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五月中，香港立法会紧急为基本法二十三条订立附属法例，其中包括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处理的执行细节；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时，特区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必须提供必要协助，否则可能违法；禁止未经授权披露公署的调查工作；确立国安委秘书处对公署履行「监餐指导」角色；在特定情况下，公署可报请中央批准，对国安案件行使管辖权。此外，附例还颁布将香港六处场所列为「禁地」。

立法会罕见地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通过附例，也即是不须审议强行通过，那还要立法会来干什么？立法会与中国人大一样，只是一个举手机器而已。

为什么这么紧急？据说与美中关税战有关，担心关税战息争后，修例成为国际新闻。其实，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什么「特别」之处，此事早已路人皆知，美中打关税战，香港已拨归中国，香港的人权与新闻自由早已跌到世界排名的末尾。说一句不好听的，国安委要做什么，尽管做就是了，订一批遮人耳目的附例，只是自欺不能欺人。

在美中对抗白热化的今日，凡事皆以类战时状态视之，这本不奇怪。这些附例的通过，有几层用意，一是恫吓香港人不得乱说乱动，二是赋予政府有更大处理紧急事务的权力，三是预防因受普通法掣肘而延误处理案件的时机。总之，中共现在神经绷得太紧，凡事都往最坏处想，宁肯想多了，不可想得不够周全，让外敌有可乘之机。

国安案件可以移交中国大陆处理，此事便是当日林郑搞的「送中条例」的死灰复燃。当日因香港人的反抗，林郑不得不宣布送中条例「寿终正寝」，但中共要做的事被迫收回，这可不是中共的习惯，因此借二十三条附例修法让送中条例还魂，这是这一次修例的要害。

香港案件在香港审，始终在普通法凌驾之下，有种种不便，一是案情要公开，二是对嫌犯要依法有人道，三是审讯过程要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四是绝对不可用刑。这些绑手绑脚的办案准则，令中共办起案件很不舒畅，只有移交大陆公安部门审理，才可以为所欲为。

香港人当日奋不顾身反抗送中条例，原因便是一旦送中即性命难保，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审，怎么关，怎么受刑，怎么屈打成招，最终又怎么判，总之移送大陆即无死所。此次修例，这一条对香港人的恫吓作用最致命，功效也最显著。有这一条，中共即完全自由，特区政府即握先斩后奏的利剑，香港人只能引颈就戮。

其余几条附例，目的全在于令国安公署凌驾特区政府与全香港公私机构。毫无例外地，国安公署可以任意使用他认为需要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香港人无缘置喙，更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即属于违法，又得依法服刑，甚至送中。

本来，国安公署的权限，只限于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案件，但因为特区政府各部门和公务员必须绝对服从，提供必要协助，又禁止未经授权披露公署调查工作，因此，公署将何等案件列为涉及国安的案件，有何依据，如何侦办，有何结果，外人都无从得知。有些案件未必属于国安范围，但只要国安公署认为是，那就是了，那就依国安法办理，必要时也可以「送中」。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附例通过后，香港公众对国安公署办什么案，如何办，办的结果如何，完全无权过问，涉案者只能听天由命，未涉案的都要提心吊胆。

这便是中共修例希望达到的目的，中共很清楚，香港虽然「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但香港人心底根本不服，在强权之下，香港人选择闭嘴，忍气吞声，但香港人对社会环境的改变还是冷暖在心。当此美中对抗升级，国际与国内局势随时发生巨变的关口，香港的「安全」，只有建基于香港人的屈服，要让香港人屈服，便要让他们害怕，要让他们害怕，便要在他们头顶悬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利剑。

有人将这次修例与李嘉诚卖港口的生意联系起来看，好像附例就准备用来对付李嘉诚，这是将中共立法的原意狭隘化了。中共要对付李嘉诚，大把法例之外的手段，当然，有附例在手，对李嘉诚家族的恐吓，作用也更大就是。

香港已不是什么特区，中共还可以再立更多宰割香港人的法，以瓦解香港人的反抗精神，但最终，会改变中共的不是香港，而是大陆。在国内外恶劣局势压迫之下，中共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执政危机，唯有大陆人民解放了，香港人才会得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为二十三条附例紧急修例，也正是局势危重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