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風 Matters 20250513  转自 新世纪

 

虽然拒发签证通常只针对中共认为特别敏感的议题,但中共官员也会在小议题上对外国媒体施压。 《金融时报》就因为称习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国外交部关切。中国媒体过去也会用这个词,但这个词有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几家媒体也都曾被迫改变用语。

 

外国媒体的自我审查

中共以棍子和胡萝卜来控制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由于西方媒体越来越仰赖中国市场,记者都不想采访管道受阻。中共的筹码因此也越来越多。

一些西方媒体设立中文网,想绕过对中国报导的诸多限制。虽然初期有困难,但有些媒体仍然持续打造它在中国网路圈的品牌。另一些媒体开发中国市场的方法是对大陆用户提供订阅制的产品及服务(例如「彭博机」是专门提供财经资讯的电脑终端机)。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可能是对这些媒体编辑独立性的最大威胁,因为北京可以封锁它们在中国的网路内容,取消注册用户。

美国笔会发现,有些媒体把可能触怒中国政府的报导从中文网页拿掉。据网路杂志《石板》的报导,彭博新闻利用一组编码,来防止敏感新闻出现在大陆读者使用的系统上面。

彭博新闻在2013年更是公然自我审查,刻意淡化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导。然后又拒绝刊登另一篇报导,因为高层主管怕会伤害公司的重大商业利益,尤其是彭博机的销售。傅才德最后决定把报导和报导的背后内幕交给《纽约时报》去刊登,这件事才公开变成丑闻。

中共经常安排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以及中国境外的外国记者做参访旅游。参访行程都经过精心设计,协办单位通常是奉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协),活动也都由统战团体安排。董建华的中美交流基金会(前文有讨论)就为美国记者办过多次参访。其中一次是在2018年10月,成员来自《费城询问报》、《芝加哥论坛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沃克斯新闻和《富比士》。他们参访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好让他们在贸易战的时候「更加了解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

记者往往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可能被上述做法影响,但这些精心安排的参访通常很有效果。 2016年,一群澳洲最资深的记者到中国参加这种行程,回国就报导说新中国的人民「看起来更高大、更有活力、更健康、说话更大声、更幸福」,没有一丝「欧威尔《1984》」笔下的味道。其中一位还呼吁澳洲政府不要激怒北京。他们一离开中国,中国记协就透过新华社发表文章,标题是〈访华印象:澳大利亚记者为啥感慨『超乎想像』〉,说这些记者「向澳社会讲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为澳带来的历史机遇,客观传递了『中国声音』。」这次参访的发起人是澳洲前外长鲍勃.卡尔,他在一名中国富豪设立于一所大学的智库担任负责人后,就积极支持中国。 (这名富豪因为有中共背景,现在已被取消澳洲签证。)

准驳签证对中共是有力的控制工具。当外国记者申请签证时,中国官员通常会告诉他们说,要看到更多正面或「平衡」的报导。被施压的不只是记者。瑞典的中国专家王瑞来曾说到,一名瑞典公关业者申请签证时被叫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面谈。中国官员问他能否运用他在瑞典媒体界的影响力改善中国的形象。

记者到了中国以后,也常被威胁以后不发给签证。半岛电视台的陈嘉韵、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BuzzFeed的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澳洲广播公司的特派记者马修.卡尼、《华尔街日报》的王春翰等,都被中国政府拒绝发给签证,等于是被驱逐出境。法新社驻中国记者贝书颖因为无法拿到签证而无法上任。法国《世界报》报导中国对非洲联盟搞间谍活动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官员就气愤地告诉《世界报》,他们的记者不用再来申请签证了。这种手段也扩延到香港。 「香港外国记者会」请港独人士陈浩天来演讲后,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记者马凯(Victor Mallet)就被拒发签证。只要拒发几次签证,全中国的外国记者就都听懂了 ── 不要越过红线。

虽然拒发签证通常只针对中共认为特别敏感的议题,但中共官员也会在小议题上对外国媒体施压。 《金融时报》就因为称习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国外交部关切。中国媒体过去也会用这个词,但这个词有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几家媒体也都曾被迫改变用语。

2019年,中国外交部致函给超过三十家外国媒体,包括BBC、NBC、彭博新闻和朝日新闻,要求他们对香港示威抗议要做「中立、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报导。意思就是要按照中共的说法报导,这是中国官员和外国媒体代表会面时经常提出的要求。

2017年,《南德意志报》的资深中国记者凯.史崔马特申请续发签证,他原本预期会听到的威胁之词是像平常一样,要求他对中国更加正面报导,不然签证会被延迟或取消。但官员却没有那样讲,而是对他说:「我必须警告你,情况会很危险。」官员说「中国老百姓」有时情绪会很激动,甚至很「暴力」,还暗示说,如果人民对他的报导采取暴力手段,中国政府也没办法保护他。史崔马特在2018年9月离开中国。彭博新闻的傅才德和《纽约时报》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等人,都因为写了中共不喜欢的报导而收到匿名的或透过第三方转达的死亡威胁。

和中国记者相比,外国记者受到的压力微不足道。很多中国记者因为独立报导而被解雇、被捕、被迫认罪或什至消失。在习近平统治下,情况越来越严重。无国界记者组织2019年所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一百八十个国家中排第一百七十七名。这份报告说,有超过六十名部落客和记者「目前被拘禁在有生命威胁的环境中」。中共现在正在推行的「媒体世界新秩序」,是要让世界认同这种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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