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郭罗基先生１９５５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１９５８年起到哲学系任教，在这里经历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一书在今年一月出版，郭先生在书中以访谈的方式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在此摘录该书第１７章到第２０章的内容，是为郭先生作为北大哲学系教员在这个点燃了文革烈火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源地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具有独特的视角，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溪流出版社，２０２５年１月。购书网址https://www.fellowspress.com/shop1）〕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社教
问：下面要说到文化大革命了吧？
且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有一场预演，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怎么来的？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说是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从１９６３年开始，在农村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１９６４年，就想怎么向城市推广。在大学里选北大做试点，来搞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北大的“社教”，与共产党上层的斗争有关。彭真在北京当市委书记，独霸一方，确实是如毛泽东所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管文教的，但对北京市的文教单位却奈何不得。中宣部曾在中国京剧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检查工作，查出了问题，均被北京市委挡住。１９６４年７月，陆定一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认为，北大的问题很严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中宣部从全国各省市调集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大学党委书记等２７０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开进北大搞“社教”，还想以此试点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结果，中宣部的工作队遭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强烈抵制，北大的“社教”都难以收场，其他的大学再也不搞“社教”了。后来，把彭真和陆定一凑在一起，搞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１９５７年把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对头搞成“章罗同盟”一样，都是毛泽东的“拉郎配”。
◇ 北大的社教是从哲学系爆发的
哲学系的党内斗争由来已久。１９６１年春天，党总支任期届满，进行改选。总支书记王庆淑宣布，这几年总支的工作大家都清楚，不用做工作总结了，直接进行选举。不料，有相当多的人不依，认为这是忽视党内民主的表现，要求总结工作。对总支、特别是王庆淑本人进行批评，意见很尖锐。在批评总支和王庆淑的过程中，形成了反对的和辩护的两派，反对派和辩护派双方斗争激烈。起初，每周开三、四次会，后来每周至少开一次会，谁有意见谁来。这一场改选，一直延续了两年。１９６３年春，北大党委召开哲学系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总结，才算了结。在党员大会上，两派的发言还是各说各话。
我在这一场斗争中采取中间立场。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政治活动较少。我利用这个时机一本一本地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提意见的座谈会也懒得去参加。我对这一场党内斗争的态度：第一，我认为反对派比较情绪化，而辩护派更是没有原则；第二，反对派的政治倾向是反右，认为王庆淑的严重问题是右倾，包庇右派。而我认为，由于王庆淑的错误，造成党内关系紧张，原因是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所以我不去凑热闹。这个时期，在更大的范围内，我成为共产党的左倾路线的反对派。
在党员大会上，我的态度比较超脱，对两派都有所批评。我引用了毛泽东的说法，党内斗争的目的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我在强调“弄清思想”时，批评了辩护派，认为他们对王庆淑的错误的辩护，不利于“弄清思想”；我在强调“团结同志”时，批评了反对派，认为他们缺乏团结的愿望，不利于“团结同志”。党委副书记张学书最后讲话时，说“郭罗基同志的发言水平最高”。我是难得受表扬的。
北大党委是维护哲学系总支和王庆淑的。党员大会之后，党委将王庆淑调离哲学系，改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委调经济系副主任聂元梓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到过延安、１２级的老干部。哲学系的反对派多数是老资格，入党时间与王庆淑差不多，有的甚至更早，所以不把王庆淑放在眼里；而王庆淑又骄傲自大，所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党委认为，调一个更老的老资格可以镇住反对派。谁知后来聂元梓竟与反对派站在一起。
王庆淑离开哲学系后，她的余党还在，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系主任郑昕是党外人士），是掌实权的，而且王庆淑还在幕后遥控。他们更加排除异己，哲学系党内的分裂更为严重。他们把中间派也看成非我族类，处在打击之列，结果，把中间派赶到了反对派一边。本来王庆淑的辩护派是多数，把中间派赶到了反对派一边之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对立。
有一个人必须提一提。总支副书记任宁芬，本来和王庆淑是一搭一档，意见完全一致。反对派批评王庆淑时，她忽然摇身一变，也把矛头指向王庆淑。反对派当然欢迎她的“起义”，大加赞扬。党委认为她在哲学系搅浑水，起了不好的作用，把她调离，下乡去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人的好戏还在后面。
１９６４年８月，北大党委以贯彻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精神为由，要哲学系党员进行整风，但偏离了改进政治理论课以及反教条主义的主题，整五个方面的问题，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马蜂窝桶不得偏要桶。”有人说这是党委向哲学系“五路进军”，五个方面的问题都指定代表人物：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严重个人主义”，代表人物是张恩慈；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严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曹琦；第三方面的问题是“非组织活动”，代表人物是朱泽浩；第四方面的问题“翻案风”，代表人物我不记得了。第五方面的问题是“反对‘三面红旗’”，代表人物是郭罗基、孙伯鍨。第五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五个方面，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制造出来的问题，整的都是反对派。其中，说朱泽浩是“非组织活动”的代表人物最为可笑。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的支部书记，他在房间里与一些党员谈话，怎么就成了“非组织活动”？反对派奋起反抗。王庆淑的辩护派以党委为靠山，仗势压人。这时没有中间派了，两派激烈斗争。我本来是中间派，现在也成反对派了，而且是辩论的主将。
新来的总支书记聂元梓主持会议，但她不露声色，只作程序性的发言。
反对派和拥护派都认为，党委派来的人还不是站在党委一边的吗？我们明知没有权力的支持，但要为真理而斗争。整风进行了一个月零５天，每天下午开会，开了３４个下午，星期天都不休息。开会的地点是在１４斋，那是北大边疆地区一幢无人居住的空屋，没有电话，没有干扰。聂元梓听了３０多天的会议，听出名堂来了，她居然表态站在反对派一边。聂元梓的这一表态，公然与党委不一致，是需要勇气的。
问：一个重要角色出场了。后面大概会多次谈到聂元梓，你先介绍一下她的身世吧。
好的。聂元梓，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河南滑县。滑县是隋朝末农民起义的据点瓦岗寨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好像有造反的传统，赵紫阳也是滑县人。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姐姐聂元素等都是很小就参加革命了。聂元梓在家排行老七。１９３７年，聂元梓１６岁，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接受军训一个多月。军训由抗日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主持，聂元梓就算参加抗日了。１９３８年，聂元梓在山西晋城的军政干校学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１９４６年在哈尔滨，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６０年代初，与丈夫吴某离婚，要求离开哈尔滨。以后的故事就发生在北大了。
问：那么，她是怎样来到北大的？
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与陆平有旧情。他们两人在原华北局是同事，聂任组织部副部长，陆任青工部副部长。聂真向陆平介绍“我妹妹”聂元梓，说：“她离婚以后在哈尔滨心情不好，想来北京工作，到你们北大，怎么样？”陆平信任聂真，以为他介绍的人一定不错的。他派党委组织部长与哈尔滨市委联系。哈尔滨市委同意调出，但说此人不能重用，至多做系一级的领导。１９６２年春天，聂元梓到了北大，起初任经济系副主任，１９６４年任哲学系总支书记。她的好戏是在后头。
８０年代，陆平接受采访时说：“对聂元梓没有很好考察，把她调进北大，是我工作上的一个失误。”悔之晚矣！
◇ 张磐石调查组进校
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张磐石进校时，先是率领一个调查组，共十来个人。８月，调查组派了两个人——阮铭和唐联杰到哲学系听会。党委也派了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哲学系蹲点。张磐石调查组的人开始时一言不发，也是听了３０多天，一开口就倾向于反对派。党委工作组毫无疑问是支持辩护派的。
调查组找一些总支书记和党政干部２０多人谈话，了解情况，觉得没有味道。找到聂元梓，觉得谈话有点味道了，一连谈了三次。
聂元梓谈了什么使张磐石觉得“有点味道”呢？她说，你们来晚了，现在北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只有彻底改组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陆平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右倾，以至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她特别提出，北大干部“政治上严重不纯”，需要作组织上的变革。康生曾对张磐石说：“你把聂元梓当作头号‘积极分子’，要当心，她在延安表现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工作组时，康生又说：“聂元梓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张磐石指示，要陆平到哲学系听取意见。哲学系在哲学楼的心理专业实验室开了一次全系教职员党员大会，陆平来参加，名为听取意见，实际是一场批斗，火力很猛。陆平大概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头上冒汗，两手发抖，昔日的威风何处寻？冯定在会上发言，主持会议的聂元梓说“很好”。好在哪里？没有说。不料被做成一篇大文章，这是后话。本来第二天还要接着开会，陆平给聂元梓写了一个条子请假，说“心脏疼”。我在两派辩论时是主将，但批斗陆平时没有发言，这样的场合我不能适应。
辩护派的精神支柱是权势。陆平挨批斗后，失去了权势的支柱，就六神无主了，纷纷检讨，承认自己站错了队，痛哭流涕。反对派对他们很宽容，不念旧恶。哲学系消除了两派对立，变得团结一致了。辩护派对王庆淑和陆平的揭发，比反对派还狠。
８月２９日，张磐石的调查组就是以哲学系为典型，向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说“哲学系的一场大论战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是阶级斗争的彩排。”，“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还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北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不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党委和行政领导的重要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学部门；以及一部分系的党总支，实际上都是掌握在一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手里。”（《北京大学纪事》第６１４页）什么叫做“政治上严重不纯”？这是一个模糊概念，可以任意解释。结论：必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调查组转为工作队。彭真指派大学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彭佩芸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这是北京市委在北大社教中按下的钉子。大学工作部部长吴子牧交待彭佩芸：“帮助陆平”，“注意和调查组联系，了解他们究竟要调查、解决什么问题，将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 社教工作队以“左”反“左”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工作队宣布北大的社教运动开始，由五人小组领导。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后由侯西斌代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张磐石担任工作队队长，刘仰峤任副队长。
１１月１４日，工作队制定了《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的初步计划（修正稿）》，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搞清学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状况，击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政治、思想、学术等战线上的猖狂进攻；搞清学校各级组织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等五项。
１１月１５日，张磐石召开社教工作队全体成员大会，他说欢迎各地来的同志共同作战，打一场大会战。他介绍了几个系的情况之后提问：“北大有几个系的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他说工作队已普遍进入各单位。口号是：“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当时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这就是张磐石提出问题的背景。
１１月２９日，张磐石工作队写了“第二号报告”，结论是：“北大党委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委书记、副书记６人批判了５人（冯定是另案），常委１４人批判了８人。
北大的社教运动是以“左”反“左”。陆平党委本来就很“左”了，因为“左”引起矛盾，群众对党委产生了不满。结果这个工作队还说党委犯了右倾错误，不抓阶级斗争等等。有一次陆平接待外宾，外宾走了，陆平还坐在那里发呆。彭真说：“你看，张磐石搞得陆平都神志不清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农村的社教运用了土改的语言。土改的第一步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北大的社教又运用了农村社教的语言，什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积极分子队伍”等等。
我们哲学系挨党委整的人最多，被认为“苦大仇深”，所以工作队一头扎进了哲学系。工作组把矛头指向校系两级领导干部。凡是受校系两级党组织打击迫害的，那就是积极分子。我当然是积极分子了，因为党委老说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但我对社教是有看法的，我对“左”的一套历来是很不喜欢的。我本性难改，对工作队的“左”照样要批评，又被认为是“积极分子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差一点又被踢出“积极分子队伍”。
陆平和他从铁道部带来的几个人，张学书（党委副书记）、伊敏（党委组织部长）、魏自强（党委办公室主任）都是没有学问、不懂教育的人，但他们是党委常委，形成一个小圈子，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崔雄昆是受排挤的，他们成了工作队所依靠的积极分子。有学问、懂教育的党委常委兼副校长周培源对陆平有所批评，也是积极分子。１９６５年３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离京赴外地参观时，周恩来总理陪同。周恩来很细心，看到总统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顾问萨拉姆，是物理学家（１９７９年得诺贝尔奖）。莫非要谈有关科学问题？所以他也请个物理学家作顾问，于是邀周培源同行。在飞机上，周恩来随便问问：“你们北大现在怎么样啊？”周培源却是一个认真的人，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写个材料给你。”周恩来说：“好。”用手一指：“你的材料写好后交给他。”他是统战部干部李贵。
周培源写的材料揭发了陆平的许多严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乱”。还说：“陆平是我解放后所遇到的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之一。”我曾问过周老：“‘三个作风最恶劣的共产党干部＇，另外两个是谁？”他说，另一个是教育部的一位司长，也姓陆。第三个，我不记得了。
周培源揭发陆平的“三乱”，没有上纲上线，但概括非常准确，成了陆平的标签。大家都知道周培源批评陆平“三乱”，哪三乱？又都说不全。周老亲口对我说过，“三乱”是“乱说，乱批，乱干”。
周恩来看了周培源写的材料，大吃一惊。１９５９年，马寅初遭批判之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舞会上征求北大学生的意见：“你们看谁当校长好？”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陆平，陆平！”那时，陆平指挥人马批江隆基、批马寅初，反右派、反右倾，真是威风凛凛。周恩来一直以为陆平在北大威信很高呢，没有想到问题十分严重。他说：“要不是周培源说的，我还不相信呢。”周恩来将材料转给张磐石工作队，工作队如获至宝。
社教后期，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的看法。周培源坚持不改。后来周培源讲到：“社教中我给陆平提过意见，我给总理写了信。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陆平要我作检查。我的信在工作队中传达了，我与陆平吵起来了，结果不了了之。”（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上午，周培源在高校科研会议第二小组会上的发言，存北大档案室，党办案卷１６号，卷内材料顺序号２。）
党委副书记谢道渊也揭发了大量的问题，成为积极分子。有人称之为“起义将领”。
因为北大历次运动伤人很多，工作队一来，纷纷伸冤。副校长黄一然说：“真共产党来了！”对工作队寄予希望。批评党委的人都成了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大约占了党员人数的一半。陆平党委历次运动整人所造成的对立面，是张磐石执行左倾路线的群众基础。
１９６５年１月６日，工作队召开北大党委扩大会，工作队队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工作队副队长刘仰峤作报告，说：“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己初步揭开，形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队伍，现在工作队员已有２７０多人。准备有步骤地把运动推向党外，发动大家揭发领导的问题。”“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领导骨干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全校首先是校党委。”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张磐石在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大会作报告，说：“十来天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北大２０个总支就是２０个战场，我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困起来了。现在是决战时刻，我们要乘胜前进。”这口气像指挥打仗一样。有人统计，他的讲话中有４０多个“斗争”，他的公式就是斗争—斗争—斗争。讨论的时候我就说了，干部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像对付敌人那样来对待干部的错误。毛主席历来讲，党内斗争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批评张磐石的讲话缺乏团结的愿望。后来他们就说我这个积极分子动摇了。陆平党委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张磐石的工作队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听说，工作队中有些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私下议论，像北大这样搞法，作为经验推广，我们回去以后不也成为斗争对象了吗？
任宁芬本来在乡下搞“四清”。工作队把她调了回来。一回来就在会上大喊：“太阳出来了，白毛女要翻身了！”她以受害的“白毛女”自居，处处显示出激进的姿态。有一天，她约我到颐和园看玉兰花，发表了一通谈话。她批评我的“动摇”，说“你不要书生气十足”，又说“你姓郭，但不要做东郭先生。现在你同情党委那一帮人，有一天他们会像狼一样吃掉你。”哲学系的人把她的这一篇谈话叫做《玉兰辞》。
◇ 社教运动停摆
张磐石工作队率领积极分子把校系两级领导都批斗了一通。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有２３条，故简称《二十三条》）。１９６３年，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发过两个指导性文件，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１９６５年１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否定了刘少奇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１９７０年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认为必须把刘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就是发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所以，发布《二十三条》以后，党内斗争的形势愈来愈紧张。这个文件还否定了刘少奇倡导的“扎根串联”的神秘化做法，规定领导机构逐步做到工作队、原党委和积极分子的三结合。
１月２３日、２４日，经彭真的鼓励，陆平、彭佩芸在北京市委贯彻《二十三条》的扩大会议上发言，对北大的社教运动提出意见。彭真说：“陆平是老干部，但经不起考验，不该向工作队承认错误，使市委陷于被动。陆平不翻案市委永远被动！”陆平在他的后台彭真的支持下，一改几个月来的萎靡状态，言辞激烈。他批评社教工作队把党委和大多数总支撇在一边，没有实行“三结合”。对北大总的估计特别是对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工作队对干部不是重在表现，而是过于重视成分、历史，这就意味着“唯成分论”。《二十三条》规定，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工作队也没有做到。对北大许多领导干部不经说服教育，就扣上大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党委常委１４人中批斗了８人。希望北大工作队切实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运动搞好。
２月９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工作队党委扩大会，听取陆平对运动的意见。陆平重申了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２月１７日、１８日，社教工作队继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工作队主要负责人和各系工作组组长对陆平进行反驳，两下里处在顶牛状态，运动陷于停顿。
◇ 向社教运动反攻倒算
北大被搞得天翻地覆，加重了上面的矛盾。
张磐石在北大整党委冒犯了彭真，因为北大党委是北京市委领导的，否定了北大党委等于否定了北京市委的领导。中宣部斗不过“地头蛇”。北京市的两所中学，四中和六中也搞了社教，结局和北大差不多。有人写道：“中宣部派去六中的工作队，其思路基本上是贯彻执行‘后１０条’，并受中央两位主席关于有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讲话影响，进校后重点整学校的领导干部。而北京市委、彭真则对此潮流抵制、顶牛，反过来在四中矛头向下，整反动学生，要扑灭学潮。”（王复兴（当时四中学生）《抢救记忆》第１８页。）上面激烈斗争的结果，张磐石受到了批评。１９６５年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总书记邓小平讲了话，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单位，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张磐石一开始就把北大当作烂掉的单位来搞，离题越来越远。另外，斗争的方式有严重的毛病。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二十三条》作出补充规定，在学校和工厂不是“逐步做到”，而是一进门就要实行三结合。批评张磐石，他的重大错误就是没有实行三结合。
于是风向变了。北大的社教才搞了两个月，又反过来清理社教的错误，倒将近一年。先是要工作队做检讨，工作队检讨以后又要积极分子做检讨。北大的社教是失败的，以后再也没有进行城市社教。
１９６５年３、４月间，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
３月９日至１９日，北京市委由万里主持在国际饭店开会，参加者为北大校系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８０多人，让批斗对象出气。头三天，批斗对象不敢轻举妄动，彭真说：“把底（中央书记处会议）全部端出去！”于是，批斗对象纷纷翻案。最后，宋硕、彭佩芸数了一数，５９个批斗对象中５２个翻了案，窃窃自喜。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４月，中宣部召开了民族饭店会议，批评张磐石的错误，撤了他的职，改由中宣部的另一副部长许立群任工作队队长，陆平、彭佩芸也参与社教工作队的领导。张磐石不发言、不表态、不承认错误。我这里保存着一份文革中张磐石写的材料，题目是《北大四清问题》，时间是１９６７年４月。他以揭发别人的姿态出现，一开始就写道：“１９６５年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反攻倒算问题，是彭真、陆定一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所犯的重大反革命罪行之一，是阎王殿的重大罪行。”张磐石的文章写得很蹩脚，第一句话就有语病。应是：“１９６５年，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的反攻倒算，是彭真、陆定一……。”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承认“有些缺点错误”，“但是总方向是对的。揭发面涉及的５４个对象占党员干部１５４名的３５％，对象都是总支副书记以上的，问题的性质都是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没有枝节性问题。”张磐石没有提供准确的统计。按他自己在干部会上所说，２０个总支被“团团围困”，恐怕揭发的对象不止５４人。即使如此，占了党员干部的３５％，打击面也是够大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张子意在批评张磐石时说：总支书记挨批斗的，打击面占９０％。工作队的左倾，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的反攻倒算，各有各的账。张磐石对自己的错误是不认账的。
６月２９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向工作队全体队员和部分北大干部作报告，要求社教工作队“去掉拒绝批评的挡箭牌”。他讲了一句惊人的话：“有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然后工作队就放假了，回原单位，实际是解散了。有些工作队队员临走前对积极分子说：“我们走了，下面可能整你们了，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宋硕、陆平、彭佩芸说“要趁热打铁”，７月１日，就宣布在党内进行整风，实际是鼓励被批评的干部向积极分子反批评，要求积极分子作检讨。进行了一段时间，效果不佳。７月２９日，将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２５０人集中到国际饭店，进行整风。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国际饭店是北京市委的高级招待所，北大的整风会议长期占用，北京市委是花了大本钱的。整风领导小组由许立群（代表中宣部）、邓拓（代表北京市委）任正副组长。整风就是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各个系的积极分子，一个系一个系，在压力下都做了检讨，只有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的问题没有解决。９月４日以前，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的问题也解决了。经济系只有一个人不检讨，那是王茂湘，哲学系没有一个人检讨。哲学系被人称之为“硬骨头”。
“社教”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死结，在很长的时期中常常引发争论。“社教”是整人者挨整。惯于整人的干部，向来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轮到自己挨整却顿失常态，丑化自己、乱咬别人。且不说政治上的是非，这一次暴露了他们人格的低下。事后回味过来，他们对“社教”恨之入骨。但七搞八搞，这些干部还是在北大掌权。周培源和我，虽然在“社教”中并非重要角色，而且不赞成张磐石工作队的过火斗争，因“头号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已倒，而我俩打而不倒，总是被党委的干部当作“社教”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攻击。
第十八章 国际饭店会议
陆平党委的反攻倒算比工作队的过火斗争更凶。为了强迫哲学系的“积极分子”作检讨，开了一个长达７个月之久的“国际饭店会议”。
其他系的党员都回去了，哲学系的党员留下，再加上此前没有参加整风的党员，共４３人，从９月９日开始继续整风。主持会议的是以彭佩芸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还有中宣部的何静修，北大党委的刘文兰，市委大学部干部李康林。彭佩芸，表面上看来与陆平的气势汹汹不同，是和颜悦色的，但在阴里下功夫，人称“笑面虎”。
那时，我在朝阳区搞“四清”。王四营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兼党委书记是朝阳区区长，他任命我为王四营公社团委书记。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大概看到我的履历上当过团委书记，故有此任命。我被召回，到国际饭店参加整风。
◇ 把积极分子当敌人
许立群在哲学系整风开始时讲过一次话。他看到周培源在场，很有礼貌：“周老师，您怎么也来了？”当年，周培源是清华的教授，许立群是清华的学生。他在讲话中提出：“究竟为什么哲学系的争论长期不能解决？”我们静候他的分解。结果，他说：“对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以后他就不照面了。邓拓一次都没照面，但在幕后操纵，实际是他在指挥。有一次，邓拓说：“赵正义的发言，一听就听出来，他不是‘中间派’，而是他们那边的人。”他划分了两个阵营：社教积极分子是“他们那边的人”，而批判社教积极分子的人是“我们这边的人”。邓拓即使人在国际饭店，也不到会场，他只找宋硕、陆平、彭佩芸。
１１月１９日，他指示：“要把王庆淑的旗帜举起来。他们（指社教积极分子）说社教运动有错，但北大、王庆淑的问题更严重。所以要全力以赴支持王庆淑。”“叫王庆淑上第一炮，敌人从这里开刀，我们就从这里顶，理直气壮。”邓拓的这些言论，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后来揭发出来的。以上及以下邓拓的言论，引自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记忆》第２２５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李清崑的文章说明，所据是“当年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干部庞××、李××、李×、陈××、李××（女）所写的揭发材料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张磐石把校系的当权派当敌人，邓拓又把批评当权派的社教积极分子当敌人。所以，所谓整风根本不是纠错，而是以错对错，甚至是以大错对小错。
问：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影射大跃进，具有反“左”的倾向，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导致自杀。可以说，他是死于反“左”。这是他的一面，大家不知道的是，他还有另一面。在对待北大的社教问题上，他又强烈地坚持“左”的倾向。同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倾向？
这是不好解释的。不好解释也要解释，我来尝试作一点解释。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架机器，齿轮和螺丝钉必须跟随这架机器的节奏运转。体制内的人物张磐石、邓拓就是这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架机器实行的是毛泽东的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张磐石、邓拓同样都要在斗争中划分敌我，不过是不同的敌我。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不是作为这架机器的齿轮或螺丝钉，而是个人，可以不随机器运转，故对大跃进能够具有清醒的认识。
◇ 两派严重对立
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两派严重对立。会场的形式也是对立的。辩护派坐在主席台的左侧，反对派坐在主席台的右侧：很形象的左派对右派。两边各有２０多人，旗鼓相当。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参加会议的七八人，还有做会议记录的和处理会务的工作人员，坐在中间一列。两派在会上过招，会下不搭理。在饭厅开饭，两派的人从不坐在一桌。有时两派各有三五个人，坐了两桌。服务员招呼：“同志们，聚一聚，坐满１０个人就可以开饭了。”大家都安坐不动。后来服务员知道了隐情，也就不打招呼了。
哲学系斗了陆平之后，总支和党委的辩护派，在社教中都检讨自己、揭发别人，装出一副可怜相。他们对王庆淑和陆平，揭发得尤其狠。在向社教运动反攻倒算时，他们又神气起来了，宣称：“我们在压力之下作的检讨和揭发都是不算数的。”他们承认，在社教运动中是“保全自己，牺牲别人”。我们从人格上鄙视他们。
会议期间还有一些不正当的做法。孙蓬一说梦话：“莫名其妙，反对，反对。”被解释成反对会议的领导，上了内部简报。与陈葆华同住一室的领导小组成员刘文兰，居然偷看陈的日记，发现陈的思想有些矛盾，立即向上报告。陈的丈夫米桂山在东城区教育局工作，宋硕、彭佩芸找到东城区区长，要他向米桂山施加压力，促使陈葆华转变立场。遭到陈的拒绝。吃过晚饭，我们到大街上走走，回头一看，后面还有人盯梢。
开始他们是全面进攻。讨论的题目是清理哲学系历史上的是非，又搬出“五路进军”的那些问题，要积极分子人人检讨。邓拓指示：“张恩慈是哲学系的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北大不要他。思想斗争也要刺刀见红，座谈会后放一天，再刺，再放，再打，把张恩慈撂倒。”他还帮助高宝钧准备批张恩慈的发言。也有人点名郭罗基、孙伯鍨，要我们“清理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孙伯鍨作了检讨。我坚决顶住。我不认为有错，但我也不作辩护；如果辩护，正好证实了他们的指控。所以我以沉默进行反抗。彭佩芸在她的发言中说：“郭罗基同志在暂时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有过错误思想，自己应该检查，同时欢迎人家批评。即使是在宣布‘三不’的情况下，在党的会议上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仍然应当清理思想，以便得到教训、增加免疫力。这样才对党有利，对自己改造思想也有利。党委从来没有因为郭罗基有过错误思想就想重重打击他，只是希望他和有类似错误的同志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哲学系一些同志一再说这就是抓他的辫子，这是不合原则的。”抓了辫子，还批评说抓辫子的人“是不合原则的”。彭佩芸的这一番话为我作证：第一，我对“三面红旗”是有看法的；第二，“应当清理思想”而我不清理。
他们看到全面进攻阻力太大，所以改变策略为重点进攻，专门整聂元梓。
◇ 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邓拓曾指示，要把聂元梓的表现统统收集起来，整理成单行材料，题目就叫《一个浸透了剥削阶级意识的老干部聂元梓》。他们还派人到东北、天津、西安等地调查。邓拓与宋硕、陆平、彭佩芸等专门研究批聂问题，他强调：“要死抓住聂元梓不放，不要分散，别人一出头辩护就揍，采取这个方针。”
他们把重点转向聂元梓，是从冯定问题上突破的。在幕后研究上冯定问题时，陆平说：“对，这是个重要问题，就要来个他妈的尖刀突破。”
问：冯定问题为什么成为突破口？
在哲学系批斗陆平的会议上，冯定发言后聂元梓说“很好”，就此大做文章，掀起了一个批判聂元梓“联合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斗争马列主义者陆平”的高潮。他们特地把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叫来，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邓拓和宋硕还亲自布置汤一介做一个重点发言。汤准备了一夜，次日发言，批判聂元梓“联合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斗争马列主义者陆平”，有“四个第一”：一，把北大搅浑水的社教是从哲学系开始的，“聂元梓帮助张磐石放了第一枪”；二，社教一开始就对陆平展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是从哲学系开始的”，“而聂元梓认为斗争陆平是光荣任务，亲自主持了陆平的斗争会”；三，党委对哲学系的“政治陷害”，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帽子也是聂元梓第一个提出来的；四，对冯定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错误的发言，“也是聂元梓第一个带头叫好的”。汤一介发言后，宋硕大为赞赏，说：“汤一介这个人脑袋很灵，一个晚上就准备出来了，讲得很好。”
问：党委对哲学系的“政治陷害”是怎么回事？
所谓党委对哲学系的“政治陷害”，事情是这样的：党委得知即将批判冯定的修正主义后，向哲学系封锁消息，意在使哲学系陷于为修正主义者冯定辩护的境地。社教中哲学系有人批评党委对哲学系搞“政治陷害”，原来拥护党委的人说得最起劲。反攻倒算时，为“政治陷害”翻案。说“政治陷害”，似乎言重了，但党委确有不可告人的意图。
聂元梓是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又是社教运动的重要人物。整聂元梓的时候，要其他积极分子表态。我们就是不表态，而且有的地方还为聂元梓辩护。领导小组找一些积极分子个别谈话，说聂元梓这个人品质恶劣，还有男女关系问题。康（生）老说：“聂元梓在延安表现不好，尽谈恋爱。”他们不便在会上端出来的材料，就在私下散布。要积极分子配合揭发批判。我们回答：聂元梓这个人是有毛病的，我们也知道。她个人有什么严重问题，该处分就处分，该开除就开除，我们不会为她辩护。但是因为参加了一场社教，站在群众一边，矛头指向党委，就整她，我们是不赞成的。
他们攻聂元梓的同时，我们攻王庆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做了一件不得体的事。社教中，美学教研室的杨辛向大家提供了王庆淑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题为《略论典型和典型性》。杨辛还写了一个按语，指斥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反攻倒算时，一切都翻案了，但那篇论文收不回去了。反对派意欲批判《略论典型和典型性》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因为理论性比较强，大家怂恿我来做。王庆淑的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５６年，无疑受苏联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当时还没有“修正主义”的概念，苏联的文艺思想在中国还是受追捧的。我的发言离开了写作的历史背景，过分吹毛求疵。事后多少年，我想向王庆淑说一声对不起。从一个长过程来看，她与任宁芬以及她的辩护派都不同，对自己没有“乱检讨”，对别人没有“乱揭发”，几次反复，没有颠来倒去。不管她有多少错误，她的为人是令人尊敬的。可惜，７０年代她离开了北大，没有机会再见面。
◇ 积极分子奋起反击
整聂元梓的时候，我们不发言。领导小组动员我们发言，我们依然沉默。１１月中旬，由我带头，积极分子奋起反击，对整风的领导、会议的开法强烈地提出意见。１１月１７日下午，我作了一次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是北大社教中国际饭店会议的重要文献，文化大革命中曾广为印发。全文如下：
郭罗基同志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７日
参加这次会议，受到很大教育。对张磐石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场过火斗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整风是有成绩的，所得的教益是终身难忘的。由于受到了教育，我很想积极参加讨论，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议的进展使人心情不舒畅，会议的气氛不利于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这是一个矛盾。最近，一部分人畅所欲言，另一部分人不敢讲话。昨天彭佩芸同志说，每个人都有民主权利，可以讲；每个人也有责任，应该讲。她还对我说，讲错了不要紧，鼓励我发言。那么，我就来讲一讲。
从会议的进展看，揭发聂元梓的高潮大概已经过去，现在要进入分析讨论。既然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引起一定的混乱，当然要分析讨论。但是，一部分人不断重复同一种意见，一部分人不敢讲话，这就没有办法讨论。为什么不敢讲话？因为会议有些障碍。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大家都讲话。我们对聂元梓也有意见，要提；但在现有条件下提，等于助长不良气氛。是她的错误谁也不能帮她抹掉；不是她的错误，谁也不能强加于她。
我把想不通的地方，加上一些感想和意见，谈以下十个问题：
第一，是否执行了《二十三条》中关于“三结合”的规定？
《二十三条》的第五条规定，在整个运动中必须逐步做到“三结合”，即工作队、原党委和积极分子的三方面结合。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补充规定，在工厂、学校不是“逐步做到”，而是一进门就要实行“三结合”。民族饭店会议纠正了张磐石的一大错误，在北大校一级实行了“三结合”。但这次整风的哲学系领导小组没有和总支的干部、积极分子结合，整风过程中看不到总支的作用。这样，总支如何把会议的成果带回去？我在９月９日第一次小组会上就提了这个意见。至今，领导小组没有表态。我希望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不要置之不理。
关于工作队问题。本来，哲学系的社教运动是以冯毅同志（山西省教育厅长）为组长的工作组领导的。
７月份宣布运动暂停，让工作组的同志先回去，等开学后再来。现在他们不在，成立了新的领导小组，又要讨论运动中的问题，这样势必有许多责任落在积极分子头上。许立群同志５月１４日的报告中说，过去是工作队领着大家干的，现在工作队要负起责任。过去哲学系的运动是工作组领着我们干的，他们不在，没有人为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在，也还有个态度问题，可能承担责任，也可能推卸责任；但那不要紧，总是可以弄清楚的。比如，有人说，斗争陆平这件事，聂元梓事先没有请示，事后没有报告。如果是这样，聂元梓的错误就很严重。现在弄清楚了，决定斗陆平的不是聂元梓，这个责任是不能推给她的。如果说现在是社教运动的继续，过去领导我们的工作组就应该回来；如果说现在是重新开始，就应该根据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一进门就要“三结合”。工作组没有回来，事实上是重新开始。现在的做法是否执行了《二十三条》中关于“三结合”的规定？是否执行了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的补充规定？
第二，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９月８日，彭佩芸同志在哲学系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通过总结工作，解决大是大非问题，达到办好哲学系的目的。这是很明确的。但是，讨论了两个多月，反而把明确的问题弄得不明确了。根据会议的实际情况，有必要提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１，从会议的进程来看，要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明确的。彭佩芸同志说，分三个阶段总结工作，按历史线索讨论，然后再讨论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从９月１５日到２５日的小组会，１０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大会是按历史线索提出问题讨论的。到了１０月１６日，大会突然提出讨论议程问题。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先讨论一、两个大家一致同意的问题，如冯定问题，其他不一致的问题可以挂起来。最近又说，先讨论运动中的问题，然后再讨论哲学系历史上的问题。对于社教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哲学系历史上的问题是挂起来还是继续讨论，还要看看再说。即使继续讨论，实际上会议的开法改变了。而且是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宣布改变会议的开法。这种改变并没有和大家商量。这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讨论的头和脚颠倒了。是怎样颠倒过来的呢？会议先提出讨论冯定问题；并限定在社教运动中的冯定问题；由此引出聂元梓犯了严重错误；最后号召大家从讨论聂元梓的错误中吸取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会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要吸取社教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也应该全面地讨论。不能仅仅以某人犯错误为前提来吸取经验教训。现在是不是有些同志只对运动中问题感到兴趣？民族饭店会议清算张磐石的错误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清算张磐石的错误是为了把运动进一步深入地、健康地开展下去。许立群同志的开幕词中说：“当前应该进一步深入开展社教运动，把已暴露出来的严重的四不清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不清，认真系统地加以解决，其关键是整党。”但是，到现在为止，哲学系在社教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的四不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相反，到处寻找和张磐石“划不清界限”的分子，到今天为止，在会上被点了名的有：聂元梓、张恩慈、陈葆华。聂元梓还不只是“划不清界限”，而且是“一拍即合”、“相互影响”、“谁领导谁的问题”。有人拿和张磐石划不清界限这顶大帽子到处吓人，而别人的问题好像就可以不提了。我们可以温习一下陆定一同志在民族饭店会议上的讲话，他说：“个人主义、独立王国、不民主、耍手段，不只是张磐石一个人有，……不要以为批评了张磐石，你就自以为百分之百的正确。”现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要不要总结工作，分清是非？要吸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的话，是否就是整一批和张磐石“划不清界限”的人？
２，从讨论所涉及的范围来看，要解决什么问题，也是不明确的。在大会上讨论了张磐石的指导思想，似乎要给民族饭店会议的结论添加新的内容。如有人说，张磐石的指导思想是联合坏人斗好人，联合修正主义斗马列主义，联合冯定斗陆平。张磐石的指导思想可以讨论，对过去作的结论不满意，也可以重作，但这牵扯到北大社教运动的全局问题，在哲学系的会议上作结论是不合适的，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还讨论了工作队队部的问题、政治部筹建组的问题、政治课的问题、经济系的问题，等等。讨论的问题如此广泛，似乎不好理解。但是又不难理解，看来是以聂元梓为线索串起来的。凡是与聂元梓有关的问题，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拿来讨论了。这是总结哲学系的工作，还是讨论聂元梓一个人的问题？
３，讨论聂元梓的问题又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有人说，是为了吸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可是又多方论证聂元梓的问题有特殊性，那么为什么不讨论大量的普遍性的问题而单单讨论一个特殊性问题呢？给聂元梓扣上“政治立场”、“违反组织原则”等帽子，对一般的积极分子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对运动中“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人又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聂元梓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讨论，她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批评。但是，现在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１）从四面八方提出问题，有的不是在哲学系工作期间发生的，有的与工作无关。这种批评是围绕总结工作，弄清是非呢？还是搞臭一个人？我们这里只能讨论与哲学系工作有关的问题，如聂元梓在其他方面确实犯了什么错误，查有实据，可交监委处理。（２）对聂元梓的批评包含了哲学系全部问题的结论。现在有人的分析似乎朝这方面努力：由于聂元梓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委不满，于是把对王庆淑有意见的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矛头指向党委。张磐石来了“一拍即合”，对陆平放了“第一枪”。是否想通过讨论她的问题，定性质，作结论，然后过去在运动中与她站在一起的同志纷纷检讨，这样哲学系的问题就算解决了？会上虽没有人明白地讲出来，但这是弦外之音，我想挑明了比较好。如果是这样，可以把结论早点拿出来。
在讨论中，过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感到有压力，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现在又成了斗争积极的人。而且说不能认为积极分子批评不得；批评了，又说不能认为这就是整积极分子。事实上，民族饭店会议以后积极分子一直在清理、检讨，接受批评，哪有批评不得的事？现在可以总的考察一下，会上哪些人畅所欲言，哪些人不敢讲话？哪些人受到鼓舞？哪些人遭到压抑？这种状况也可以联系到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来考虑。
第三，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追究个人责任？
过去有些同志反对整一个人，认为批评王庆淑一个人是绝对错误的；而现在又极力主张整一个人，认为批评聂元梓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可见“反对整一个人”的理论破产了。我不反对整一个人，要看该整不该整。整一个人可以是追究个人责任，也可以不是。现在，对聂元梓的批评，是追究个人责任。如讨论冯定问题，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一方面在社教运动中对冯定的批判、斗争不够；另一方面围绕冯定问题，北大党内上上下下的四不清问题，没有很好揭发。在北大，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能够长期“和平共处”？难道只是有一点官僚主义，或者还有一点自由主义？张磐石在冯定问题上的错误，就是这两方面都没有抓。现在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都没有很好总结。讨论冯定问题，只是落实到一点，即聂元梓犯了所谓政治立场错误。而且，既然认为对冯定批判、斗争不够是一个错误，就应研究如何进一步对冯定进行批判、斗争。这方面也根本没讨论，只是证明聂元梓犯了严重错误就心安理得了。这就是追究个人责任。再就聂元梓的错误来说，聂元梓提出党委对哲学系搞两个“政治陷害”，有人着重是她第一个提出的，因而是政治立场错误。这就是追究个人责任。如果是总结经验教训，应该指出，不论谁说党委搞“政治陷害”都是错误的，应该着重分析这种错误的内容和产生这种错误的环境。党委在冯定问题上有缺点错误，但不能提到“政治陷害”的高度。当时，有一种共同的思想情绪统治着大家的头脑。说党委搞“政治陷害”是大家同意的，说这种话的人不少，不能认为聂元梓说了就是政治立场问题。谢龙、冯瑞芳等人讲党委的“政治陷害”、“政治谋害”，“政治迫害”，讲得比我们还起劲，现在又振振有词地批评别人，这样能吸取到什么经验教训呢？第三本参考资料中有很多经验教训，不要以为一部分人的话都是错误，要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分析，另一部分人的话只要说一句那是“乱检讨”、“乱揭发”就完了。如果不很好吸取经验教训，着重“第一个”，突出一个人，在客观上就为那些“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人创造了方便条件。对共产党员来说，无论对自己有多大压力，也无论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都不应“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还没有到掉脑袋的时候，就来“保全自己、牺牲别人”了，如果侵略者打进来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决不做“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人！
第四、怎样总结经验教训？是从原则上总结，还是搞繁琐哲学？
许立群同志５月１４日的讲话中说：“承担责任恐怕只能概括一点。当然，态度要明确，不要吞吞吐吐。对过去这一段斗争中的缺点，检查得太具体了，恐怕反而会把事情引到不实事求是的境地中去了。因为，过去有些斗争，本来就是在是非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现在又仓促地检讨一通，恐怕不容易合乎实际。这个看法如果对，就请大家向被错斗或斗过头的同志讲清楚。”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讨论、检查是讲得太细了。特别是钟哲明的发言做了开端，把琐琐碎碎的事都拿到会上来核对。有些事情一时核对不清楚，马上说是聂元梓不老实，这样，就会把事情引到不实事求是的境地中去。陆平和聂元梓核对一个事实，搞得很尖锐。公开批判冯定的事，陆平说事先打电话通知她要她告诉同志们，而聂说陆平让她不要告诉同志们。性急的人就会得出结论，一定是聂元梓不老实。第二天，陆平作了更正，这很好。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别的核对不清的事情都是聂元梓不老实吗？在有的问题上，是聂的记忆模糊。如批判冯定的计划，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是指面对面斗争的计划，不是全盘计划。第六十六期简报也说的是这个计划。聂元梓把两个计划搞混了。有人就说她是捏造、撒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关于捏造、撒谎的指责有一个能站得住脚。会上撒谎的人倒是有的，如谢龙就在会上撒谎，当面被揭穿，为什么对这种现象不批评？
讨论问题应该有个边，设定界限。过去批评我们让冯定在会上讲常委会的问题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但这次彭佩芸同志却把冯定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又拿来说了一遍。还有人把工作队内部的问题也拿来讨论，干部精简的问题也拿出来讨论了。会上还宣布不应该有“内幕”，什么都可以揭发。这到底是从原则上总结经验，还是要揭发一切“内幕”？
过去北大党内斗争没有好的传统，问题很多。上面整下面，下面整上面，凡是过火斗争，都要很好地从原则上总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火斗争没有吸取教训，应该补充总结。不能认为过去上面整下面的过火斗争可以撇开不谈，这一次群众批评领导的过火行为，又抓住不放，而且搞得如此繁琐。繁琐哲学是手段，不是目的；搞繁琐哲学究竟为了什么？
第五，社教运动中积极分子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
现在许多人号召我们“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要我们“醒悟”，“悬崖勒马”。我们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能不革命；犯错误并不可怕，决不能丢弃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如果说这就叫“执迷不悟”，我愿意“执迷不悟”，当然不是说错误不可以批评。犯了错误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甚至反过来指责那些继续革命的人，难道这就叫做“醒悟”吗？
现在笼而统之把积极分子犯的错误都和张磐石联系起来，这也是不妥当的。我认为有几个界限要加以区别：哪些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缺点？哪些是主观上犯错误？如果把难以避免的缺点，都叫做犯错误，这是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苛求。哪些是《二十三条》前一般性的错误？哪些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特殊性的错误？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哪些是张磐石的错误？哪些是积极分子的错误？
我们哲学系积极分子最大的错误是斗争了陆平。有人说，聂元梓是政治立场错误，因为哲学系第一个斗争了陆平。要不要斗争陆平，不是我们的错误，这是工作队交给我们的任务。当时张磐石认为，哲学系是革命的熔炉，谁不老实就拿去斗一斗。还说张学书要是不老实，也拿去斗一斗。斗陆平斗得如此过火，这是我们的错误。这件事，我们一再作了检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并愿意在他领导下好好工作。现在对聂元梓提出，哲学系斗争了陆平就是政治立场错误，斗陆平不是聂元梓一个人斗的，是不是意味着哲学系的所有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立场错误？难道参加了一场革命运动就是犯了政治立场错误吗？
第六，有没有团结的愿望？
这次会议，高喊要团结，实际上处于严重的分裂局面；会议开了几个月，分裂局面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加深。现在可以对哲学系党内斗争作一历史的考察，谁有团结的愿望？谁没有团结的愿望？谁应对造成分裂的局面负责？一开始，分裂局面是王庆淑的错误造成的。只是在社教运动中，才出现了一个空前团结的局面。当时，对于这个空前团结的局面，除了王庆淑以外，是人人歌颂的。后来有人说，这个团结是假的。即使团结是假的，我们积极分子具有充分的团结的愿望，这不是假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有些同志会说假话、做假人。在运动中，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把哲学系的同志团结起来，办好哲学系。当然，对王庆淑，团结的愿望不够，这是不对的。在民族饭店会议揭发了张磐石的错误后，我们还认为应该珍惜运动中的成果，愿意在团结的基础上继续解决哲学系的问题，并愿意把王庆淑也团结进来。但是有些人不同意，说他们在运动中“颠倒了敌我关系”，才和我们搞了假团结；就是说，在运动中他们把王庆淑看成“敌”，把积极分子看成“我”，现在又要把这关系颠倒过来，他们一再声言要回到“原则的立场”上来，即是说要恢复到运动前的分裂局面。这样，运动中所出现的团结，就被彻底地破坏了。此后，分裂局面一直存在，而且在加深。
对聂元梓有没有团结的愿望？她说会上把她当敌人看待，这个说法有点过分，不大妥当。但确有对她采取非同志式的、态度粗暴的情况。
第七，是说服，还是压服？
党内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讲事实、摆道理来解决。我们的会越开越大，除了哲学系的同志外，先后有中宣部、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的２５个人参加我们的会，最后还有经济系全体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这只能是扩大声势，加强压力。会上的许多发言是重复已经讲过的东西。有的人对着扩音器大声叫喊，还说这是对犯错误的人“大喝一声”，完全必要的。会上有人起哄、哄笑、拍桌子、捶胸顿足，打断发言，除了还没有用皮鞋敲桌子以外，别的精彩节目都上演了。会下有人骂人，向领导小组反映了，也没有作严肃处理，只说不要告诉被骂的本人。这样一种开会方式能不能进行说服？
在正常情况下，结论高了，或者低了，是可能的，可以讨论，不能算压服。但毫无根据地乱扣帽子是要不得的。扣了帽子，不准反驳；若要反驳，扣上更大的帽子，这就是压服。会上居然有这样的提法：哲学系的问题所以长期谈不到一块，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同志对中央、市委不信任。难道不同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信任市委、不信任中央？有的同志给领导小组提了点意见，就说这是怀疑领导的正确。这些，究竟是说服，还是压服？要压服，其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
第八，允许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了，听得进听不进？
在我们的会上，不同意见肯定是有的。请看看近来的简报，不同意见反映出来的有多少？除了核对事实的发言外，比较明确地讲了不同意见的只有三个人，就是孔繁、陈葆华、张恩慈。他们发言后的遭遇又怎样呢？孔繁发言后，就批评他说的大部分是小是小非，无是无非，甚至无事生非；而且还要改变会议的开法。其实，他的发言无非是对前一段会议提出的问题全面答辩。围绕同样的议题发言，为什么一方的意见是大是大非，而另一方的意见就是小是小非呢？陈葆华发言后，就说她为聂元梓辩护，和张磐石划不清界限。更严重的是，张恩慈发言后，对他批判揭发了一整天，说他和张磐石划不清界限，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态度，怎么能听取不同意见呢？
对问题的看法，我们并不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希望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共同讨论。但是就连核对事实的说明是否听得进呢？钟哲明讲的就说都是“基本事实”，别人讲的只是“一种解释”。如追稿件（批判冯定的稿件）的问题，钟哲明认为是哲学系破坏了党委统一的组稿计划。我们一再说明，因为《中国青年》早就有约，所以先把稿件送给它，另外，我们准备再给《红旗》写一篇。钟哲明硬说这是“一种解释”，还是“不能成立”；其实这是事实，不是“解释”。我们说明情况、摆事实都听不进去，如何能进一步讨论呢？
第九，是提倡唯物辩证法，还是提倡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会上，繁琐哲学是有的，前面讲过了。形而上学，也是有的。会上明确的讨论题目只有一个：冯定问题。就以这个题目的讨论，来看一看讨论的方法论。讨论这个题目，一再提醒，有个限定：只讨论社教运动中的冯定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问题，一个是对社教运动中的错误的估计问题；这两个问题的交叉点，就是所谓社教运动中的冯定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应从历史发展中考察冯定问题，从社教运动中的各种事件的全面联系中考察冯定问题。但是在会上，一再强调要讨论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社教运动开始后的冯定问题；主张对冯定问题作历史的分析，就被认为是偏离了讨论的中心。其实，冯定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在社教运动中发生的。如果要研究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被揭露以后，哲学系的同志是否同他的错误作了斗争的问题，应该从１９６４年９月张启勋的文章发表说起。张文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中，哲学系集中力量同冯定的错误作了斗争，社教运动中的冯定问题，是这一斗争的历史发展。现在，有人把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一刀两段，只抓住后一个片段就大做文章，说是在社教运动中没有同冯定作斗争。社教运动中，在冯定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是和把陆平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联系的，不考虑这种联系是难以理解的。在讨论中，首先是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把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些限定，然后又交给大家一个非此即彼的公式：不是斗争，就是联合。哲学系没有像斗陆平那样斗冯定，所以结论就是：联合冯定，斗争陆平。有人问：不是斗争，就是联合，难道还有第三种回答吗？第三种回答当然是有的，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回答，而是这样：哲学系同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作了严肃的斗争，但在斗争中有错误和缺点。正是这样的回答，也许比较合乎客观实际。作出联合冯定、斗争陆平的结论，是采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即用静止的、孤立的、绝对的观点看问题的结果。
第十，领导小组是否可以对会议的进展作一个小结？是否还可以作一些必要的自我批评？
我讲这十个问题，目的就是希望出现一个良好的环境，有利于讨论问题，改变目前一部分人畅所欲言，一部分人不敢讲话的局面。我讲的一定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我自己认识到了，就作更正。
我讲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李存立接着发言：“这次整风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应向大家宣布一下，使大家心里有底。会上讨论的问题，一个还没讨论清楚，一下子又转入另一个问题。如从讨论冯定问题转向批判聂元梓。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又转向对这些同志的批判。例如对张恩慈。现在郭罗基同志又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是否又要转向对郭罗基的批判？”他还说：“我们社教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与你们所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我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社教运动所犯的错误；你们呢，则是犯了保全自己、牺牲别人的错误，对陆平、王庆淑乱揭发乱批斗。你们还有脸批判我们吗？”
又有李真、孙伯鍨、岳田、孙蓬一、李清崑、宋一秀、刘路、陈葆华、赵正义、张恩慈等人发言，一连讲了几天，对会议的领导提出意见，打乱了原先的部署。
他们批评张磐石的一大错误是没有实行“三结合”。我责问，现在是否实行了“三结合”？他们想了几天，领导小组成员李康林发言，进行辩解。她说现在是整风，不是社教，不适用《二十三条》。马上有人指出，陆平、彭佩芸都讲过，整风就是社教的继续。他们无言以对。
（未完待续）
□ 摘自《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溪流出版社，２０２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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