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5年05月21日 来源：上报

中央推行「过紧日子」政策，在象征层面上是一种纪律与自我约束的再确认，但若不能伴随深层次的制度调整与市场信心重建，其作用将极其有限。 （美联社）

中共中央修订了2013年10月制定的「发布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并在昨天公布『强调全国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以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这是该条例自2013年颁布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内容涵盖11章63条，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一举措不仅反映了中共中央在经济困局中的政策思路，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财政状况与治理模式的广泛关注。

首先，从条例本身的内容与语气来看，其强调「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本身就透露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已到了必须进行行政性开支压缩的地步。 「过紧日子」本是对个体家庭或困难地区的形容词，如今却被用在全国党政机构层面，可见其财政收支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过去十年间，中共政权曾透过一系列所谓的「八项规定」和「反腐行动」来打击官场腐败和铺张风气，但实际执行情况仍然存在落差，部分地区与部门奢侈浪费现象屡禁不止。从近年的具体案例来看，即使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有大量地方政府投入巨资进行豪华办公、景观工程和无效建设。

例如，2023年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在「水系治理」项目中，将1193万元用于县政府办公大楼的仿古屋顶与外立面装修，并花费1305万元建设银色莲花雕塑、模拟椰子树等景观设施，这些支出与民生无关，实为另类「政绩工程」。

再如四川成都市金牛区，自2021年以来投入逾12亿元建设对外交流中心，装修使用进口石材、羊毛地毯与高价玻璃幕墙，绿化工程近700万元，资讯系统花费超过1.2亿元，甚至会议中心单平方米造价高达5489元。这些例子清楚表明，部分党政机关仍然习惯以』形象工程」的方式处理政务，而非节俭高效。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问：这一轮「过紧日子」是否象征着中国经济正逼近崩盘？虽然当前尚难以断言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但若从一系列指标观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飙升、房地产市场失速、消费信心低迷、青年失业居高不下等，可以看出中国正处于一场结构性衰退的前夜。所谓的「节俭令」与其说是政策调整，不如说是资源枯竭的表征。

至于这样的政策是否真能解决当前的经济难题，答案是否定的。严格公务开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释出部分财政资源，亦有助于遏制官场浪费、强化纪律，但对整体宏观经济影响十分有限。中国当前面对的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创新能力停滞等深层问题，而不是单靠节省公款宴请、削减办公楼装修就能化解。

有趣的是，这波政策出台后，网上流传一则半开玩笑的建议：干脆取消八千万体制内员工的食堂，让他们每天外出用餐，这样既能节省开支，也可拉动内需。这种说法虽带有讽刺意味，却也反映出公众对中国经济乏力的无奈与对改革迟缓的不满。理论上，体制内员工的外出消费确实能为小微餐饮带来一点活力，但这并非刺激内需的根本办法，因为问题出在居民整体收入下降与未来预期悲观。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节俭令」背后，是否意味着当局已无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工具？从过去数年来的政策走向可见，中共已多次尝试透过降准、放贷、补贴与基建刺激来拯救经济，但成效不彰。如今不得不回到』反腐」与「节俭」这类政治动员式的老方法，很可能说明高层决策已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

这不仅是一场财政技术调整，更是一种治理模式的再确认。当局宁愿透过严控纪律与作风来塑造节俭形象，也不愿面对更具挑战性的结构性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紧日子」不仅是预算上的选择，更是制度上回避改革的姿态。

总结来说，中央推行的「过紧日子」政策，在象征层面上是一种纪律与自我约束的再确认，在技术层面上是一种对财政紧缩的短期应对，但若不能伴随深层次的制度调整与市场信心重建，其作用将极其有限。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转折点，未来走向如何，不取决于办公楼是否节约，而取决于政府是否敢于真正面对问题，并做出实质性的改革选择。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