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庆全  资讯咖 20250508  转自 新世纪

关于这个检讨，双方当事人有不同回忆。

据熟知周扬的秦川（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顾骧（著名文艺批评家）生前回忆，周扬作这个公开检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促成的。而且，周扬公开检讨后，心情抑郁。陆定一曾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说的也是周扬被迫作检讨这件事。

可另一方当事人则有不同的说法。

邓力群说：「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邓力群自述」P306。以下所引邓力群的回忆，均源于此，不再注明）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则说：「现在有的人攻击胡乔木如何不近人情，硬逼着病中的周扬做这个检讨。其实，据我后来听说，邓小平讲话后，周扬在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胡乔木、邓力群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谁知邓小平知道以后，把邓力群找去对他说，周扬写了上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能交代得了吗？不行。一定要他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这使邓力群、胡乔木和周扬都出乎意料。周听了很紧张，不做又不行。结果还是胡乔木出了个主意，建议周扬用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做点自我批评，才算找到一个过关的办法。后来胡乔木催着周扬并出主意帮助他，都是为了使他早点解脱。由此可见，后来传的乔木给周扬的那首诗，是有真实感情的。乔木和周扬有着长久的交往和友谊，他这个人倒是非常地人道主义。这本来是个细节，但乔木已经作古，不能不说一下。我们总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嘲讽逝者的真诚。」（「海边忆往」P127-128，以下所引卢之超的回忆，均源于此，不再注明）

两人回忆的共同点是，周扬的这个检讨，是邓小平发话后不得不做的；胡乔木不但对周扬很「真诚」，而且出主意想办法让周扬「早点解脱」。

真实的历史是否如此呢？我试着梳理出一下。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扬的讲话后，胡乔木、邓力群就定下了要周扬作检讨的调子。

3月16日，胡乔木得知周扬的报告发表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

据卢之超回忆，胡乔木「对周扬、王若水都提得很严格」，「要处分周扬，调他文联的工作，撤消王若水的工作」（此时，周扬任中国文联主席）。

为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由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执笔，「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目是《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衷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写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也有错误，应做一次检讨；周扬是中顾委委员，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在中顾委会上表示一下态度。」

报告中对王若水的处理意见是「调出《人民日报》」；对周扬说法是：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两种不同意见拉锯，周扬和胡乔木顶牛。

据邓力群回忆，3月20日，他主持的这个报告送到中央书记处讨论时，一位书记处书记出来打圆场，说：「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一点态度，没必要吧」。

胡耀邦说：「你们写的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显然，也不同意这个定调。

3月26日，中宣部召开核对事实的部务会议，胡乔木和周扬直接顶牛。我采访秦川时，他回忆说：、　　周扬看了报告后，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扔在乔木面前，连声说：「你们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震惊了，十分激动地说：「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地说：「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胡乔木你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怒得有点失常：「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声音都变了。

周扬据理不让，大声说：「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骤然紧张。

这样顶牛的结果，如果周扬不作公开检讨，胡乔木怎么能下得了台？

这次核对事实的会议后，4月20日，虽然胡乔木和邓力群仍然把报告送给了中央书记处，但胡耀邦却「留中不发」，用邓力群的话来说，「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试图说服邓力群，放下这个问题。邓力群回忆说：胡对邓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邓则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杠上了。邓只好采取「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的态度了。

可是，胡乔木却没有邓力群这么洒脱，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周扬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他顶上了，只有周扬作了公开检讨，才能让自己下的来台。否则，情何以堪？

胡乔木想方设法

从卢之超的回忆看，我用「想方设法」这个词，应该是准确的。

卢之超回忆说：

4月29日，中宣部文艺局支部开组织生活会，周扬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那个报告，准备的时间比较匆促，没有很好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到我家谈了一个上午，对我的意见谈得比较客气。他讲话声音很轻，没听清楚他说受耀邦同志的委托来谈的。后来我没有出来制止刊登或反对发表，我是有责任的。

邓力群得知这个发言后很高兴，马上转告乔木，乔木5月6日又与周扬谈话，对他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就他讲话中关于异化的论点提出批评，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周开始表示同意，但最后说他还要考虑考虑，没有做。

《胡乔木传》说：4月29日，周扬在中宣部文艺局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后，5月6日，乔木就与周扬谈话，对周扬对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希望周扬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这样解决问题最好。这就给周扬提出了公开检讨的要求了。

但「周扬开始同意，继则表示再考虑考虑」。换句话说，就是周扬拖着不写。

周扬是中顾委委员，于是，乔木就通过时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给周扬施加压力。

5月12日，薄电话告诉胡：「周扬同志的问题，在中顾委里头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周扬同志也做了自我批评。乔木、力群这样做很好，不是一棍子打死，让人自我觉悟。」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胡「希望周扬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的目的。

6月16日，胡给薄送去王若水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发表的《谈谈异化问题》一文，并致信说：「此件请一阅。由此可知，周扬文中讲异化的部分，确实出自王若水的手笔。周文中所列三化（思想、政治、经济）与王若水1980年文章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们社会中到处都是异化，改革即克服异化是周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实际上给反社会主义分子提供了『理论』武器（不亚于『不断革命』，因社会主义不断发生异己力量），而又出自权威之口，其影响就更大。而周对此至今没有觉悟。希望你能帮助他认识这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他能写一个短文与此绝缘，于他无损而对党有益，一个老党员应有此责任感。」（《胡乔木传》P713-714）。

这是明确地提出要求，希望薄继续给周扬施压，达到让周扬「写一个短文」对目的。

不知薄一波如何做的，但从此后的事实上看，周扬也没有服从。

从胡耀邦这里找不到支持，从薄一波这里也没有达到目的，胡乔木如何做呢？他在主持起草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给周扬的文章来定调。在邓小平讲话中，谈到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时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文选》第3卷P41-44）

邓小平定调了，周扬就不得不有个态度了。他在二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简要阐述了对「异化」问题的看法，既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也作了检讨。他说：「我在文章中把克服『异化』和当前的改革联系起来，……也许我这样联系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我在谈『异化』问题的时候，求改革之心切，防污染之意疏，这是应当引以为教训的。」

据当年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郝怀明回忆：周扬这个书面发言，印发会议《简报》最后一期，因为会期只有两天，不知这期简报是否下发过，代表们可曾看到？我想，很有可能没有下发，即便下发，大家也来不及看了。

但在胡乔木看来，周扬这个书面发言，不能代替公开检讨。但是，胡耀邦给拦住了。

二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胡耀邦在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对周扬、王若水的批判，他说，要解决认识问题，批评要讲究质量。首先打态度，我不赞成。给一年半年时间（来解决问题）也不迟。 （《胡耀邦思想年谱》下，P924）

什么是「打态度」？就是公开检讨嘛。胡耀邦直截了当地表态：「我不赞成」。胡乔木想遂心愿，那只有靠邓小平发话了。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谈话，提出让周扬公开检讨的情节了。

这才有开篇我提到的周扬的检讨。

【周扬简介】周扬（1908年2月7日~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作家，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 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 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 「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