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中共的制度下，没有人「不恐惧」，然而以「恐惧」为理由的西方避难、庇护原理，只是针对普通人的，尤其今日大量中国人已经将避难变成一种谋利行为，再回到西方原理上来，就变得荒诞起来，中国人，尤其是受了高等教育的「留洋阶层」，颠覆了西方「庇护法理」。 】
一、张爱玲、马思聪、达赖喇嘛皆逃离中国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仿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二十年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二、肉食者谋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看邓小平一针见血：“他属于《旧约全书》那种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价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板布什总统，却给这位“六四屠夫”发去一封含情脉脉的长信。 6月3日晚，军队开始进攻北京，布什即去电邓，但没有找到人；也有一种说法，邓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国会强烈声浪的冲击，要求总统立即同北京断交，召回驻华大使，并采取总统所能做到的最严厉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从北京发来电文：“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长信给邓，信中充满了感情与恭敬措辞，表示他本人不愿介入中国内政，并尊重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差别。布什表示愿意作为朋友般展开谈判解决纷争。
随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贝格访问北京，并煞费苦心，为了瞒住媒体，对通信和专机作了严格保密措施，两人自带报务员，乘坐经过伪装的C-141，像一架商用运输机，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个小时直飞北京，7月1日到达。他们向邓小平解释布什所受到的压力，要求邓合作，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并非永久性的。邓小平的态度是我才不勒你们那一套呢，极其强硬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却别有深意地发表了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举杯祝酒的照片，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中，就说布什跟北京屠杀学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价。当年布什还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机给中国。
然而肉食者之间也是要掐的。
舆论说布什有一招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邓小平输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蛮顸，但是美国也不能跟你玩这一套野蛮的。
三、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
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
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此间最大的一个猫腻儿，据说「留学阶层」盗窃西方技术最成功，它甚至是「中国崛起」的诀窍，也成为川普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的重要理由。
再回到三十前邓小平与老布什的那场博弈，究竟谁赢了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