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晨起得余杰告知：「今天得知风云时代出版人陈晓林先生病逝的消息，他在三十多年前出版过您、晓波和方励之的很多书籍。」多年跟晓林兄失去联系，若非余杰，我都不会得知此噩耗，而晓波、老方也都辞世了，我自己也在暮年黄昏中。陈晓林是《河殇》群体的一位挚友，第一个在海外出版《河殇》解说词，其中颇有一些趣闻，三十年我都缄口不言，如今不妨披露一二。

1、《河殇》播出不久，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六月，我曾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过的一个研究生班里的学生柯为民，跑来剧组找我，说他被分配到一个「现代出版社」，当务之急是找书稿，「苏老师，就把你们《河殇》的解说词让我出本书呗」，「好啊，我正发愁谁肯给我们出版解说词呢，拿去吧！」这是《河殇》解说词最早的一个版本，也可能是大陆唯一的版本，更有趣的是，多少年后有人告诉我，这个柯为民，恰是当时尚名不见经传之习近平的妻弟，习是不是有过一个姓柯的前妻？我无从查实，但是《河殇》竟然八杆子打不着的跟这位据说爱读苏联小说的「红二代」挂上钩，也是哭笑不得。

2、不久，三联出版社的董秀玉打电话给我：「台湾有人要出《河殇》解说词，你得写个授权给人家」，那时我只晓得人家给你出书便是看得起你，「好啊，我给你写个授权」，当时还只有传真，陈晓林得到的，便是我的一个传真，而董陈二位港台出版人，显然是「愚弄」了一个无版权概念的傻蛋，但是在《河殇》掀起的滔天大浪中，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又者，从制作《河殇》到八九六四，则是须臾间的神速，待我逃到香港，旋即流亡巴黎，又从巴黎第一次访台，那是八九九零之交，一到台北，许多人最初跟我讲的最频繁一件事便是：「你知道《河殇》在台湾出了多少版吗？七十几版啊，陈晓林给了你们多少版税？」在这般舆论下，晓林好几次跑到酒店敲我的房门，手里攥着一卷美钞要塞给我，我都不肯接，「这样好不好，你去帮帮还留在国内的那几位《河殇》作者」，「你放心，我来办」，《河殇》作者群再也未曾谋面，所以我未知下文。

3、接下来，到九二年傅莉苏单被放出国，晓林说，他们的机票我来办，其细节竟是傅莉最近几年才告诉我的，「至今我最揪心的事，还是出国那次在广州国际机场，我只有留苏单在机场里，把他托付给一个戴红袖箍的人，只身前往深圳，有人等在那里给我机票飞美国」，那便是晓林托人买好的机票，「要是你回来苏单不见了呢？」傅莉每次讲完这事，我都会如此问她，而我也看到九三年车祸后苏单再也等不来妈妈时的恐怖，以及当下国内儿童遗失或被贩卖的恐怖。

4、初到巴黎、普林斯顿，我其实是在忧郁症中仍在摆弄文字，写了一些杂文，那时我尚未遇到季季和印刻出版社，那些文字后来均由晓林替我集结成一本《远寺钟声碎》，由他的「风云时代」出版，那竟是我流亡后的第一本书。后来我也看到，晓林以「河殇系列」为名，出版过一批大陆作家的作品，如余杰提到的刘晓波、方励之，那是不是最早最集中的一次海外繁体字的大陆作品，我没有求证过。下面就贴上《远寺钟声碎》后记，亦可见出流亡之初我的心情。 】

收拾这些文字，如同在告别我生命中的一个单元，那长于蛮荒而胀满激情的黄色与蔚蓝色的紊乱期，生命里的某些元素，如单纯、激愤、自信，正随同思维上的独断、偏激、二元对立和一厢情愿等，渐渐消褪。六年前仓皇去国，把个搅得天翻地覆的故乡，和自己的创作旺盛期，一并抛闪，流亡中，故土连同我对她曾非常充沛的感觉，都枯竭起来，因而这些文字结集时，我的心境正应了一句元曲「远寺钟声碎」，于是信手拈来。

六年身处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仰息于名校学府，盘垣于众多学者之间，却只沉溺在最边缘的流亡语境之中——中文在西方已属边缘，大陆流亡者的声音在商业化的海外中文里，就更为冷寂（可这个流亡语境却充满着大言不惭和暴戾之气），再者，我的这些文字多数发表在港台报刊，在那里说大陆依然是一种边缘的声音。横竖都是极微弱的，也应了那句「远寺钟声碎」。

如今读来，那冷寂中留下的文字却并不淡泊清醒，虽已不再是《河殇》式的雄叹悲放。我像自己笔下的黄河一滴水，流入大海便被淹没，连个泡沫都冒不起来。而此时的大海，正汹涌暗伏，波诡云谲。我们被追杀出中国后，就遭遇了冷战落幕，世界终结，原教旨兴起，欧美疲软，太平洋气盛，东亚当红的大变局，一切都充满变数，中国则更在猜度之外。我们满脑子灌着进化、革命、冷战、决定论、反传统、发展规律、大同理想等等最完美幼稚的陈货，依然在那里固执地分析、判断、预言；有些伶俐点的，知道老调已经唱完，该寻些最流行的时尚论说支撑门面，于是冠以「后」字前缀的种种「主义」风靡起来，我却再也无法象当年尾随在「汤因比热」﹑「韦伯热」后面追赶了。

六年没有创造冲动，只在应酬文字中清理自己的思路。当初『河殇』发表半年后，我便隐隐觉得它囿于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内心有补救的奢望却苦于理论上的支援意识稀薄。那时大陆上能听到的海外警醒之见，我依稀记得的，好象只有林毓生教授关于现代化不是要比“快”而是要比“慢”的说法，以及杜维明教授关于传统资源的扼要论说，至于支撑这些说法的他们关于「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系统研究，特别是余英时教授对近代中国激进思潮的清理，我都是到海外才接触到的。因而有趣的恰恰是，我陶醉和恐怖在所谓「河殇」震荡中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它正好是近代激进思潮延续而来的一个当今样板；而当我试图以它的续集『五四』（一个五集电视片）去补充点什么时，我和我的合作者从史料中看到的一个细节╴╴七十年前蔡元培在北大校门口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那一幕，快要在天安门重演了。我是懂了一点胡适蔡元培的百年树人之道、陈独秀的激进悲剧，和毛泽东现象对中国的灾难，而同1989年的风暴相遇的，对一无教育基础、二无公民社会衬托的这场与虎谋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民主诉求，心里只有悲凉。

带着被折断了的思索进入海外论说环境，我从清理种种决定论和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反省自己的反传统情结和激进化倾向，开始可以听懂一点别人在说什么。聆听各种学术见解，频频如坐春风，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虽然并没有去读学位。从「空谷足音」的传统，到不尽人意的现代化；从「五四」反传统的思想误区，到近代激进思潮催生马列共产天变地荒的来龙去脉；从知识份子沦丧于迎合专制，到他们再度沦丧于商业化；从「救亡」「治病」式的思想和文学启蒙，到彻底失去思想和说话能力；从「文化中国」论说的厘清，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等，我终于走出「五四」阴影，走出我自己的黄色与蔚蓝色的紊乱期。

但世态的演变，又引起更深的困惑，主要来自两方面：在现实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的出现，对外化解了西方曾信誓旦旦的制裁，对内则形成极度的一个腐败期；在思想层面，海内外大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定位整体迷失，或固守「救世主」姿态，继续大言不惭「反市场经济—群众运动—高福利民主」的幼稚理想；或回归「五四」前的旧梦，作种种传统的「死亡之吻」；或现炒现买西方时尚论说，再度激进地以种种「后现代」理论迎合消费文化。

自然，我也曾迷失其中，写了许多言不由衷的文字，陷入又一种紊乱，或可称作「后现代恐惧期」。对我而言，「六四」后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大跃进」及其腐败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那曾是我们「呼唤」的；世俗化及其伴随的知识份子边缘化，又带来了失去民众和读者的彻底幻灭；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长驱直入的「霸权」姿态，更陷我辈于尴尬境地，引起某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觉；海外中文论说中新兴的「反西方文化霸权」时髦，又给人以「邯郸学步」的无奈。我的困惑则在于，我们刚刚摸到西方学术的边缘，它已经清理了所谓「启蒙心态」——直线社会进化论﹑极端实证论﹑现代化理论等，而这种清理催发了文化多元主义﹐并为各民族寻求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却已经成了被清算的「霸权」。

我们正在多元化的汪洋恣意中更深度地失去自己，原因是我们早就失去了传统。文化危机对于中国，并未由于「开放」、马列崩塌、体制内外共造的「国学」热以及游学西方的庞大阵容，而稍得缓解。它正在形成新的一轮危机形态，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最近读到余英时教授的一篇文字，「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余英时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才稍得要领。

余英时质疑时下种种时尚论说和「传统回归」，认为这种文化危机，是伴随着多元化而来的相对主义，与极端的怀疑论和虚无论合流，以至失去任何共同的标准。后冷战时代出现的被「革命」所压制的各民族文化复苏﹐开始向西方文化霸权意识挑战﹐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会引生「返本论」，或称「原教旨论」，一面以创教者的最早教义号召族群﹐一面具有强烈排他性。大陆上所谓「易学」和「气功」热即显示可能出现的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论」运动。民间的「国学」热或许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新潮﹐其受「后殖民」﹑「后现代」﹑「东方主义」的西方时尚论说之影响显而易见﹐但大陆官方出现的对儒学的兴趣﹐则是一种转向传统寻求统治依据的表现﹐借中国文化以缘饰其政权的合法性﹐对中国文化将是一个「死亡之吻」。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后冷战时代的特色是民族情绪和文化传统开始激荡人心﹐这是大陆民族主义兴起的大背景﹐而中国文化将再一次面临「五四」的恶运——被极权利用而遭人厌恶。

他进而提出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的文化认同从「全盘西化」终究归结到「反西方的西化」，在其背后作祟的，是一种称之为「羡憎交织」的心理—— 也是源自西方而以俄国最甚的落后者的民族认同危机﹕理论上平等的师法对象却是永远无法企及和比肩的，这在中国造成不断将自身文化传统「化」掉——「西化」、「苏维埃化」、「世界化」、「现代化」的「回应」范式，不断被西方新兴理论所驱策，既使今天的「东风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等等，也还是在认同西方的「文化霸权」，很少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引出认同，一旦西方思想气候改变，文化认同立即变成文化自责，这真是一个禅宗式的吊诡：「心迷『法华』转」而非「心悟转『法华』」。认同须靠外部而不能引发自内部，乃是心已被外部所折服。心已苍白。

放弃一元、直线进化、全盘解决的思维，进而化解了「拯救」心态，我才看到自己那颗苍白内心，才知道该拯救的首先是这颗荒芜的心。中国文化已是苍凉遥远的一声钟磬，我听不见它，从憧憬「蔚蓝色」而幻灭后，仍无法对它有所逼近，于是再度迷恋半生不熟的种种新兴「西学」，既使回眸一眼，问自己一句“中国在哪里”，又总是先看到时下风靡的所谓「东方神秘主义」——「周易」、阴阳八卦、道教仙术、气功等等，便愈加听不见那钟声了。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无法穿越包裹着它的重重暗码，那不仅需要专门训练的功底，还要有多元开放的一颗心灵，更要有对它的承诺，那承诺说﹕你没有死，我还听得见你，只是——“远寺钟声碎”。

原本不想再碰这些过时的文字，但为了告别这一段心情，还是结集的好。既要出版，自然还去找最早在海外出版『河殇』的陈晓林先生，也算是对他的一个回应。晓林兄一直替大陆作家出书，赔多赚少，我想也是一种承诺吧，我应当感谢他。在此，也一并向为我这些文字费过神的台港报刊的编辑们致以谢意。

1995年11月25日于普林斯顿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青青子衿」作者陈晓林辞世 憾两心愿未了

世界新闻网

以散文集「青青子衿」风靡一时的作家、出版人陈晓林，26日在台北辞世，享年76岁。 (图／杨树清提供)

以「青青子衿」风靡一时的作家、出版人陈晓林，26日在台北辞世，享年76岁。作家杨树清表示，3年前陈晓林罹患摄护腺癌第3期，动了手术从鬼门关走回来。当时他表示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出版古龙全集、二是出版龚鹏程全集，可惜两个心愿都没有完成。

陈晓林台大电机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曾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民生报总主笔，创办风云时代出版社，他的文笔豪放犀利，建中高二时即以「覆霄霄」一文轰动文坛。

之后他读台大电机，再从理工转向文学、专攻近代中西思想史，1977年出版「青青子衿」更轰动一时，其后出版「吟罢江山」、「剑气箫心」、「壮岁旌旗」等知性散文，颇受欢迎。

陈晓林不只写作，也主持「风云时代」，企画主编许多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

杨树清说，就读国中时，陈晓林饱满民族情怀的「风云时代」席卷书市，人手一册，他也在那时成了书迷。

杨树清指出，三年前，他和动完大手术的陈晓林相会，陈晓林告诉他，「上帝给了我一些时间」，热爱出版的他，开始思考余生还能做什么。陈晓林表示一生最尊崇两个人，一个是古龙、一个是龚鹏程。陈晓林告诉他，现在做出版非常辛苦，一年要销毁2万本书，但他仍在出版路上坚持不悔。

陈晓林的散文集「青青子衿」，1977年出版时风行一时，学生人手一册。(图／杨树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