一称呼与日后中央对华国锋的评价一致。赵紫阳还评价胡耀邦「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

然而，即使这样的悼词还是令部分党内元老不满，他们觉得对胡耀邦的溢美过多，几乎推翻之前中央对胡的问题所作的结论。一位军队领导人抱怨说，葬礼搞得太隆重了。另一位则认为胡这个人没什么伟大的地方，还有人生气地说：「只有小平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

当赵紫阳离开人民大会堂时，他碰见李鹏。由于赵紫阳预定第二天要对北韩国事访问，李鹏建议在他临行前再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赵回答没有必要，因为现在追悼会已经结束，示威者很快就会散去，当局可以经由对话的方式安抚学生情绪。李鹏则反驳说，部分抗议者喊出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已经造成动乱，因此中央必须采取更加坚定的措施。赵紫阳回避李鹏提出的问题。

当天下午，一支出殡车队护送胡耀邦的遗体，沿长安街向西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沿途大约有一百万人送行，向胡耀邦表达最后的敬意。

周末，有好几个城市发生抗议活动。在古都西安——一九七四年这里发现兵马俑，约有六千人走上街头，冲击当地的政府部门，点燃一个油罐和两辆公车，并向员警投掷石块。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有些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些人却像发疯一样，用树枝等各种东西砸向员警。陕西省省委书记打电话向北京求援，随后当局派出四千名士兵前往抗议现场维持秩序。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数千名示威者公开要求邓小平下台，他们洗劫几家商店，还冲进火车站和一家宾馆，路灯被连根拔起，窗户也被砸碎。在四川省成都市，也有上万名学生走上街头。就在同一天，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打电话给赵紫阳，要求他推迟访问北韩。赵未答应，并提出在他出访期间由李鹏全权处理各项事务。当天下午，赵紫阳与李鹏在火车站匆匆见了一面。赵重申，中央可以经由对话来安抚学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首都的大学生举行罢课。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废除官方的学生会，成立学生的自治组织，并控制许多校园广播站，播放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在各个大学狭小的寝室里，数百名志愿者印制几千份传单，一条一条列出抗议的理由，随后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把传单散发到全城，同时募集资金，动员民众。令中央领导层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学生张贴在公共场所的大字报吸引许多工人围观。晚上，政治局常委再次碰头，一致认为学生的抗议是有组织的反党行为。李鹏主持会议，他要求各级政府对学生绝不妥协，「要强硬对付，不惜镇压」。

次日上午，各位领导人来到邓小平住所开会。邓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他指示中央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和有效措施，迅速反对和制止这场动乱，不能让抗议者得逞。在邓小平看来，学生背后肯定有人指使，而且这些人受到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苏联等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央应该发表一份声明，坚决谴责学生的行为。赵紫阳从平壤发回电报，表示赞同。

四月二十五日晚间，电视上播出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全文，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来「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社论最后提出，要「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串联」，所有由学生建立的非法组织都应该立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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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这篇社论并不买帐。第二天，约有十五万人走上北京主干道，高喊反腐口号，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游行队伍中首次出现工人的身影。沿途的人行道和过街天桥上挤满围观群众，大家对抗议者高声欢呼，就像欢迎解放军一样，有人举着自制标语，高喊反对通膨和腐败的口号，还有人向示威者发放用塑胶袋装着的面包、瓶装水和冰棒。长安街两边都有士兵站岗，有些还手握自动步枪，但他们并没有阻吓示威者，而是在人群面前不断退却。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就像战场，所有主要建筑周围都布满士兵。但示威者却径自从天安门前经过，完全绕过广场。在经过天安门时，学生秩序良好，表现克制，甚至转而高呼支持中共和宪法的口号。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组织良好的胜利游行，而不是自发的抗议行动。

当首都的学生举行游行时，李鹏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竟然把两天前邓小平在其私邸会议上发表的秘密意见公布出来，供党员开会学习。很快，邓小平的话流传到社会上，引起抗议者关注。大家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政治局的常委要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在幕后「垂帘听政」的说法开始流传开来。这件事让邓小平对李鹏很不满。

迫于学生抗议的力度，当局被迫改变策略，表示愿意与学生对话。四月二十九日，学生和政府双方代表举行一次会谈。极为罕见的是，电视台直播这次会谈。首先开口的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他对学生进行一番严厉的说教，把四月二十六日那篇社论的主要内容复述一遍。随后学生开始提问。其中一位学生代表抱怨官方媒体报导带有偏见，袁木则反驳说据他所知，中国并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袁木讲话时，经常带着虚伪的笑容，这让学生很反感。但是，当一个身形消瘦的学生代表突然站起来，谴责政府没有邀请学生自治组织参加对话，并立即离开会场表示抗议后，袁木再也笑不出来了，他只是生硬地回应说那些学生组织都是非法的。接下来，另一位学生代表引用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要求享有言论和结社自由。袁木则指出，每个公民都有不伤害国家利益的法律责任。

这场对话令学生内部产生分裂。其实，学生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如今，有学生代表认为，独立于政府的学生会是进一步对话的障碍，因此应予解散。支持和反对这一观点的两派开始渐行渐远。五月一日劳动节这天，当局呼吁民众保持稳定。挂满红旗的天安门广场冷冷清清，只有几个游客在城楼前拍照。当天什么都没发生。

然而，局势依然紧张。几个星期以来，学生和知识分子一直呼吁要举行大规模示威，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Gorbachev）定于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对中国国事访问。中国的领导人认为这次峰会是几年来中国奉行「安静外交」的胜利，因此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三年前，戈巴契夫在海参崴宣布，苏联将对中国作出一系列单边让步，从而为改善中苏关系铺平道路。一九八九年二月的第一周，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纳兹（Eduard Shevardnadze）访问北京和上海时，敲定戈巴契夫访华日期。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刚从北韩回来就改变立场。他在同李鹏以及其他常委碰头之前，首先找来自己的顾问征询意见。其实，在赵访问北韩之前，他的顾问就担心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会把矛头对准赵紫阳和邓小平。现在，他们似乎建议赵在战略上与邓保持距离。

五月一日，赵紫阳参加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一周前中央在他缺席时作出的决定，并表示支持邓小平谴责学生的言论。对于《四．二六社论》，赵没有发表任何异议。但是第二天，赵紫阳的想法改变了，他请人为邓小平带话，想与邓见面。此人与政治局常委兼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联系，杨拒绝赵的请求，其理由是：邓小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学生示威的评价。

五月三日星期三，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人民反对社会动荡。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团结和稳定，「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但赵同时表现出与学生和解的姿态，他赞扬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肯定他们要求「推进民主政治」、「惩处贪污腐败」和「发展教育和科学」的合理性，并称这些要求与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赵还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然而，政治局其他几位常委对赵的发言并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大会之前看了赵的发言草稿后，曾建议他增加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的内容，但赵在发言中对此只字未提。

当天晚些时候，杜润生——他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宣导者之一，同时与赵紫阳关系密切——在科学会堂召开一次会议。针对当前局势，与会十几名高级干部各自陈述自己的看法，并向赵紫阳提出如何应对的建议。他们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论断是错误的，而且邓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他们建议赵紫阳一定要谨慎行事，因为邓小平已经「声名扫地」。

第二天，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的年度会议上，面对外国记者发表一番讲话。他对学生的行为表示赞赏，认为他们只是要求纠正政府工作中的错误，而不是反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制度。与前一天的讲话不同，他表示「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赵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理性和克制，还需要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学生正在各大城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整个过程都很平和，学生也同意返回课堂，并减少政治活动。其实他们也很清楚，政府目前正陷入困境之中，如果继续对其施压，超过其容忍限度，结果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北京的游行有上万名学生参加，但规模远小于四月二十七日那次。不过，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后，地上全是打碎的小玻璃瓶。这种缓和的迹象令许多人松一口气，香港股市为之一振，出现大幅上涨。

在五月四日这天的游行队伍中，出现数百名供职于官方媒体的记者，他们的诉求是争取「说真话」的权利。这些记者之所以加入学生队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这份自由派报纸发表苏绍智的讲话，呼吁为所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总编辑钦本立为此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在胡耀邦去世一周后，又准备在该报发表一篇长达六页的悼念文章，其中有一段针对邓小平的文字尤其令当局无法容忍，招致宣传部门出面干预。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终于失去耐心，于四月二十七日责令钦本立停职。钦本立一下子成了名人，而抗议者则提出一个新的诉求：新闻自由。

这一诉求获得愈来愈多官方媒体支持，其中包括来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演讲结束后，他的顾问建议公开发表这篇讲话。于是，广播和电视当天就报导总书记的讲话，并且连续播放三天。 《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赵紫阳释放出的和解资讯：「现在最需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五月五日，出于对赵紫阳的信任和与政府对话的期待，学生回到教室。总书记还鼓励媒体在报导中使用更加温和的语气，他对富有同情心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启立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危险不大。」第二天，学生游行的报导和照片就出现在各大报刊上。 《中国青年报》甚至将学生描绘成爱国者，并引述赵紫阳的话说，产生腐败的部分原因是媒体不够公开。

感觉到官方调门的变化，更多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支持学生。五月十日，北京约有一万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上街，要求更多新闻自由。五十位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苏晓康，他说不能让学生孤立无援地站在那里。

大约有一周时间，局势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平静；而幕后，领导层的分裂正在愈演愈烈。试图与抗议者和解的赵紫阳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但邓小平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仍坚持认为学生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并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力量似乎正在角力，最终必有一方认输：要么邓小平收回之前的表态，要么赵紫阳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党内有一批领导人不认同赵紫阳的立场，认为他的讲话偏离党的路线，会给政权带来危害。于是他们团结起来，站在李鹏的一边。北京市长陈希同就是其中之一。五月七日，陈希同提出全党必须服从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应他的要求，政治局于次日再次召开常委会，持不同意见者在这次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有几名常委指责赵紫阳出卖那些压制学生运动的政府官员，赵紫阳则气愤地反驳道：「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

尽管政府承诺会与学生对话，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流。学生坚持任何对话都必须由学生的自治组织参加，但《四．二六社论》已经将这些组织列为非法，因此赵紫阳无法满足学生这一要求。学生渐渐失去耐心，而且他们担心戈巴契夫访问结束后，政府会秋后算帐，对学生再次镇压。

五月十一日，北京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号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这种抗议方法并非首次出现，同其他许多做法一样，它也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例如，一九六六年夏，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扫除隐藏在教育系统内的「走资派」，数百名学生在西安省委大门外静坐示威。一连好几天，学生不吃不喝，有人因中暑而晕倒，护理师不得不对其进行静脉注射，情况更严重的则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最后是周恩来出面干预才打破僵局。

虽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投票反对绝食，但是仍有许多人被这个想法所吸引，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几位学生领袖决定独自行动，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丹，还有颇富魅力的维吾尔族青年吾尔开希。吾尔开希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他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但在新疆上过几年学。四月十九日晚，吾尔开希身穿文革期间流行的褪了色的黄军装，带头冲进中南海的大门。他在人群前面来回走动，用洪亮的声音向学生发号施令，号召大家坚守在这里，直到李鹏出来。

五月十三日，就在中苏首脑会晤前两天，绝食者开始行动。数百名学生头上裹着红色或白色布条，有些戴着遮阳帽，大家一起宣誓要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直到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人打出横幅，表示可以忍受饥饿，但绝不能忍受独裁。这些绝食者意志坚定，但人数并不多。当天晚上，北京大学一名叫柴玲的心理学研究生手握大声公，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令听众泪流满面。她哭着说：「我们以死的气慨，为生而战！」一夜之间，柴玲的演说成为一份宣言，包括苏晓康在内的十二位著名知识分子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结果又有数千人加入绝食者的行列。

绝食人数不断增加。赵紫阳警告学生，如果破坏中苏首脑会晤，将招致人民唾骂，但这些话根本无济于事。五月十五日，中国政府在机场为戈巴契夫举行欢迎仪式的同时，天安门广场正被三十多万人占领，其中不仅有绝食者，还包括工人、农民、机关职员、民主党派人士、幼稚园和小学的孩子、司法部门的官员，甚至军校学生。数百名作家、记者和大学教授也加入行动。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大家挥舞旗帜，一起合唱，用胜利的V形手势互致问候。曾把摇滚乐引入中国的二十七岁吉他手崔健也突然出现在广场上。他自弹自唱〈一无所有〉，引发抗议者共鸣，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音乐声中不时响起救护车的鸣笛声，大约有七十名抗议者因中暑或饥饿而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在北京报导中苏首脑会晤的外国记者也来到广场上，与抗议者自由地交流，他们的现场报导经由卫星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赵紫阳则站在人民大会堂屋顶上，用望远镜注视着广场上的学生。

五月十六日，苏联领导人乘坐的黑色吉尔（ZIL）轿车在数百名员警严密保护下，从后门悄悄驶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戈巴契夫握手后郑重宣布，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宿怨就此了结。晚上，戈巴契夫在钓鱼台国宾馆与赵紫阳会面，两人讨论中共与苏共两党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在谈话中，赵紫阳告诉戈巴契夫，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仍是中国的最终决策者。赵的话无疑打破中共一直以来所谓「集体领导」的假象。赵对此解释说：「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他接着说，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就曾作出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但这一决定「从未公开发表」。赵紫阳后来为自己辩护道，他之所以对戈巴契夫这么说，是为了保护邓小平，他想经由这种方式告诉大家，邓的权力来自于党的决议，而非个人的独断。然而，赵误判这些话引发的后果。许多人认为赵紫阳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把处理危机的责任推卸给邓小平。一名外国记者称赵的举动是针对邓小平的「隐蔽但不寻常的挑战」。

官方媒体报导赵紫阳与戈巴契夫的谈话，特别是关于党内的秘密决议一事，但除了赵紫阳的几个顾问，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政治学者严家祺等人可能认为，赵披露这一资讯是要与邓小平公开决裂，因此立即向广场上的人群喊话，称邓小平是「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呼喊口号：「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必须辞职！」

在与戈巴契夫会谈后，赵紫阳参加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他告诉与会者，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撤回《四．二六社论》。赵紫阳解释说，为了保护邓小平的声誉，他愿意为这篇社论承担全部责任，可以对外宣称这篇文章是由他在平壤亲自起草的。然而，其他几名常委并不赞成这一做法，仍坚持认为这篇社论反映邓小平的真实态度。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次日，五月十七日，赵紫阳试图与邓小平私下会谈。他按照通知于当天下午来到邓的住处，却发现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都在那里等着他。接下来的会议气氛颇为紧张，大家一致指责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煽动了动乱。邓小平表示同意：「转捩点是赵紫阳五月四日的那篇讲话，使民众看到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人向学生靠拢。」随后，邓小平决定应当立即宣布戒严，并派军队进入北京城。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除了赵一个人，其他人全都表示赞成。当晚，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讨论戒严的后勤问题，心情阴郁的赵紫阳宣布他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他说：「我的时间已经结束。」

五月十八日，当局作最后一次缓和局面的尝试。这天上午十一点，学生领袖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高大宽敞、布置着舒适沙发的新疆厅，他们见到面容憔悴、神情紧张的李鹏。会议室里架着摄影机，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摆放着鲜花和茶杯。作为学生代表之一的吾尔开希，因为之前在广场上晕倒而被送往医院，现在身穿病人服来参加会议。他斥责总理来迟了，不是迟了几分钟，而是迟了几个星期。李鹏对此表示歉意，随后摆出一付屈尊俯就的架式，准备对学生说教。但很快，王丹打断李鹏的话头，指责他故意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李鹏看上去愈来愈失去耐心，他愤怒地说道：「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他还高声警告学生：「我们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会谈持续大约一个小时。

政府的强硬立场反令民众对抗议的支持度急遽上升，在北京市中心，参与游行的人数多达百万人，同时还有无数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许多地方的火车站挤满学生，人人都渴望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就像二十年前的红卫兵获准免费旅行一样，很多人连车票都没买就挤上火车。北京大多数工厂和办公机构都陷入停工状态，因为大批工人也加入学生的行列。他们举着印有各自工作单位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街道上游行，其中既有戴着厨师帽的厨师，也有挥舞着算盘的文员，还有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为了壮大声势，不少人把单位的汽车、卡车和巴士开出来，沿着长安街首尾相连。这次游行的主角不再是学生，而变成工人。示威者的口号也与之前不同，民众开始直接点名，要求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下台。

北京城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市民聚集在街头巷尾，向示威者欢呼致意，许多办公楼和公寓楼外悬挂出支持绝食的标语，还有职员从窗户里洒下纸屑以示支持。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历史来到了转捩点，七十年前首次提出的民主中国的愿望现在终于要实现了。崭新的时代似乎即将来临。

中共党内也有支持抗议的声音。就在前一天晚上，肖克将军给中央顾问委员会——由党内元老组成的顾问机构——打电话，指出这一次是党错了，群众才是对的。而在地方上，各省的党组织都不接受《四．二六社论》的结论。浙江省政协经过投票，在大多数成员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反对和制止动乱」这一说法。五月十八日，浙江省政协将这一决议递交中央。其他省分也出现类似情况。

不仅在北京，其他城市也爆发示威活动。在上海——这是戈巴契夫四天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大约有十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令上海市中心陷入瘫痪。在浙江的杭州、金华、宁波、温州等地，当局估计示威的总人数达到四十万人，杭州一地即有八百多名学生参加绝食抗议。在各地档案馆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数据。例如，在远离外国记者视线的甘肃省，当抗议运动达到高潮时，十二座城市的示威群众达到近二十五万人，仅省会兰州就有约三百名学生参加绝食抗议。

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大约一万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一本名为《性风俗》的书，因为他们认为书中内容对伊斯兰教构成侮辱。但这只是个借口，学生游行时赫然打出「民主万岁」和「打倒腐败」的横幅。第二天，抗议者强行冲进政府大楼，攻击民兵和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如此，聚集在人民广场上的抗议者还掀翻公车，推倒电线杆，并割断由政府控制的高音喇叭的电线。这次冲突共造成一百五十人受伤。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清晨五点左右，赵紫阳在李鹏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者表达关心。赵紫阳对学生说道：「我们来得太晚了。」讲这句话时，他眼里含着泪水，握着扩音器的手在颤抖。他说：「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最后他还是劝告学生立即停止绝食。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晚十一点，李鹏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首都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制止动乱的各项措施。午夜刚过，李鹏出现在电视上，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说：「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为此，他呼吁「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北京正式开始实施戒严。

凌晨三点，李锐站在阳台上，看到有些人骑着摩托车在长安街上来回行驶，提醒抗议者注意军队的到来。他们自称「飞虎队」，跟绝食者一样头上里着布条，摩托车上插着旗帜。他们并不是唯一帮助抗议者的人。李鹏刚刚宣布戒严，就有数以万计北京市民冲上街头，试图阻止军队前往天安门广场。北京城地形复杂，既有好几条巨型环城公路，同时又有无数高架桥、十字路口和狭窄蜿蜒的胡同。卡车司机用他们的车辆堵在通往市区的六个主要入口处，而人群则蜂拥而上，把军队的车辆团团围住，有人甚至放空轮胎里的气。民众对军人的态度很是友好，大家纷纷向士兵赠送食物和水，并劝他们掉头。到中午时分，在距北京城以西大约十八公里的地方，大约有两百辆属于第六十五集团军的军车遭到民众围堵。与此同时，在距天安门广场以西十一公里、位于长安街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第三十八集团军的部队也遭到民众拦截。而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在从明十三陵、首都机场和颐和园向城内推进时，也遭遇到民众阻拦。事实上，因为北京市民的阻拦，军队的行动不得不暂停。李鹏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

这种情况持续好几天，成千上万学生露宿在天安门广场上，所有主要路口都临时搭起路障。五月二十二日，军队开始撤退。学生欢欣鼓舞，胆大者甚至呼吁士兵发动兵变。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李鹏处境艰难，正在力求自保——因为宣布戒严令的事，李鹏成了大家最讨厌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人说，邓小平已经辞职，许多最高层的领导人开始转而支持赵紫阳。大家相信风向正在转变，中国即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变。官方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否认。就在此时，有七位退役上将发出联名信，敦促中央军委不要派军队进城。消息一经传出，各种传言更是满天飞。

五月二十三日，成千上万示威者走上广州街头，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民众也加入声援活动，那天恰好电闪雷鸣，雨水模糊标语上的字迹。在上海，示威者挤满外滩和人民广场。而在地处内陆腹地的兰州，数万名群众公然要求邓小平和李鹏下台，甚至有学生高喊：「推翻伪政府！」甘肃省委副书记表示：「市民支援他们的活动。」此外，南京、长沙、武汉等城市也爆发学生游行。

实际上，军队并没有撤回，只是转移到北京郊外集结待命。五月二十五日，来自十一个集团军的十万余名士兵集结完毕，同时配备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军用客车和卡车。姚依林在内部会议上向几位部长透露，最高层「不怕外国压力，封锁、戒严三五年没关系」。当晚，在所有高层领导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五天后，中央电视台报导李鹏接见三位新任大使的消息。李鹏信心十足地宣称中国政府是稳定的，有能力处理当前危机。

这段时间，中央领导正四处联络，争取获得各地高级干部支持。杨尚昆召集军队领导人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之后各支部队的步调开始一致起来。与此同时，空军、海军和各个省都发表支持戒严的声明。为了表示党内的团结，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和邓颖超（周恩来的遗孀）在内的老一辈领导人也纷纷现身，在电视里表示支援中央的决定，其中有些老人坐在轮椅上，连话都说不清楚。全国上下每个党员都必须表明立场，并参加政治学习，认真研读中央领导人的讲话。

李鹏在电视上露面后，强硬派便开始占据上风，各层各级都被教条主义者所掌控。在抗议者多次冲击省委的甘肃省兰州市，有些干部敦促中央「向破坏分子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打击，尽快平息下去」。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五月二十七日，三位省级领导对乔石提出批评，同时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立即采取行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甚至李鹏本人也受到批评。党内元老对眼下的僵局感到不满，以致气愤地打断李鹏的发言。

这时，把守在各个路口的北京市民放松警觉，广场上学生人数也减少了，而且学生组织内部出现各种内讧和分歧。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的短波广播是他们的主要资讯来源，但现在这两个电台的短波讯号受到中国政府干扰。与此同时，大多数外国记者也离开北京。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这天，留在广场上的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学生领袖建议就此结束静坐。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诉求抗争过，也在国际媒体的镜头前与政府相对峙，并且在北京市民的支持下，逼退企图进城的军队，如果学生这时撤离广场，他们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

与北京不同，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他对示威者表现出关心和同情，并向他们保证不会派军队进城，不会实施戒严。市委书记江泽民也在人大代表中享有较高的支持率。上海的局势因此日趋缓和，不再会发生停产或罢工事件，一般居民对运动的热情也开始下降，政府派人撕掉墙上的大字报，街道也被清理干净。五月二十七日，为了庆祝上海解放四十周年，全市街道都挂上红色的横幅和国旗，学生也作好返回课堂的准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阶段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之一竟然发生在香港。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慈善音乐会，以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现场人数多达二十余万。众多演艺界名人在这次电视直播活动中露面，许多人热泪盈眶地发表自己的感想。来自台湾的歌星邓丽君也献歌一首，她头上绑着白布条，上面写着「民主万岁」几个红字。次日，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占香港总人口四分之一——走上街头，游行队伍行经北角和铜锣湾等繁忙的商业区，最终抵达维多利亚公园。人群中既有老人，也有头绑黄布条、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还有身着商务服装的上班族，甚至有人坐着轮椅。组织者为大家分发贴纸，上面写道：「今日中国，明日香港」。

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尊十公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女神用双手高擎火炬，坚毅而骄傲的眼神直视着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一周前，有人向这幅画像泼墨水、扔鸡蛋，现在这幅是新换上的。这尊女神塑像似乎是对中共四十年建国史的嘲讽，更重要的是，她为日渐低迷的民主运动注入新的活力。为了一睹女神芳容，前后有二十五万人不顾政府禁令，从北京城四面八方拥向广场。广场上再次热闹起来，自行车和三轮车汇成洪流，汽车根本无法通行，有些计程车司机干脆下车步行。但这一次，大家都很安静，没有人呼喊口号，也没有人展示标语。广场上的扩音器里不断播放着政府的警告，宣布这个雕像违法，但根本无人在意。傍晚时分，当局声称这尊塑像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形象的污辱与践踏」，下令把它推倒。

这尊塑像的各个部分是在前一天晚上，由学生用三轮车运到广场的。当时，留在广场上继续抗议的学生仍有数千名。他们之前曾打算撤离，但现在改变主意，决心在广场上至少再坚持三个星期。与此同时，大批军队经由地下的秘密通道——这些密道一直通往北京城外的西山——已经入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紫禁城。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想要避免流血，已经几无可能。

民众的抗争热情再次高涨。北京市民纷纷捐款，来自香港的经济和物质援助也在增加。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慈善音乐会筹得一百五十万美元，此外香港各界民众还捐助大约两百顶野营帐篷。在此之前，学生只能用塑胶、帆布和硬纸板等材料搭成简易的棚子栖身，如今这些红色和蓝色的帐篷在广场上显得格外耀眼。这段时期，大多数北京高校的学生晚上都会回学校过夜，在广场上露宿的五千人中，大多是后来从外地赶到的学生。

★★★

六月二日星期五，民众听到可靠消息，称第三十九集团军部分士兵即将进城。当晚近十一时，有人看到一辆挂着军队牌照的吉普车，沿长安街从西往东向天安门方向疾速行驶。开到木樨地附近时——老北京城的护城河就在此地与长安街相交，这辆车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一群骑自行车的人，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李锐站在自家阳台上，看到现场聚集一群愤怒的民众。

六月三日凌晨两点左右，有人看到大约八千名身穿白衬衫的年轻士兵，自西往东沿长安街列队前进。几名在城内巡逻的摩托车手发现这一状况后，立即赶到队伍前面，一边骑一边向民众发出警报：快出来，快出来，当兵的来了！当士兵行进到距天安门广场约三百公尺的北京饭店时，有市民从胡同里跑出来阻拦，有些人还穿着睡衣，大家齐声高喊：「回去！你们是人民的军队！」士兵没有携带武器，而且明显没有军官指挥，看起来个个疲惫不堪，像是迷失方向。他们遇到阻拦后，只好停下脚步，分成一小队一小队地坐在路边，许多士兵还试图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围观民众则对他们抱以嘲弄和辱骂。经由质问大家得知，这些士兵属于第三十九集团军，来之前曾被上级告知，他们只会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一些流氓。周六凌晨，这批士兵开始撤退，其中有些人的衬衫被撕破了，有些人则丢了鞋。他们离开后，民众开来几辆公车以及装满煤和沙子的翻斗车，甚至还有一台起重机，在北京饭店外建起路障。

当天边刚露出一线曙光时，长安街上便聚集一群群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靠近中南海的地方，大约有五百人包围一辆吉普车和四辆军用大巴，坐在车上的似乎都是精锐部队。一名军官亮出枪，但众人无视他的存在，仍试图掀翻吉普车，还有人砸碎大巴两边的窗户，从受惊的士兵手中抢夺武器。在六部口附近，六、七个年轻学生跳上一辆军用大巴车顶，在镜头前展示抢来的AK－步枪的弹匣、警棍、匕首和刺刀等物品。还有人把士兵的头盔和鞋子挂在中南海门外的路灯上，齐声高呼反对政府的口号。

一名解放军军官事后解释说，他们当时的行动目的是封锁天安门广场，以避免伤害学生。这个笨拙的计画遭到猛烈的反击。六月三日上午，大批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再次涌入广场，而当地民众则在市内和城市周边的主要路口设置更大规模的路障。

中午时分，中南海内出现数百名士兵和武警。他们来到长安街，试图清理从天安门到西单这段路面上的路障，同时收回六部口附近军用巴士内的武器弹药。此时，有人群沿长安街自西而来，要求为前晚被吉普车撞死的平民讨回公道。长安街上的武警和士兵开始向民众发射催泪瓦斯，并动用警棍殴打，但最终在民众的反击下不得不退回中南海。愤怒的人群继而向中南海内投掷石块，并放火烧毁一辆被丢弃的军车。与此同时，其他几个路口也爆发冲突。冲突持续几个小时，双方各有损伤，士兵和员警最终在傍晚撤离。

现在，政府有足够理由升级行动了。下午四时左右，乔石召开紧急会议，领导层一致认为当天凌晨六部口发生的民众抢夺武器行为是令人震惊的「反革命暴乱」，因此决定在次日黎明前使用「和平手段」清理广场，士兵获准可以对暴徒的进攻实施自卫反击。

晚上六点三十分，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广播和电视开始反覆播放政府通告，告诫民众不要上街。

到目前为止，军队已经连续两次蒙受羞辱。这一次，他们的战略与之前一样，还是决定兵分两路，从长安街东面和西面同时向天安门广场进攻。所不同的是，之前派出的是几千名穿着胶鞋、没有装备武器的士兵，这一次出动的则是经过两周时间部署和集结才准备好的精兵强将。十年前，人民解放军在越南动用约二十万名士兵和两百多辆坦克。如今，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这支军队将使用同等力量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

第一枪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左右在公主坟打响的——公主坟是三环路与长安街交汇处的主要环岛，位于木樨地的西面。到达这里的部队是驻扎在北京城以南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士兵不仅携带着突击步枪，还配有坦克和装甲车。这支精锐部队因为参加过韩战而闻名。两周前，军长徐勤先因拒绝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而被捕，后来被送上军事法庭。当部队到达公主坟时，已在路口守候数周的市民开始向躲在防暴盾牌后面的士兵投掷砖头和混凝土块。因为无法突破路障，数百名手持AK－步枪的士兵奉命向平民开火。红色和绿色的曳光弹划过天空，坦克也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当晚天气闷热，市民大多穿着T恤和短裤，许多人身上溅上鲜血。

下一个十字路口是木樨地，那里也有市民设置路障。有些人手持简易武器，如切肉刀、竹竿和铁链之类，甚至还有从建筑工地上取来的钢筋。士兵继续用自动步枪向人群射击，同时还向道路两边的居民楼胡乱开枪。在李锐所住的公寓楼里，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在厨房烧水时，被一颗开花弹击中当场死亡。第二天早上，一位邻居的女佣也被发现死于枪击。几天后，李锐在其所住的公寓楼外墙上发现上百个弹孔。

在通往天安门、长达七公里的长安街上，上演一幕幕同样的悲剧。数千名愤怒民众聚集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奋力抵抗军队进攻，但是在装甲车面前，用栅栏和自行车构成的路障根本不堪一击。在西单路口，民众把黄色和红色的公车点燃，堵在马路中央，但装甲车轻易就把它们推开，打开一条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通道。随后，坦克车每两三辆排成一排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每个路口都有不少民众倒下，有些士兵在胡同里追赶围观者，然后用警棍、皮带和枪托殴打。在西单附近一条巷子深处，有四人遭到枪杀，其中包括一个三岁孩子和一名老人。

午夜时分，几辆装甲车从南边高速驶入天安门广场。人群迫使其中三辆停下来，并开始放火焚烧，车里的士兵弃车逃跑时，愤怒的人群向他们扑去，将其中几人活活打死。有一辆装甲车设法开进广场，然后一路向东，撞开长安街上的几处路障，造成许多抗议者死伤。在接近建国饭店时，该车掉头，急速冲向天安门广场。但中途车辆失控，撞上几辆被抗议者包围的废弃车辆，蜷缩在车里的士兵随后受到众人攻击。

一小时后，大约凌晨一点三十分，从木樨地赶来的大部队抵达广场西北角。在昏黄的路灯下，士兵开始重新集结。几十辆坦克隆隆驶来，停在天安门城楼下。接下来出现奇怪的平静，直到一小时后，士兵开始沿广场北面的紫禁城排成一列。

有士兵向长安街以东的人群漫无目标地开枪，那一段路仍然被民众所占领。聚集在广场上的学生可以听到AK－步枪杂乱的射击声和催泪弹发出的巨响，愤怒的民众则对着士兵高喊「法西斯」。在北京饭店附近，有救护车闪着蓝灯、拉着警报从王府井驶来，以救助伤患和抬走尸体。此后又有路口爆发混战，但救护车无法到达现场，只能靠三轮车把伤患拉往医院。有人看到医生抬着遇难者的尸体，就像抬着棺材一样，护理师则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广场上仍有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官方则经由高音喇叭呼吁大家撤离广场。随后，学生和士兵展开一场奇怪的歌唱比赛，士兵唱着军队的歌曲为自己打气，抗议者则一边用自己的扩音器播放音乐，一边齐声高唱〈国际歌〉。

刺眼的照明灯把广场照得一片雪亮，直到凌晨四点左右才被当局关闭。为了照明，学生点燃帐篷。这时，上万名士兵从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地下通道涌入广场，空降兵第十五军也从南边的前门附近一路杀进广场。进入广场后，士兵没有开枪，主要是为了防止彼此误伤，而且大家都不愿亵渎人民英雄纪念碑，更不用说毛主席纪念堂。官方对学生发出最后通牒，有几个学生提出希望与军方谈判，为准备撤出广场的学生开辟一条安全通道。刘晓波也参加谈判。三年前，他曾抨击过中国的文学现状，如今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他穿过学生和士兵之间的无人地带，与军队的指挥官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军方允许学生从广场东南角离开。部分抗议者坚持要留到最后一刻，柴玲提议双方妥协，可以自愿选择离开或留下。

凌晨五点，选择撤离的学生手把手，排成两列，走向广场的指定角落。一大群民众等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为他们递上食物和饮料。一辆坦克轰鸣着撞向民主女神像，随后将其辗碎。与此同时，其他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一顶顶帐篷，慢慢逼近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有学生在坚守，扩音器里仍在播放〈国际歌〉。士兵朝扩音器开枪，直到它们发出嘶嘶声和破裂声，最后归于沉寂。学生争先恐后地跑向安全地带，拒绝离开的则遭到枪托和警棍殴打。

这时，从广场东边传来隆隆巨响，一列坦克从灰暗的长安街缓缓驶来。第三十九集团军姗姗来迟，但推进速度却很快。坦克来到广场以东约两公里处的东单路口，直接撞开堵在马路中央的一排公车，然后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群众则用石头、瓶子、破碎的铺路砖和用三轮车运来的砖头还击，还有人用自己制作的简易汽油弹砸向坦克。许多没有命中目标的自制燃烧弹掉落在长安街上，燃起一片片熊熊火焰。当坦克车队接近王府井时，二十几名男子将一辆单薄的公车推到马路上，试图加以阻拦，但根本无济于事。此情此景，让愤怒的市民忘记危险，他们在坦克旁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大声叫嚷，要求车队掉头离开。坦克后面跟着装甲运兵车，还有载着士兵的卡车。士兵朝人群随意开枪，有人在现场清楚地看到枪口喷出的火焰。军车一辆接着一辆，一眼望不到尽头，车队里甚至还有油罐车以及装满一桶桶燃料、布匹和各种物资的卡车。这分明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占领军。

沿途还有更多车辆（包括另外二十一辆坦克）从南北向的小路驶出，加入这个车队。随后，整个车队经过北京饭店，从东北角进入天安门广场。然而，就在博物馆北边的空地上，有几个平民和几名士兵遭到坦克辗压。

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坦克驶入广场后，在天安门和王府井之间的路面上，战斗仍在继续。藏身在北京饭店里的外国记者惊恐地看到，在广场以东的长安街上，士兵仍在向人群开火。这些人主要是夜间失踪人员的亲属，他们迫切想要接近士兵，希望能获得一些与家人下落有关的资讯。一位目击者指出：这些人就是上午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杀害的人。士兵用AK－步枪对着人群射击，枪声一响，大家会四处散开，枪声暂停后，人群又会重新聚拢起来。这种情况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持续到早上九点左右。大约十点二十分，在王府井附近另一处地点，有一个排的士兵枪杀大约四十名试图与他们交谈的民众。这一切都被北京饭店里的外国记者看在眼里。

此时的北京城，大部分地方看起来就跟战场一样。在颐和园附近，有二十多辆丢弃的坦克被民众烧毁。在位于城西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附近——胡耀邦的遗体就是在这里火化的，道路两侧可以看到烧焦的军车。公主坟的情景更加骇人，八十辆被烧毁的卡车和装甲运兵车冒着浓浓的黑烟堵在环形路上，有人在混乱中被打死，其中包括几名军官，死者的尸体被人挂在街边路灯上。

有些胆大的市民在周日冒险外出，结果看到长安街上一片狼籍。李锐在木樨地附近的公寓楼外爬上一辆报废的坦克，他看到无数损坏的汽车堆在大街上，一直绵延到远处。所有主要的十字路口都堆满各种碎片，公车残骸被推到路边，马路中间堆着金属围栏、自行车和折断的路牌，经过坦克的辗压，这些东西全都扭曲得变了形。

零星的枪声持续一整天，天上下起大雨，偶尔还伴有雷鸣。在靠近建国饭店的使馆区对面，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站立，试图以此来恐吓外国人。

当晚，又有七十五辆坦克和四十五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东往西驶向天安门广场，少数气愤的市民再次冲出来，向车队投掷汽油弹，但仍是徒劳。到了第二天，几乎没有人站出来继续抵抗了。

医院里全是死伤者。在离木樨地约一公里的复兴医院，入口处挤满枪伤患者，有些人正在打点滴。因为停尸房已经装满，后送来的尸体只好用血迹斑斑的白床单盖着放在外面。市中心的地下通道里也堆放着尸体。在北京大学的校医院门外，学生把十几具同学的遗体安放在冰块上，部分尸体因枪击而残缺。

有人估算死亡人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凯特．菲力浦斯（Kate Phillips）观看摄影小组带回的录影带，并给北京当地的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打了电话询问。但很快军方便进驻所有医疗机构，并禁止医护人员与记者交谈。经由这种方式，菲力浦斯统计到的人数是二千六百人。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认为死亡人数介于两千七百人至三千四百人之间。

中国军队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外国同行的严厉指责。北约有一个特设小组花数周时间追踪北京城外解放军的动向。英国的军事指挥官法尔（M. H. Farr）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以及英国国防部的情报，评估戒严部队的清场行动。他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国军队「在军事上完全不合格，其实本来是有可能不用流血就完成任务的，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抓住这样的机会」。

星期日这天，仍有大批车队涌入北京城，其中包括五十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在经过喜来登长城饭店时，竟有士兵持枪任意射击。在各个十字路口和高架桥附近，不时有人从隐蔽处现身，试图抬回躺在路边的尸体，当枪声再次响起时，人群又会立刻散去。

六月五日星期一中午时分，一队坦克正准备驶离天安门广场。这时，一名男子双手各提一只购物袋，独自站在人行横道上，挡住坦克的去路。坦克车队猛地煞车，才在他面前停下。领头的坦克试图绕过这名男子，但他左右挪动，就是不让坦克前进，双方陷入僵局。随后，这名男子爬上坦克顶部，与里面的士兵简短交谈几句，之后他从坦克的一侧爬下，继续阻挡坦克前进。两名旁观者赶紧跑上去将他拉开，并和他一起消失在人群中。这一幕日后成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