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无独有偶，有两个「春天」发生在两处文明古国，因「欧洲中心主义」之故，这东西两处，即不接壤，也不相干，然而「两春」的结局，皆颇为悲凉，没有积极的建制成果，恐怕跟这两个文明原是失败文明有关，「文明冲突」原来不是在文明之间，而是在文明内部，东亚那个「春」徒有经济起飞，以及「大国崛起」，而今不过是「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

人口的膨胀和年轻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业率高达52%，一个26岁的水果贩无照被罚而自焚，点燃抗争烈炎。这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事后被贴上“民主”的标签，背后推手是什叶派教长尼姆，2016年被沙特阿拉伯处死。自2011年底北非动荡，有四个国家的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并长期无法恢复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国出兵推翻）、利比亚的权力真空，和后续陷入内战的叙利亚，最终酿出恐怖国家“伊斯兰国”的灾难，和殃及西欧的难民潮，局部解构了二战后的世界平衡机制。

这段中东沦丧史，发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义就是超越地缘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后，结构脆弱，内部极易引发动乱，伊斯兰世界在本世纪初头个十年里，就出现解体、崩塌，文明（宗教）老旧是比政体落后更本质的内因，逊尼派的现代极权政体，如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皆溃败，显示伊斯兰传统无法支撑世俗政权的现代化，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朗稳定不乱，也有更加怪异的形态，如沙特等王室政权，依赖石油丰厚利润维系稳定，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而内里极陈腐，政治上什至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如对异见记者卡舒吉肢解谋杀，而主谋王储逍遥法外；

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价值系统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可能从外面全盘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长程适应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没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而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调适过程中，又显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个拒绝改变价值观的受挫文明；

一、伊斯兰文明的阵痛

三、史学家余英时别有睿见，认为中东的危机不是源于宗教，源于伊斯兰教的。在进入现代以后，有一个困境，就是伊斯兰民族怎么样来改变它的传统，来适应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和世俗化的政治势力有关。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贵族，他们已经基本上世俗化，进入市场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圈圈了，并没有真正的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只是要权力、金钱，然后把教育问题完全不管，把这些教育问题都给那些回教的、伊期兰教的宗教人员。在他们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对现代化，拒绝一切改变的东西。他们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权和经济体制完全相冲突，或者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它适应现化失败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个低度开发世界中最军事化的区域，显示了一个衰亡文明的阵痛：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人命不值钱到了专门出产“人肉炸弹”的程度，不过尼克松说回教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抵御“比基督教世界更经得起考验”，其实不过是更野蛮而已。

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在中世纪，科学、医学、哲学皆很发达，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培根向欧洲宣布科学方法时，已远在Jabir（化学家）以后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于西班牙摩尔人的启发，而摩尔人的指路明灯又来自回教的东方。但中东这个文明摇篮已经变成坟墓，有五个世纪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间，回教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但几十年的战争颠倒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

二、文明可以滋补制度，却不能相反

杜兰特说，西方在十字军东征时打输了，但在信仰的战争中却获胜。所有的基督战士虽然都被逐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勉强得胜的回教却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沦落到蒙昧而贫穷的黑暗时代。被打败的西方转而成熟，忘记失败而奋力向敌人学习，他们建立高耸入云的大教堂，遨游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语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转变成但丁、乔叟及维农的文采诗词，并兴高采烈走进文艺复兴。

五、伊斯兰信仰的深处有其极端与暴力的根子，浮现于十八世纪的奥托曼（Ottoman）帝国时代，并发展于二十世纪。在今日西方的话语之中，人们对宗教历史的幼稚与无知是惊人的，不仅伊斯兰何曾只是“和平”的，欧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纪的几百年，更何况争夺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失败，大约也是伊斯兰激进与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东亚，文明失败之后也只剩下激进与暴力；

六、法国十八世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其预言很象中国唐朝的《推背图》，语焉不详，却料事如神，被他预言中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希特勒等，甚至对苏俄崩溃和海湾战争也有预言，他说的三个“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个竟然被今人说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

诺氏预言关于现代的冲突，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势力在其强人率领下横扫欧洲基督教世界，亏得他在十八世纪就能预见二百年后西方同海湾国家的冲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对付中东强人，除了石油的实际利益之外，恐怕同诺氏的预言暗示有关；杭亭顿声称的“文明冲突”，首指伊斯兰，恐怕也是诺氏话语的一种翻版，所以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还是“基督教中心主义”，仍然还是“轴心时代”的余绪，“世界”并未终结，科技也无补于事，吵吵了一阵的所谓“后现代”也是一个虚言。

七、我在《鬼推磨》一书中，曾以二〇一〇年「阿拉伯之春」分析伊斯兰文明之衰退，提到两个观点：第一，政治制度落后，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其实依然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第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

三、「六四」锻铸了权贵资本主义

比照中国的「八九六四」，情形更复杂。天安门学潮其实就是一场更早的「阿拉伯之春」，亦属学生抗议（骚乱），但是它启动了所谓「苏东波」浪潮，即共产制度圈内苏俄东欧部分解体，并良性渐进至新的民主政体的建构，提供了「和平转型」的成功范例，迥异于二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那个「春」，可能关键在于文化层面——伊斯兰与基督教、东正教的差异；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镇压告终，在本土恰好启动了权贵专制（市场列宁主义）为特色的另一种新制度的建构，并且出现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皆遭严重破坏，代价极为高昂。

这场官民冲突，也彻底颠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教条。学生请愿静坐绝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全民道德空前纯净，一个民族出现她最神圣的瞬间，却仅仅由于一个人，即邓小平的拒绝，化为乌有；这个政权，连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都拒绝镇压学运，但是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这些极端的不合理，是一个制度的意外昏厥，还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本质？

大屠杀之后，中共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大开国门，向西方献上廉价劳力和生态资源两大「厚礼」，这样卧薪尝胆的韬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学潮发生之初？学运明明没有向中共要政权、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对话而已，用坦克机枪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与深谋远虑、卧薪尝胆的对付西方，在智力、谋算上完全不对称，这也颠覆了常识；

四、东方谋略「韬光养晦」之成败

凭简单的逻辑可以判断，邓小平欲用发展经济来挽回屠杀导致的合法性缺失，然而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以邓小平的农民观念，只要让中国人吃饱饭，再有点钱，这个政权就不会倒，这么荒谬的「前现代」设计，居然大获成功——中国经济起飞、民间岁月静好、中共手里掌握两个百万亿——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还是亿万人民勤劳苦干，已经分不清楚，而所谓富裕，则是贫富崩裂，社会公正消失。

邓小平的「开放」，也诱惑西方打开「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扇大门，而中国从不遵守协议和规定，不仅不给中国「廉价劳力」基本人权，也盗窃西方技术，两厢占便宜，铸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却是一个「数码列宁主义」，比毛泽东中国从苏联抄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大大升级一步。

在邓小平设计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的韬光养晦之下，欧美不是养祸遗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监控、数码集权之下，民众不是连韭菜都不如？
在经济大幅增长了三十年之久，中产阶级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经「红薯换蒸馍」的农民，蜗居在大都市边缘，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乡？
扛着上面六个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样吗？

这都是用「六四」换来的。

2016年的「六四」，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一如往常举行烛光纪念晚会，但是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今年决定不参加晚会，改为自行在校内举办「六四学运论坛」，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非大陆民主建设。

香港学生想跟中共或中国切割，必须找到有效的议题才能让声音变大，六四成了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价值，更不是赞成六四屠杀。所谓香港主体性，在政治诉求上可能是与中共分离或不分离，并不意味一定是「港独」。

两岸三地愈来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模糊，情感渐渐淡薄。

「六四边缘化」现象，发生在二十七年之后，

时间是记忆的杀手。

今天的〇〇后、几〇后，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吗？毛打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最大的走资派」并弄死他，却偏偏留了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活口；

毛泽东是阴谋大师，他留下邓小平对他剖棺鞭尸，否定他的激进「共产主义」，却推行邓自己的「权贵资本主义」，留下的却是价值体系崩溃与空气国土污染两大祸害，断送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到头来，毛泽东这个「枭雄」是不及格的。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