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

国际饭店会议上反对派带头的人物是孙蓬一。社教期间，他参加工作队队部的活动，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他是贫农出身，烈士后代，１４岁参加八路军，根正苗红，讲话肆无忌惮。社教的时候我不是重要人物，只是三等积极分子，而且被人认为是一个动摇的积极分子。但是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我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我抵制那套“左”的做法，激烈地反抗。当时反对派深知，与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对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但为真理而斗争，不得不坚持。我们常常高唱《国际歌》，唱到“要为真理而斗争”时，特别激昂慷慨。反对派中有人朗诵夏明翰的绝命诗以自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孔繁，是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平时不拘言笑，常常一语中的。他接着说：“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以后作为一个口号传开了。我们，意志坚定，心情悲壮。大家都有接受厄运的思想准备。

又要说到任宁芬了。国际饭店会议之前，她看到反攻倒算的来势汹汹，向党委承认错误，表示要跟张磐石工作队划清界限。会议一开始，她不和我们一起坐在右侧，而是坐在中间一列。我们有点纳闷。一发言，她的腔调变了，才知她“起义”了。她还对我阵前喊话：“郭罗（哲学系的人对我的爱称），你本来对张磐石工作队是有看法的，你应当起来揭发。”我回答：“我对张磐石工作队是有看法的，当时你还批评我‘动摇’；我对现在的反攻倒算更有看法，对你的反复不敢奉陪。张磐石工作队是‘左’的，现在的反攻倒算更‘左’。”

问：是啊，张磐石搞“左”的一套，你是反对的。现在清算张磐石的左倾错误，你为什么又反对呢？

张磐石工作队领导的北大社教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左”是不对的。但“左”和“左”还不一样。社教以前，陆平党委的“左”，是运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整群众；张磐石工作队的“左”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整领导。而且自上而下地整群众多少年之后，自下而上地整领导才两个月。自上而下地整群众，多少人被戴帽、处分，还逼死了人；社教中虽批斗了领导，但没有一个人被戴帽、处分，更没有逼死一个人。批评张磐石工作队的“左”是应该的，我和哲学系的积极分子不是反对清算张磐石的左倾，而是反对校系两级领导，否认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反攻倒算，又回到自上而下地整群众，而且比工作组的过火斗争更凶。我们要维护的是群众对领导进行批评监督的权利。

◇　抓“反党小集团”

１１月２１日上午，邓拓在市委大楼的办公室内召集宋硕、陆平、彭佩芸、刘文兰还有五六个批聂的干将开会，发表了长篇讲话：“张磐石之所以能掀起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哲学系有这么个总支书记，有这么一帮人。”“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党性，抱成一团。……现在看来是与党完全对立的小集团。”这些人听了邓拓的讲话很受鼓舞，又掀起一阵批判积极分子的高潮，意欲把我们打成“反党小集团”。

没有效果。邓拓对彭佩芸不满：“过去我认为彭佩芸很有办法，这次知道了，她就是个搞办公室的角色，管家可以，挂帅不行。”因此换了宋硕来“挂帅”。宋硕也不行，慨叹：“哲学系这块冰怎么就化不了？”

◇　草草收场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报刊上展开了讨论。北京市委感到形势不妙。将国际饭店腾出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哲学系的整风会议搬到东单市委北极阁招待所，居住条件差多了。

宋硕在他们的内部会议上说，现在形势紧迫，会议不能再拖下去，拖下去就要犯错误。他还说，对聂元梓不要揪住不放，因为掌握不到很多材料。于是，他们准备紧急收场。（见北京市委干部“庞文弟交待材料之一”，１９６７年３月。）

１２月２０日下午，彭佩芸代表领导小组发言，谈聂元梓在哲学系整风和社教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有四条结论性的意见，算是定案。

１２月２４日上午，聂元梓发言，对自己在哲学系整风和社教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第四次检讨，并对彭佩芸代表领导小组发表的结论性意见谈了不同意见。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陆平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打印稿有２１页。他说：“在哲学系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在思想意识领域内，敌情是严重的，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一派左倾言论。他强调：“要办好哲学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走毛主席指出的半工半读的道路，这是哲学系的根本问题。”所谓“半工半读道路”，就是彻底毁了北大。

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党委组织部长伊敏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谈哲学系历史上的是非和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

１月１２日，彭佩芸代表领导小组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谈哲学系的团结问题。

这几个长篇发言都要大家讨论。我们意识到，他们要快快收场。我们有意见也不提了，让他们的官样文章顺利走过场。把我们打成“反党小集团”的图谋，终究没有得逞。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长达７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宣告结束。

聂元梓为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与检察院副院长吴溉之结婚。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点燃以后，１９６６年６月５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中说：“陆平……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７个月之久。这是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文革开始后，就滥用“革命”和“反革命”的概念了。

第十九章　在怀柔搞“四清”

在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我们反对派不作检讨是准备付出代价的，会后也许就是长期的劳动改造。张恩慈对我说：“郭罗，你身体不好不用担心，干活的时候我们多干点，你在一边歇着。”最后的决定，不是劳动改造，而是下放农村。先是参加“四清”，“四清”结束后就地另行分配。陆平不像一个大学校长，倒像天桥的把式，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是说我打击报复吗？我就要打击报复。这回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当时我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能今后就是当农民了，将在农村消磨一生。哪知道后来情况又起了变化。

◇　到了怀柔县驸马庄公社北房大队

反对派被化整为零，一个公社一个人，叫你无法相互联系。我被分配在怀柔县驸马庄公社。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国际饭店会议结束，２０日就下乡。先到怀柔县“四清”工作团报到。

问：把你下放到怀柔，那是好地方呀！

那时，怀柔是个荒凉的地方。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十字街头，入夜空无一人。在招待所住下，没有暖气，被子又脏，和衣而卧，冻了一夜。城乡差别，深有感触。

第二天，驸马庄公社开拖拉机来接我。驸马庄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名郭超，是一位５０岁左右的女同志，原北京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她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了，叫北房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桂荣来领我。我想，她的冷淡是有原因的，上面一定给她打过招呼，郭罗基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　解决工作队内部矛盾

北房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有２０多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干部和教师，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去的时候，工作队内部正在闹矛盾，矛盾的发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看不起轻工业学院的干部和教师，认为他们水平低，执行政策有问题。他们开过几次会，没解决问题，很苦闷，大家不开心，工作受影响。我去了，两边的人都希望我讲讲公道话，解决矛盾。我不忙开会，先找人谈心。发现关键人物是清华大学姓陈的学生，他对工作队的领导意见很大，而清华的学生都听他的。我着重做他的工作，指出：你的意见本身有合理的地方，但提出合理的意见不是改进了工作，而是有损于团结，为什么？那是因为提意见的方式有问题，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有缺点。他的思想通了，才开会。会上，不是争个我是你非，而是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开成了团结的会、融洽的会。会后，工作队的气象焕然一新。他们赞扬我：“老郭水平高。”以后工作队的大报告都叫我去做。我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挨整半年之后，现在受到群众的尊重，心情特别好。

小陈腰椎有毛病。有一天，打了一个喷嚏，腰不能动了，也走不了路了，只好躺着。工作队的同志们十分关心，特别是他意见很大的两位同志，热情照顾，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此，工作队内部团结友爱，没有矛盾了。

◇　清政治，清思想

１９６３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规定的“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１９６４年的“后十条”，将“四清”扩大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尔后，称“前十条”的“四清”为“小四清”，“后十条”的“四清”为“大四清”。

北房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是１９６５年８月进村的，搞了半年，清经济已经结束。我来了之后，正好进入清政治。清政治首先抓敌我矛盾。我作了对敌斗争阶段的动员报告，主要是号召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着重清查外来人口和外逃人口。

“四清”工作团团长郭超改变了对我的冷淡态度，她说我的动员报告讲得很好，将讲稿略加修饰转发给其他“四清”工作队作参考。清政治之后是清思想。北房大队以团支部书记李文德为典型，批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家受教育。

他的主要问题是斤斤计较报酬；不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而是工分第一；得利多就多干，得利少就少干以至不干。当时的口号是“兴无灭资”、“为革命种田”。清思想还是由我作动员报告，然后李文德作检查，一连几天分小组讨论，以李文德为镜子，克服个人主义，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那时的思想工作是很虚的，大多是唱高调。

我在北房大队只待了三个多月，４月下旬，郭超找我谈话，调我到驸马庄大队当“四清”工作队指导员。她说：北房大队是一类队，开展工作比较顺利；驸马庄大队是三类队，工作“崴泥”了，让你去挑重担。她还说：你来的时候，市委有交待，说是不能当领导。我们要任命你当指导员，他们不同意。我顶了他们一下：“你们把他放在我们这里，怎么使用是我们的事。你们不同意我们的安排，可以把他调回去。他们没辙。”

◇　吃“派饭”

我在北房结识了轻工业学院外语教研室的俄语教师刘渝宜。我们是在一起吃“派饭”的伙伴。

问：什么叫“派饭”？

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工作队的守则。工作队的成员都在老乡那里挨家挨户轮流吃一天，叫做“派饭”。北房村比较富裕，每天能吃到米饭或馒头，加一个熬白菜。那米饭和熬白菜特别可口，条件好的人家在熬白菜里加几滴香油，更是美味。每顿饭吃完，老乡都泡一壶茶，每人喝一杯。老乡不刷牙，这个习惯起了清洁牙齿的作用。老乡都乐意工作队去吃“派饭”。每人吃一天付五毛钱，这是难得的现金收入。

我和刘渝宜接触多了，她悄悄地告诉我：“你来以前，市委来人对我们说：‘北大有一个讲师要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有问题的人，你们要加强监督。’有什么问题？他没说。你来了之后，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好，都说不像是‘有问题的人’。”我们相互之间产生了好感，但工作队有纪律，“四清”期间不准谈恋爱，故不能表白。我离开北房的前一天晚上，吃过“派饭”，她说送送我，在村里散步，大家都不说话，此是无声胜有声。

到了驸马庄大队，感受到三类队的气氛确实不同，工作队也是愁眉不展的。吃“派饭”从来没有像北房那样，全家在一起吃，也没有米饭、馒头、熬白菜可享受了。老乡的主粮是白薯干，白薯干都晾在房顶上，中午时分，搬个梯子上房顶，吃饱了就下来。对工作队，将白薯干在锅里蒸一下，算是优待。所以，我们吃“派饭”总是单开。蒸热的白薯干不难吃，像牛皮糖，但吃过之后会反胃酸。有的老乡家提供咸菜，说是吃白薯干边吃咸菜就不会反胃酸了。我在驸马庄还平生第一次吃了榆树皮。听说过，灾荒的年景或青黄不接之际，可以吃榆树皮，非但没有吃过也没见过怎么吃。榆树皮，粗糙的外层是不能吃的，能吃的是白净的内层，而且要把它磨成面。为了优待工作队，在榆树皮磨成的面里加一点棒子面，调成稠糊糊。煮一锅开水，把稠糊糊放在一个木制的平底漏勺里，压成一条一条的，有筷子粗，掉在开水里，煮熟，加一点野菜。这叫压饸饹。我们城里人的肠胃对这种东西不能适应，吃了大便很困难。

◇　当工作队指导员

郭超和我谈话，谈任命的同时也谈任务。驸马庄大队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都清过了，但村里的生产和工作毫无起色。现在很麻烦，既不能从头再来一遍，又不能就此了结。怎么办？她提出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总结，补一补课。群众性的总结抓四个“大”：大摆成绩，大摆缺点，大找原因，大想办法。

我进村以后，听到传说“工作队要走了”。有的老乡说：“就这样走了？”意思是就这样不能走。

１９６６年的五一节，我作了开展“四大”的动员报告。首先安定人心。我说：“工作队的老队员非但没有走，我作为新队员不又来了嘛！”运动搞得不能使群众满意，工作队是不会走的。大伙可以讨论讨论，怎样使群众满意？工作队怎样才能走？因此，我们要进行一番总结，开展“四大”：大摆成绩，大摆缺点，大找原因，大想办法。

运动搞得怎么样？可以用六把尺子来衡量。

一，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三，干部参加劳动了，还是不参加劳动？
四，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建立起来？
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六，生产有没有搞上去？是增产了还是没增产甚至减产？

三类队的工作是很难搞的。开会的地点是一个破庙。农民是没有时间观念的，说是晚上开会，有的７点就到了，有的９点才来。干了一天活，开会正好闭目养神，有时竟鼾声大作。也有人抽烟，抽的那种劣质烟很呛人，满屋子乌烟瘴气。讨论起来，不是沉默就是跑题。

工作队研究，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又由我讲了一次党课。

“四大”没有搞完，我就离开了驸马庄。估计结果不会太理想。

◇　广播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早上，村头的大喇叭里广播的“新闻联播”，第一条竟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我十分惊诧，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芸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判性的语言，很有气势。还有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是爆炸性的，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我很震惊，也很不解，北大怎么会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无论怎样，很兴奋。虽然不知底细，我断定上面出了大事。后来知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６月１日晚上８时就广播了。我意识到，我们翻身了，命运即将改变。

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党中央的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组成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北大党委的职权。当天，北京市委通知，所有“四清”工作队中的北大师生立即返校。像我们这些“需要在农村中长期改造”的人，也在返校之列，想必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我是工作队指导员，需要交接工作，６月６日才返校。

第二十章　毛主席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从农村返回北大，我是哲学系的最后一个。战友们已经在惦记了，相互探询：“郭罗怎么还不回来？出了什么事了吗？”

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我回到北大时，已是晚上。国际饭店会议后一别半年，现在又胜利地会师了。战友们特别激动。中国人是不习惯拥抱的，这时却情不自禁地热烈拥抱。

他们首先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说：“我当了工作队的指导员，需要交接工作。”

“不是说不准当领导的吗？你怎么会当上指导员？”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开明的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

◇　七人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

这半年里，发生了许多大事，我们在乡下一无所知。

哲学系人心离散，许多人都想逃脱这是非之地，一走了之，有门路的人迅速行动。朱泽浩去了中央机关，曹琦去了宗教研究所，李存立去了铁道学院。杨克明去了电工研究所，但他的家还住在北大。张恩慈去了新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又参加曹轶欧的调查组来到北大。

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深夜。

我的行李还没运到。李清昆的爱人王秀芳不在，我和李同睡一床。

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七人大字报。

这七个人并非都是哲学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怎样聚在一起的？

聂元梓已经去怀柔报到参加四清，回北大取行李，得了感冒，于是赖着不走，想寻找机会调离北大。
赵正义（总支副书记）是哲学系大部分人下乡后留守的干部。

宋一秀得了肝炎，不能下乡。

夏剑豸已经下乡了，因妻子生小孩暂时回城。

杨克明调到电工研究所了，人还住在北大，常与哲学系的人在一起。

国际饭店会议后，哲学系的反对派心有不甘，怎样才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改变命运？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上面告状，然后由上面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纠错机制，必须由权力大的来压权力小的。北大的案子已经涉及书记处书记彭真和总书记邓小平，上告，要越过他们到达两位主席，毛主席和刘主席那里，才有希望。

批判“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聂元梓他们知道北京市委出问题了，于是蠢蠢欲动。５月１９日晚，北大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聂元梓、赵正义参加了。

确证彭真出问题，他们就按捺不住了。聂元梓、赵正义找了几个人商量，他们的思路还是上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杨克明说，写什么信，写大字报吧。杨克明是受了张恩慈的启发。张恩慈曾告诉我，他在路上遇到杨克明，走到大饭厅的时候，杨问他：写了材料怎么往上送？他说：“写什么材料，北京市委大楼里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接着问他：“是不是曹轶欧对你有什么授意？”他说：“没有。”杨克明一说写大字报，聂元梓第一个赞成，她说，她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信，还是田家英转的，给北京市委也写过信，都是石沉大海。接着大家都赞成。赵正义和宋一秀应《解放军报》之约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赵正义就把它改写成大字报。大家讨论以后不满意，由宋一秀写了二稿。５月２４日晚上，大家讨论还是不满意，杨克明自告奋勇：“由我来修改。不用再讨论了，明天一早，我去上班之前，把稿子留下，你们来抄就行了。”他自以为很有把握。５月２５日，杨克明上班之前把稿子交给了高云鹏。杨克明说是“修改”，实际是重新写了一篇。宋一秀写文章比较书生气，这张大字报那种盛气凌人的风格完全是属于杨克明的，怪不得后来他成了“梁效”的成员。在２４楼２０４号宋一秀的房间里，高云鹏、赵正义、夏剑豸、宋一秀对杨克明写的稿子边讨论边抄写。讨论中，他们删掉了社教后期陆平、彭佩芸反攻倒算的段落，集中揭发文化大革命问题。大字报的内容不是说理的，仅仅针对宋硕他们提出的关于“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积极引导”等要求，就认为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破坏文化革命”，“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高喊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大字报，开大批判的恶劣文风。聂元梓也来了，她加了最后的三个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颇为耸人听闻。

签名时，聂元梓拿起笔来签了头一名。后来张恩慈还责备杨克明：你们怎么让聂元梓签了头一名？杨克明不在场，他的名字也是由高云鹏代签的。大字报遭受围攻时，杨克明还埋怨高云鹏：“为什么把我的名字签上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北大了？”后来成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他又和宋一秀争“谁是大字报的起草人”了。

高云鹏和夏剑豸各抄写了一份。高云鹏抄的一份拿出去贴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李醒尘。他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没有参与哲学系的党内斗争。他看了大字报以后表示同意，签上了最后一名。夏剑豸抄的那一份被文物单位要去保存了。

◇　大字报是康生授意的吗？

问：传说，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指使他的老婆曹轶欧的授意下产生的，事实究竟如何？

传说不实，但流传很广。说得最起劲的是两个人，一个陆平，一个彭佩芸。其他人是以讹传讹。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上午，陆平接受《北京日报》记者林浩基的采访，发表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见《历史在这里沉思》２，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文章说：“原来曹轶欧临行之前，康生面授机宜，明确要调查组在‘北大点火，往上搞’。”“由谁来带头‘点火’、‘揭盖子’呢？”先是找了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策动陈守一‘点火’失败之后，他和他的老婆又多次与聂元梓密谈。”“５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反对激烈，……康生恶狠狠地狂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露出一副赌棍的凶相。”“他要走大字报后，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继续他精心策划的这张大字报的阴谋活动，报告了毛主席。”

聂元梓等６人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后，聂元梓说，她和杨克明通过张恩慈找了曹轶欧。他们习惯性的思维认为，重大问题党员要请示党组织。向谁请示？向北大党委请示固然不行，彭真的北京市委已经垮台，新市委不知找谁，所以就找了上面派到北大来的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他们所谈的全部内容只有一点，问：“想给陆平贴大字报，行不行？”曹轶欧回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聂元梓《我在文革旋涡中》第２１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但张恩慈和杨克明否认有此行动，指斥聂元梓编造事实。大字报的签署者，除聂元梓以外，其他６个人都没有见过曹轶欧，也不知道聂元梓见过曹轶欧。聂元梓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即使不是有意编造，她常常把想象当事实，同一事实，说两遍往往不一样。

即使按聂元梓所说，这是贴大字报以前她和曹轶欧唯一的一次接触，不是如陆平所说的“多次密谈”；接触的只有曹轶欧一人，不是如陆平所说的“他（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谈话没有任何授意。是聂元梓主动找曹轶欧，不是曹轶欧主动找聂元梓。是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的立意在先，曹轶欧的支持在后。陆平所说“‘调查组’亲自出马，直接授意写大字报。”更是子虚乌有之事，他也没有提供证据。大字报贴出后，曹轶欧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才让张恩慈到哲学系要底稿。陆平说：“他（康生）要走大字报后，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继续他精心策划的这张大字报的阴谋活动，报告了毛主席。”说颠倒了。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６月１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毛泽东看到的大字报，是刊登在《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１３期上的，随即在《简报》上写了一段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年谱》第５卷，第５８９页。）所以，不是康生的“阴谋活动”，将大字报底稿报告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要康生“酌办”，全文广播。陆平说康生“狂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这是１９６６年７月的事。７月１９日，聂元梓在大饭厅外面向群众发表反工作组的谈话，哲学系的老左派是不赞成的。中央文革的关锋说：“哲学系的老左派不懂辩证法。”康生才说：“聂元梓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康生的这句话是指反工作组，与七人大字报无关。陆平把康生的这句话提前了一个多月，移花接木。陆平的许多说法不免捕风捉影，甚至连风也没有，影也没有。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说：“有人说……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王力反思录》下，第６０３页，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彭佩芸写了一篇《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发表在《百年潮》２００６年第２期。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因为人们认为陆平的说法缺乏证据，故彭佩芸罗列了三条证据。文革时在校的历史系学生王复兴撰文驳斥，三条证据一条也不能成立。（见王复兴《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的原因》，《回顾暴风雨年代》，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康生本人也有自我吹嘘的说法。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反工作组的万人大会上，康生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据说这是毛泽东的说法。康生又说：“６月１日，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毛主席指示中央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杨克明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闪烁其词，好像他起了什么不可言喻的作用。江青又对聂元梓说：七人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在杭州，她亲自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这时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的人呀。（聂元梓《我在文革旋涡中》第５１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毛在《文化革命简报》第１３期上的批示铁证如山，康生和江青的说法都不足为凭。

陆平、彭佩芸散布七人大字报的产生是康生、曹轶欧的授意，转移了视线。其实，这张大字报产生的真正的根源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是国际饭店会议整人逼出来的。为什么大字报产生在哲学系？还不是因为在北大社教和社教失败以后哲学系斗争最激烈，在斗争中炼就了一批高压之下不屈服的人，成为火种。七人大字报是北大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的产物。“五一六通知”的传达起了催生的作用，将酝酿告状的行动转化为公开贴大字报；否则，聂元梓等人不会有那么大的胆量。

毛的批示中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在看到大字报以前，他已经有了“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的结论，大字报的作用是“从此可以打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的结论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１９７６年记载：

５月１１日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１３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第５８６页。）

毛对张恩慈的《意见》极为重视。《意见》的内容就是对陆平、彭佩芸以及他们背后的彭真等人的“尖锐的看法”。从北大点火，往上烧，是符合毛的战略部署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吴传启贴出了大字报，５月２６日，教育部卢正义贴出了大字报，北京市委大楼里的大字报出现得更早，毛泽东为什么单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不是没有原因的。

事后１２年，还有人无根据地大胆胡说。《北京大学纪事》（下册）载，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５日，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周林作了总结。“他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策划的，是个圈套、大骗局，欺骗了毛主席、党中央。”（第８２６页）他还有新的说法“是个圈套、大骗局”。事实根据呢？没有。

◇　七人大字报贴出以后

七人大字报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两点多贴出去的，贴在大饭厅东墙，是１９５７年右派闹事的老地方，所以有人说：“谭天荣又来了！”谭天荣是１９５７年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

大字报的出现产生了轰动效应。正在走向教室的大学生，不去上课了，聚在大饭厅周围。最初的直觉，多数人认为这是反党大字报。高云鹏被人揪住，受到围攻，还有推搡拉扯。少数得知“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人表示支持。哲学系的学生对党内斗争有所风闻，也表示支持。反对的和支持的激烈辩论。有人在大字报前宣誓保卫校党委，也有人高喊：“打倒陆平！”晚上，陆平召开党委会议，商量对策。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副书记崔雄昆是支持大字报的，拒绝参加会议。此后，校园里的大字报就呈现出一面倒的反对、批判、声讨之势。

中共华北局书记、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来到北大，已是１２点，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他说：“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他的说话很谨慎，虽有暗示，没有明说。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也来了，他说是总理派他来的，传达总理的指示：贴大字报可以，但要内外有别，应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

反对者似乎得到了鼓舞，要求大字报作者撕下大字报，认为支持者应作检讨。

党委决定，开辟３１楼附近的学三食堂作为贴大字报的场所。２７、２８日统计，批“三家村”的１００多张，批聂元梓的４００张。很快，食堂里贴满了，还是贴到外面。

６月１日晚８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宋硕、陆平、彭佩芸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张大字报，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恶劣的先例，被大字报点名，戴上帽子，就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后来连聂元梓本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开端”。

大字报广播后，全校震惊！当晚，电台接到５９人次质询电话，问：“是谁让广播的？”（以上均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６４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６月２日早上，重播了大字报，还有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通栏的标题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这篇评论员文章，要解释一个大问题，像聂元梓他们那样，反对基层党组织，非但不是反党，而且是坚决的革命行动。这就把１９５７年流行的逻辑翻转过来了。５７年的时候，有些人就因为批评本单位的党组织，或者批评某个党员领导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文革中，这叫“造反有理”。全国的党组织都瘫痪了，还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回忆录中说，她是６月１日晚上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广播七人大字报的，“紧接着广播《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回忆录第１３０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在文革的旋涡中》第３３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陈伯达、王力、关锋在大字报广播以后连夜炮制出来的，６月１日晚上，文章一个字都没有，聂元梓怎么会听到？她回到北大后，还听到：“学校的大喇叭在反复地播送我们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当晚《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一次都没有播送，哪有“反复地播送”这回事？

问：你的意思是说聂元梓的回忆录不真实？

是的，这只是一个细节，还有重大的史实遗漏，或者叫隐瞒，以至歪曲真相。

大字报广播后，北大的校园沸腾了！

原先反对大字报的人认为，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大字报的人，像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一样，跳出来反对党委，他们以左派自居。大字报广播后，颠倒过来了，人们把反对大字报的人称作右派，支持大字报的人就是左派。大字报的作者和哲学系一批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拒绝检讨的人，被人称作“老左派”。“老左派”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文革中的当权派和反对派，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都是教师和干部，不是学生，这是北大的显著特点。

北大党委是被北京新市委打倒的，是被张承先工作组夺权的。我回到北大时，不需要任何人再“造反”了。我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老左派”。哲学系的“老左派”有２０多人。

“造反派”这个称呼不是产生于北大。

◇　校园里的乱象

我返校的第二天，即６月７日，在校园里走走，看看大字报。

到处看到斗“黑帮”。“黑帮”们头戴纸糊的高帽，有的还开了花脸，批斗时驾“喷气式”。也有牵着“黑帮”游街的。我还看到王学珍（副教务长）被当众剃了阴阳头。

大字报铺天盖地，但大多内容空洞。许多大字报公布了抄家的战果，说是抄出了“变天账”，抄出了“杀人武器”。我还看到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杀猪出谷”，这是运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语言，勒令某教授交出５００元，送到××楼×××号房间。这不是公然勒索吗？

校外来人很多。每天有几万人涌入北大，冲击了正常秩序。各种载人的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数公里。“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节目。他们除了看大字报，还要到处寻找“黑帮”，因为在本单位没有见识过“黑帮”。找到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就揪出来批斗。所谓批斗，无非是辱骂、起哄，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常常进行人身侮辱，揪耳朵，打耳光。

吃过晚饭，我到学生宿舍转转。刚走进３８楼，看到走廊里塞满了人，押着两个人，一个冯瑞芳，一个徐明，都是我们系的女教师，往外涌。有人喊：“打倒黑帮！”有人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泼墨，还有人把厕所的纸篓套在她们头上。不知这些人要干什么。涌到３８楼门口，招来外系的一大群人围观。三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我忘了他的名字）对我说：“郭老师，你上去讲几句话，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３８楼门口有一堵矮墙，他先站上矮墙上，说：“现在请哲学系的老左派郭罗基老师讲话！”“老左派”成了一个头衔。他扶我登上了矮墙。一看，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一大片。说什么好呢？怎样才能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在这种场合批评指责是不行的。我说：“群众批斗黑帮，好得很！我代表哲学系坚决支持！（其实，我有什么资格代表哲学系）我们哲学系的黑帮有一大批，我们已经制定了批斗黑帮的计划（哪有什么计划），将一一批斗，无一漏网。我们批斗黑帮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现在请大家把这两个黑帮交给我。”最后我大声地说：“把这两个黑帮带下去！”我就把他们领到哲学系所在地南阁。走到半路，冯瑞芳还想回去，说：“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我说你别回去了，弄不好又被揪住。你把车钥匙给我，我找个学生骑来。正好迎面来了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我就让他把冯瑞芳的车骑来。我让她们在南阁平静一下，然后回家。我问：“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揪住？”他们说：“我们是去联系群众的，……”冯瑞芳一直哭个不停。我说，你有什么不痛快都吐出来吧。她说了：“他们摸我的小便……”我脱口而出：“畜牲！”

这一天，我改变了想法。从怀柔回北大，满怀喜悦，一路上都在想，怎样投入文化大革命？这一天的所见所闻，使我思想上怀疑，行动上犹豫。这是什么样的革命？陆平及其党委犯了错误，我赞成对他们进行批评，但把他们当敌人来对待，太过分了。他们犯的是左倾错误，而现在对付他们的办法更加左倾。

文革前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的老师往往遭揪斗。本来我也在揪斗之列，因为是“老左派”，被挡回去了。

从怀柔回北大后，起初是兴奋大于忧虑，后来是忧虑大于兴奋，最后只有忧虑没有兴奋了。我没有写过一张揭发的大字报，也没有在批判会上发过一次言，更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进行过一次串联。我一直在观察文化大革命、思考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再加哲学系的“老左派”争权夺利，杨克明和宋一秀还争抢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写作权，闹得乌烟瘴气。我不愿卷入这种浊流，故有意退避三舍。

◇　北京大学的典型意义

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适应了左倾的潮流，被毛泽东看中，加以利用，进一步推波助澜。毛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说“写得何等好啊！”大字报有什么“马列主义”理论？连“马列主义”词句都没有！从此，这张大字报被装饰上神圣的光环，谁反对这张大字报、反对大字报的作者，都被视为“反动”；北大流行一个公式：“反聂即反动。”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重复了千万次的套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研究全国的文革要从北大开始，历史从哪里开始，研究也要从哪里开始。文革的发生，北大具有典型意义。

套话一句，包含了５W主义的要素，相当齐全：

What：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Where：是在北京大学点燃的
Who：是谁点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How：怎样点燃的？批发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
When：这句套话的流行是１９６６年，时间是不言自明的
在北京大学点燃的“熊熊烈火”，烧向北京市，烧向全中国，以至烧到巴黎。

问：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有三个标志：

一，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作为标志，是文化大革命作为大批判运动的开端。

二，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的发出作为标志，是文化大革命作为打倒混进党里、政府里、文化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开端，即后来的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的开端。

三，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电台的广播以及随后《人民日报》的公开发表作为标志，是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的开端。但只有到了这时，才形成三位一体的熊熊烈火，开启了十年的疯狂。毛泽东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第５９３页。）

这句套话蕴含了深刻的内容，它是两种必然性的交叉：

第一，毛泽东必然要点火。１９６６年５月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号召“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毛的意图是从揪各级走资派到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正寻找机会，把党内斗争推向党外，转变为群众运动。即使没有北大的大字报，他也会找到别的机会点燃文革的熊熊烈火。

第二，北京大学必然会出现矛头向上的大字报。北大的熊熊烈火是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１７年不断地搞运动，整人积蓄了反抗的能量，文革是一次总爆发，是自上而下的压制引起自下而上的反弹。

北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翻烙饼”。

问：你说的“翻烙饼”这个词很有意思，详细说说北大的历史怎么会是“翻烙饼”？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到社教以前，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陆平党委整人不少，积怨甚多。社教是工作队发动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争相出气，翻了一次烙饼。社教后期的反攻倒算，又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整得更狠，烙饼又翻过来了。文革是烙饼再翻一次，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整得狠上加狠。在左倾的潮流下，要整人，不论是上面整下面还是下面整上面，都必须抓对方的“右”，显示政治正确。这样，自己就在“左”的台阶上进入更高的一级。文革是“左”到了顶点，成为极左。物极必反，非如此左倾路线不会破产。

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的爆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在北大不具有典型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也是几十年中受压制的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发泄。毛泽东这位大策略家，把祸水引向刘少奇和走资派，他作为“伟大领袖”依然是光芒万丈。

问：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什么条件？

群众的造反情绪是基础条件，还有两个重要条件：

６０年代的中苏争论，在争论中提出“反修防修”的口号，煽动了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反修防修”的实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于作为崇拜者的芸芸众生，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于党和国家的决策，形成一人专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毛泽东强加给全党的。他不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却找人起草《五一六通知》，并亲自修改补充，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会上，只有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投了弃权票，无人反对，因为反对不了啦！后来的批发七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号召向“走资派”夺权等等，每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步骤，都是毛泽东的一人专断。可是，无论怎样专断，都能得到拥护，所以才能造成“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局面。

□　摘自《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溪流出版社，２０２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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