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泰达 2025年05月05日 来源:上报
中国和社会民主主义根本的矛盾在于,中国始终欠缺「制度化的社会对话」与「合法性的制度循环」。 (美联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不断转变。它一方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形式与政治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却透过市场化改革与全球贸易深度融合,创造出一套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近年,中共高层强调「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引发了对中国是否可能朝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模式迈进的讨论。然则,若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与制度史为框架审视,中国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虽有表面目标的交会,却难掩制度深处的分裂与矛盾。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欧福利国家的主流模式,根源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承继。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中指出,社民主义并非对市场的全面否定,而是在承认市场效率的同时,透过国家再分配、社会保险与制度性协商机制,矫正市场对弱势者的剥夺。这一模式的根本政治前提,在于法治社会、多党竞争、公民社会与新闻自由,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得以自主运作,才能使政策在合理性辩论中形成共识与正当性。
然而,中国的制度条件恰恰排除了这些前提。虽然中共宣称「中国式社会主义」与西方福利国家目标相似,皆追求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但这一「形式上的重叠」并不足以支撑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实践。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对个体权利的约制、对政治异见的排斥、对新闻与网路言论的高度审查,使任何「参与式民主」、「社会契约论」或「制度协商」等基础条件难以成立。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即便在经济层面施行再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也难以逃脱其服从权力巩固逻辑的本质。
如政治学者David Held所言,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不是单一政策,而是一整套民主治理体系的表现,是「制度化的社会对话」与「合法性的制度循环」。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所得重分配政策、对科技巨头的整顿、对医疗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固然具有类似社会民主政策的轮廓,但其制定过程既非来自民主协商,也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反而容易流于「威权式再分配」,即由上而下的政治工具操作。这不仅无助于长期稳定的制度建设,反而可能在缺乏社会合法性的情况下,造成政策反弹与信任危机。
更根本的矛盾在于,中国政权合法性并不依赖「代议正当性」(legitimacy through representation),而是依赖一种「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当社会福利政策、经济是否持续成长,变成国家维稳的一环,而非公民权利的体现,其本质就与社会民主国家所追求的「权利基础秩序」背道而驰。若无选举制衡与法治独立,再分配的政策终将无法脱离国家资源控制权的政治计算。从哲学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民主义核心价值亦存在断裂。儒家思想虽提倡仁政与民本,但多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德行与家国伦理,而非个体权利与制度设计。这样的文化底蕴深植于中国的行政体系与人民政治心理,使得「社会契约论」与「个体自治」难以在本地政治语境中自然生长。除非进行深层次的政治与文化启蒙,否则社会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公民主体性难以建立。
不可否认,若从技术治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可在现有体制内引入部分社民政策工具以缓解贫富差距与社会不满。例如税制改革、基础医疗扩张、城乡社保整合等,皆可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北欧模式,但这些政策若无民主制衡机制支撑,终究无法转化为稳定制度。而当人民无从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政策正当性亦会随政权信任波动而飘摇,这与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制度化公共理性形成鲜明对比。
总结而言,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制度形态,与当代中国的制度逻辑、政治文化与治理模式存在结构性张力。若仅将其视为一种政策工具套用于现行体制中,或可在短期内实现分配公平的修补;但若意图完整引入其民主制度设计与价值基础,则需面对深层次的政治转型与文化再建构。真正的社会民主,不仅关乎分配,更关乎参与;不仅是福利设计,更是一场公民自主的制度革命。中国能否迈向此一方向,关键不在政策口号,而在于其是否准备好迎接真正的制度开放与社会对话。
※作者为国会法案主任、奔腾思潮青年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