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五一六」,对这个日子的记忆,也许只存活在「文革」一代——中国人已经「分裂」成世代,历史也是断裂的,于是我们不仅要追问「文革受难者」,也要追问「六四受难者」,还有其他「受难者」吗?更大的问题是,九〇后、〇〇后们还会追问吗?记忆极为脆弱,遗忘势不可免,时间站在暴力和施暴者一边,对受难者残酷无情,所以「历史无情」这个词不是中性的,它偏袒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吗?这篇旧文,上次贴在2023年,也有一则按语:读者捐款资助王友琴的「文革」见证和研究,可以视为中国文明的一小步提升,在我看来,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截止五月十六日113个读者已经捐了$12285;至今有人资助「六四」屠杀的研究吗?尽管这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强国、富豪无数、软红十丈、烈火烹油;当然也有人出来说什么「沽名钓誉」之类闲话,假若今天由受害者之痛,转为加害者及其帮闲之疼,那又是一个进步。 2004年我给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时提到: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1966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
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文革未被这个体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遗忘了,中共通过沉默而遗忘文革,很吊诡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讳的,这说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红卫兵,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乃是一个大忌,所以中国人彻底遗忘毛泽东,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则是,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们,视八九学运为一次「红卫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机枪镇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从思潮、理论上清算过文革,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个党,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种,还不要说习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
由此来看,文革话题恐怕要成一个「永恒话题」了,除非共产党下台。不过,即使文革话题过去了,「六四」话题紧跟在后面,也是躲不过去的;再后面跟的,恐怕就是「改革」话题,那是邓小平为了挽救「文革」灾难而发动的,造成的是不是另一场灾难?那就不必我罗嗦了,贴一篇关于文革的旧文。 】

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对“文革”其实并没有研究,会议邀请我来谈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赞成像王友琴与丁抒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王友琴默默无闻,完全靠自己的钱来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十年多的钻研,我很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请,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从何说起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向美国出版界即书商介绍中国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这些地区的小说、散文等的那么一个人。他的电子邮件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把他翻译成中文。他说:
『我并不认为非常优秀的散文,比如像杨绛的《干校六记》,现在可以介绍给非中文的读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 』
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这就是他跟我说的问题。其实,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了。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理论研究,但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学界没有。美国的学界有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学有所长的学者,但他们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们的杰姆逊先生。他对中国的“文革”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没有人谈论他。(今天可以从网上搜索到:他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的后现代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叙述。)
后来王友琴推荐给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题为《杰姆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章发表在一九九九年的《万象》杂志上。介绍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人做为集体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竟然受欢迎,所以你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论调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市场。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革”,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问题,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为什么合理呢?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洋人的论调,对中国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文革”并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
“文革”主要还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他的看法与杰姆逊解读“文革”是“人性的普遍解放”,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作为这样的一种看法,“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对红卫兵的记忆很有趣,例如今天国内对习近平搞清零、隔离所使用的人员,因为穿白大褂,而被人们痛恨地称为「白卫兵」,无疑是来自红卫兵的恐怖记忆。)
刚才那个女孩子的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或就按照杰姆逊的逻辑建立起来,这就成了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成立的。
“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的“造反精神”,真的流传下来了吗?在中国还有吗?过去我认为是有的,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人,总是被其它地方来的华人视为具有“斗争性格”,这是因为“文革”造成的,都是“造反派”嘛。其实这几年我发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还存在,共产党在“八九”年杀了人以后,直到今天,没有遭到中国的任何人的强烈反抗,整个中国十几亿人还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并没有什么“造反派”出来造这个反,红卫兵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精神不存在了。
(本文作者在2001年夏「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附:
满街都是刽子手
【按:今天是「五一六」,毛泽东「运筹帷幄」挑起一场文革,于今五十五年,可是再接着说这枭雄,还有意思吗?文革「亿万群众」半个多世纪还没睡醒,「历史共业」这个概念还很陌生,虽然各种宗教都很发达;中共禁锢民智,尘封文革,无异于另一次「闭关锁国」。正义不张,转型无望,社会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乱世将须臾再现。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旧文。 】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牺牲受害者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 』
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此一前一后,大相庭径。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党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覆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而所谓「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 「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见陈小鲁一人?多数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
『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2021/5/16苏晓康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