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昨天看了柴静这期，几度落泪，起初当然是因为这位山东汉子的「妈妈话语」，不断敲击我的心扉，我流亡后最痛的，就是「妈妈情节」，直到骨灰洒进渤海湾，「妈妈的墓冢」（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68079.html）消失了，我还会「深夜痛哭」，而高秉涵却走向超越，最后达至「无仇」、和解境界，可惜国共甚至民进党，都没有此共识，令人遗憾。在我一向游走的「时代国家大叙述」与「私人心境」两种话语之间，今天才悟到，私人之痛才是永恒，那痛，没有消失过，只在于你感觉不感觉它，你若唤醒它，它不一定蜡炬成灰，点燃无穷积极能量，也说不定；然而你也可以不碰它、遗忘它，这都是个人选择，无人可以逼迫你，强权和国家到此消失了。 】

弄堂再进去一点，是省儿童保健院，全省独一家“儿保”，偏偏我从小羸弱，记不得多少次由爸爸背到那里，醒在退烧之后，于是爸妈极温柔的声调里总是饱含苏打水气味。人到故乡，无非拉进了跟童年的距离才伤感，而任何人的童年主角都是父母。爸爸在九九年夏来信中接着写道：

“你两岁进幼儿园时，当时还是供给制，我们的钱很少，你妈妈却在杭州打听到一个手工极好的裁缝，花大笔的钱，一口气给你做了二十多件花花绿绿的小衣服，买了一双新皮鞋，送你上幼儿园。走时，在众安桥报社门前，你又笑又跳，你妈妈也又笑又跳。一片灿烂。但是，这种灿烂只显示在对你的爱上，并且很快就消失了。１９５２年，你的外公被镇压，你妈妈立即沉沦、沉默，坠入苦海，从此长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药，脾气也怪僻、暴躁了。”

妈妈是那种人，不笑则罢，一笑就是灿笑。她送我进的那个幼儿园，在南山路的西湖之畔，记忆里我和小朋友们晨夕两头都和湖上的朝雾晚霞相遇，仿佛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雾化到了心里，叫你年年月月梦醒若失。成年后读到徐志摩，才知道原来我从小看惯了的西湖，跟他们那样“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在地理位置上恰成犄角之势。我也乐意跟他一样，情愿“在三个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个永远不上岸的小鬼”。人们只记得徐志摩的康桥（“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其实徐志摩的西湖更绝，是中文里后继无人的。唯有读他的《西湖记》我才找得回一丝感觉，诸如“瞑色里的山形，黑鳞云里隐现的初星，西天边火饰似的红霞”，宛如我的一幅幅童年幻灯。

后来爸爸写信告诉我，当年他们住的不是新竹女中，而是新竹商专，但是那间小屋也许早就拆除了。无论怎样，我只能找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这心情对谁去说﹖妈妈如果活着等我回去告诉她﹐我去新竹找了她住过的那间小屋﹐她一定会难得灿笑﹐然后说﹕我不信﹐你会这么孝顺﹗我的“西湖童年”，或许也是随着妈妈的“灿笑”，一道跌入记忆库里不易提取的角落，似乎只跟杭州才藕断丝连，比如这一晚蒙蒙细雨的竹竿巷。

（一九九一年五月，即我逃离中国两年后，妈妈猝死。从此，爸爸开始跟我通信，一直写到他自己病故，信中首尾贯穿的一个话题，是妈妈。）

你信上有一句话：“如今，对这个世界上最怀念的人，就是妈妈”。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最怀念你的人，不是我，不是别人，恰恰是你妈妈（当然，傅莉除外）。你于八九年出走后，家里最痛苦、最提心吊胆的，就是你妈妈。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她经常坐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偷偷哭泣。我问她哭什么，她说耽心晓康，我说哭有什么用，她说她止不住。她陆陆续续哭了一年，人更加消瘦……后来她又天天跑到小学门口等苏单放学。有一次，竟然在小学校内拉着苏单的手大哭起来，引起周围人的惊讶。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看着苏单就想起晓康，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想念你，怕你受苦，这种感情又不能对任何人说，所以只剩下哭这一条路了。（父信，99.7.28）

（1991年）5月18日早上她还去北海蹓跶。下午五时，她下楼去奶站取奶，下楼前坐在客厅读《沈从文选集》，并吃花生（事后判断）；取奶时与两位邻居的老伴同行（每天如此），走到一半路，她突然说颈椎处剧烈疼痛，并说从来没有这样痛过，当即坐在路边的矮栅栏上。此时约为五时二十分，上述两句话也是她最后说的话。一个邻居赶快回去叫人来，他们问她，是不是背她回家，她摇头；问她是否去医院，她点头了。送到附近医院急症室还不到六时，抢救开始她还有知觉，很快人就昏迷了。她有知觉的时侯并没有看到一个亲人。六时以前家人一个都没赶到医院。八时十分或十五分，医生宣布她死亡。事后听人说，你妈妈死的这样快，是由于她脑内出血创口很大，出血量很多，并迅速侵入脑干，心脏功能随之失效。她的死，表面上看很突然，实际上长期失眠、高血压，使脑血管早已硬化、脆弱，如一束薄纸，随时可能破裂。这是因为她年轻时因你外公被枪毙，精神上受压抑、政治上受歧视，长期失眠，从二十多岁就吃安眠药，还有高血压。你的事，对她也有一定影响，你出事后，光明日报有个别副总编辑，指责她养出了一个反革命儿子；又说她父亲是反革命，儿子也是反革命。这些话对她刺激很大，又重新失眠、头疼。（父信，91.6.13）

你妈妈死前对死亡似乎有预感。她在日记中多次写到自己死亡的问题，期望死时速战速决，不给家人带来麻烦。她准备好了几百片安眠药，准备如不能速决时备用，并且说，就怕那时连拿安眠药的力气也没有了，而别人又不会替她拿。她至少写了三份遗嘱，要求不用贵重药、不开追悼会之类。她似乎知道，死会很快来到，考虑的重点是不给别人增加负担。（父信，99.8.20）

你妈妈一辈子心情忧郁（岂知忧郁，应为悲苦），种因于解放初期，是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直接后果，不止她一人，受此害者极多。1952年她的父亲庞光烈（映华）被当地（四川达县）政府所镇压，原因是他在二十年代曾经担任过达县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当时四川有一条政策规定，凡是当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人，皆杀。所以，他在劫难逃，而实际上，二十年代是国共合作时期。（外公庞光烈，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回家乡办学一生，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因他清廉，而请他出来做了一任县党部书记；四九年共产党来了，也视他为“社会贤达”，请出来当县人大代表，却不久就杀了他。文革后庞家寄来族谱，所谓“名人”中亦列入了妈妈与姨妈。我姨妈、舅舅和表妹，九三年去过一次达县，找到外公的坟，并刻了一块墓碑。）他死后，你母亲对党和政府并未表示丝毫不满，但组织上定她为“世仇分子”，在任用、升级、工资待遇等方面一概歧视（对所有“世仇分子”都如此）。你妈妈是一个极好胜上进的人，遭此沉重打击，一下子就垮了。她原是一个健康活泼的人，从五二年开始就变得沉默了，并且开始每天服用安眠药，否则不能入睡，身体一下子瘦下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你出生后她身体还好，五二年下半年她日子最难过时又怀孕了，我劝她不要生了，去流产。她说，我今后靠谁？谁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生的儿子。万一大儿子死了，我怎么办呢？我必须再生一个。所以，她又在身体极坏的情况下生了晓离。（我弟弟苏晓离小我四岁，结婚后拒绝生养至今，我想是因为妈妈对他讲了这个故事。）还好，我当年的境遇比较顺，所以，你妈妈还能在我腾出的空隙里喘一口气，艰难地活下来了。（父信，02.7.22）

文革中我被人诬陷为军统特务，军代表要她揭发我，她坚决拒绝，未说过一句迷心话。我被关起来以后，托人带话要她送香烟，当时好烟很难买到，她跑遍全北京城收罗高级香烟，每周给我送来一条。她把她对我的感情记在一本小册子上，很感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互相依赖的感情逐渐浓厚，几乎没有什么芥蒂了。她的坏脾气不怪她，是压抑把她变得有点怪僻、暴躁了。

在另一端，你们母亲最大的特点是正直，她在光明日报，以敢于直言闻名，往往一针见血地揭穿某些人的虚伪，因此，有人说她：“一句话就把人逼到墙脚，无处转身”，但事后还是佩服她。有一件小事。报社食堂里每天好菜有限，先到者先抢光，编辑部的人总是提早去食堂排队买饭，可是报社有一批年青工人横蛮（略显“文革”遗风），每天买饭时强行插队，抢走好菜。编辑部的人无可奈何。你妈妈很久看在眼里，也不吭声，忽然有一天，她站到前面去大呼：“谁敢插队，我今天就和他拼了！”小青年被她的气势镇住了，纷纷后撤。以后一看见她就说：“那个瘦老太太又来了，赶快躲开！”她死后，开追悼会时，有大批素不相识的光明日报青年工人来追念她。你们其实有一个好母亲，你们并未真正认识。（父信，99.7.28）

（外公的命运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惨烈注脚。他的阴影覆盖着他所有的后裔。“世仇分子”的罩门，高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都不能入党、参军。父亲使用的“扩大化”一词，是中共术语，亦即“阶级斗争”并未全错。父亲的描述仍无法摆脱“革命话语”的魔障。妈妈只活了六十七岁。她作为一个四十年的专职医疗卫生编辑，甚至留下遗言，死后遗体交医院作解剖。但是爸爸来信说：“我们全家一致决定，她的遗体不送医院解剖，骨灰盒不存放八宝山，就放在家中客厅的书柜上，待我死后一并撒入江河。”最后这句话，对日后至关重要。）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我站在金门大桥上，朝方东痛哭不止。从那时起，我一有机会劝人，第一条就是，若父母尚健在，尽孝要趁早，千万莫如我，日日被悔恨折磨，后半辈子都不得安生。我甚至连一碗豆浆、一个蛋糕、一件衣裳，都没来得及给妈妈买过。

妈妈栽倒北京街头的那个地方，多少次地进入我的梦境。我太熟悉那个市井了。北京西单往南一点的西四，路东那一片叫西皇城根。那地界最知名者有二：毛家湾，林彪旧居；北京男四中，数一数二的名校。林彪旧居后被中央文献办公室占据，八十年代初，院内东头临街处盖了一栋宿舍，爸爸也分配到一个单元，携妈妈、姐姐住进那里。我们后来也把儿子送去。苏单就跟奶奶住一个屋，每天听着“做人道理”入睡。妈妈退休后，天天下午取奶，下楼走到西皇城根北街，朝南走去取奶，朝北走去苏单的小学。若不是“六四”，常常走在这条清静街路上的，应该是奶奶和孙子二人。

后来爸爸在京郊长辛店太子峪陵园，买了一方墓冢，葬下妈妈的骨灰。我在海外飘荡，从此心里生出一个牵挂来，被那万里之遥的什么揪着，很久我才悟到，那是妈妈的墓冢，是一个要我去还愿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直到两千年岁尾，我催促儿子踏上返乡的路，我要他给奶奶去上坟，叮嘱他我把当年站在金门大桥手臂上戴的黑纱，亲手摆在奶奶的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霁，爷爷便领着孙子去陵园祭扫，交通依旧艰难。儿子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给他奶奶磕了头，还拍了照片带回来给我看。儿子替我去完成了我无力履行的一桩仪式，我是永远感谢他的。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