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印刻陈健瑜，从电报上转给我台湾大纪元时报摘登《雨烟雪盐》中之『七胡子的故事』，而昨日我恰与伦敦几位朋友议论「革命」话题，小说家马建也特别提到广西博白事件（8个镇的村民爆发反计划生育的骚乱，镇政府大楼被群众捣毁，焚烧，有计生人员被打死、打伤），陈通先生说，“本研讨会的「中国革命」思想来自苏晓康先生”，其实「革命」话语，是几年来我被当代几位重要人物的言行所激发而成，其中包括：
1、史学大师余英时一反他自己多年以来批判「激进主义」转而肯定「辛亥革命」、直言「满清末年」不肯变革而激发辛亥革命，直指当下中共；
2、「八九」学运空前温和却遭血腥镇压、中共「韬光养晦」谋略又空前成功击败西方并「大国崛起」，谋略与算计皆不合逻辑；
3、刘晓波因倡言「非暴力抗争」而获诺贝尔和平奖，与当下中国民间改革无出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无希望、国际绥靖主义触礁、中共铸成「数码列宁主义」等极不相称，等等，
这几个「迷思」，才是我们面对「中国无解」前途应该讨论的，而「迷思」又直接勾连到「王炳章与辛亥革命」，纽约王军涛的民主党正大声疾呼营救王炳章，却声音微弱，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的革命前景，则是一个更加紧迫、爆炸性，甚而尴尬的大问题，自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一直被「保守主义」思潮所垄断，思想界弥漫所谓「告别革命」的绥靖思潮，然而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余英时教授晚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的意义，乃是在中文话语中被彻底忽略的一个重大现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余温不绝的「余英时热」中，也绝少有人提及他这一晚年痛苦和大声疾呼，这不是愈加充满了悲凉吗？王炳章的命运，恰好跟这个「辛亥迷思」紧密相连！昨天讨论结束时我说，王炳章服无期徒刑，在狱中读《圣经》，实乃升华悲剧之举，祝愿他渡却劫波，活出牢狱！ 】
中共忌讳纪念「辛亥革命」，怕诱发大陆民众的「革命想像」。后来习近平为了统战台湾，高调想做「辛亥传人」，真乃痴心妄想。我却想起十年前余英时先生的「辛亥谈」，写过这个细节在印刻杂志《忽到庞公栖隐处》中：
『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 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
史学大师余英时生前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是对九十年代曾经有过的一次保守主义回潮的反拨。中国人当然可以将革命、改革、体制内外、换人换制那些问题继续争论下去，但是革命一天不来，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
说到辛亥，必然要提孙中山，当下中国有没有一个孙中山？
被称为「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个学习、践行孙中山最彻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1982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孙中山在香港学医、也在檀香山鼓动革命、成立兴中会。但是王炳章「回国发动革命」，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狱。
因为今天需要一个「孙中山」，王军涛也模仿他，将自己锁在一个大铁笼里，摆在纽约时代广场二十八天，实乃他走向体制外的宣示，悲剧意味也愈加浓郁。
虽然王军涛必须在海外「组党」、「举牌抗议」，把他诠释为「最接地气」的步骤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说，凡是做真事实事的人都不肯出来流亡，民间并无所谓「英雄」（陈胜吴广），现代政治也不玩这一套，就是体制内的「藏龙卧虎」还不现身，看不见他们。他常常引用晚唐章碣的一句诗来形容中国未明局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七胡子的故事（上）
文／苏晓康
来源：台湾大纪元
王军涛。 （记者林乐予／摄影）
编按：七胡子指六四声援学生的知识分子，包括严家祺、陈一咨、包遵信、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苏晓康在社群媒体X发文表示，「劫后余生，永不放弃」这八个字，是七胡子的整体形象，无论「里面外面」……他们一生都没有辱没那「胡子」。
陈一咨最早在巴黎，跟万润南争夺民阵的领导权，当年我被「黄雀行动」救到香港之际，民阵已在巴黎筹备，万润南要求朱耀明牧师「马上把苏晓康送过来，我们还等他起草《民阵宣言》呢。」
我飞抵巴黎，遇到的头一幕，是在一个房间里，只有陈、万二人与我。陈一咨说：「当着苏晓康的面，我郑重告诉你，未来民阵是我的！」
「好啊，那咱们就等着瞧……」万润南冷笑答道。
陈一咨斗不过万润南，他离开巴黎去了普林斯顿，组建并经营「他自己」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几十年直至去世，其间颇有故事，我也略知一二，但是脉络模糊，因为陈一咨揽到身边的人，背景皆含混不清。
在普镇有一天我去看电影，散场出来天已黑了，在停车场撞见陈一咨挽着一个女人，他马上向她介绍：「这是苏晓康」，却含混对我介绍：「她是从某个大学来给我帮忙的。」
那个时候，「中国学社」已经星散，流亡者纷纷离开了普镇，留下来的人，跟我还有来往的，只有陈一咨，他却在西温莎镇学区最好的地段，买了一栋独门住宅，跟那个女人过上日子了。我听到的传闻是，这是一个学法律的留学生，仰慕名气，也喜欢出名，为此而来投奔陈当秘书，又不懂陈一咨搞的这套政策研究……
间或，此女也因为电脑网路生疏而来咨询我，几年后我收到一份婚礼请柬，称陈一咨要跟此女结婚，陈淑平还来问我这事真假，因为她和余英时也收到请柬，然而这事并无下文。又几年后陈一咨突然来电话，伤感告知：「她走了，我只有卖了房去纽约……」
然后，他忽然从纽约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大学校长，我就跟他说，派个女学生来照顾我呗。」果然就有个女生来了，但是有条件，要读哈佛研究生，这当然难不住陈一咨，他于是一把年纪了又在哈佛剑桥当陪读，然后又跟这女生求职到了洛杉矶，所以陈一咨流亡美国，前半截是他聘用女秘书，后半截是他跟随女秘书，直到从洛杉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陈一咨（右图）。 （公共领域）
陈一咨。 （公共领域）
其实陈一咨是「七胡子」中走的第二人，走得最早的是包遵信，他也没有出国。大屠杀后「七胡子」中四人逃出，三人被捕坐牢，其中包遵信出狱后「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贫病交加，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在北京病逝，他六四后两次中风，这是第三次，脑干大面积出血，终于走了，他是「七胡子」中第一个走的，享年七十，可据郭罗基说，包在北大还是他的学生。
老包十几年境遇凄凉，但他却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因为那套《走向未来》丛书，他乃丛书主编；继之而起的八九学潮又把他拽进来，这一次却是我那帮《河殇》的合作者，远志明、王鲁湘、谢选骏等（我已被夏骏藏起来赶《五四》剧本），找到包遵信这位「文化明星」，搞签名、发表公开信，还推举他出任「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召集人」。
记得有一次我也被拽到东郊一个叫红庙的什么场所，见老包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一口安徽话也讲不利索了，到头来上了「七黑手」名单……潮水退尽之后，就不会有人再找他了，据说他上通缉名单的罪名，正是那个「召集人」头衔。
我查日记，五月十二日果然记载「红庙会议」和《五一六宣言》两事：
晚上六时参加会议，讨论宣言，与会者情绪激动，听不进我的话，只好随大流。深夜与郑义、赵瑜去严家修改文本。
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全忘了。所幸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对此很多具体的纪录，这里摘出「红庙会议」一幕：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
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四十多人。
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五一六声明》初稿）。
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五月十五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苏晓康。 （公共领域）
严家祺。 （记者林乐予／摄影）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祺意见，严家祺定名为《五一六声明》。
仅仅这个事件里头，已经出现三个「长胡子」：包遵信、严家祺、苏晓康，但若细读文字，你会发现郑义、赵瑜之晋军的影子，而郑义宣读的，恰是前文我写到他跟傅莉发生「历史关头」口角之后的那个《五一六声明》。
那晚可能是我在国内见包遵信的唯一一面，我当然熟知他的大名，但是他被列入「七黑手」名单，是何肇因？坊间传闻，他虽名列《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却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借了他在中华书局的编辑身分，这是「文化热」当年的普遍做法，民间需要找「婆家」，由此而令他在八九风暴骤起被推上风口浪尖？后来据严家祺说，包遵信被通缉的原因，乃是和他一道出任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副召集人所致，而这个头衔，正是「红庙会议」产生的……
王军涛从监狱中被中共送来美国，以流亡换取坐牢，陈子明则始终不肯出国。 「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王丹搞了一场「幸存者」重聚活动，那次在国会前倒影池旁有一个祭奠仪式，我代表「七胡子」发言，我说二十五年过去，七人中两位已经离世（包遵信、陈一咨）、两位身患绝症（陈子明、万润南）……
会后王丹又去波士顿探视陈子明。我才知道陈子明因癌症来美治疗，跟已经去世的王若水一样，到了波士顿。一日晚在宾馆里听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交谈，说陈子明化疗已停，打算回家了，欠下三万医疗费尚无着落，我说我去请李晓蓉设法。
下午从D.C.返回德拉瓦途中，我的手机响了，是王之虹从波士顿打来，她说子明化疗做不下去了，腹水严重，准备回国找中医，已订了回程机票，她不知道李晓蓉是谁，只委托我表示感谢。回家后我即联络晓蓉，她跟国务院先谈，对方不积极；她再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这边一口允诺，事情落实了。
小平头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子明。但是在中国的异议光谱中，他跟前面说的那位陈一咨，恰好成犄角之势：一个是从民间进入体制并试图影响决策层，另一个则是坚守民间、以社会压力影响高层。一九八八年底我被告知，公安部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报告，说导致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有七种人：
1. 台湾特务，
2. 「四人帮」余孽，
3. 社会犯罪分子，
4. 以方励之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
5.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分子，
6. 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代表的有危险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
7. 以苏晓康及「《河殇》派」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 （下周二待续）
——摘编自《雨烟雪盐》，（印刻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