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新世纪）

198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正值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那几年，被不少人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在北大校园，政治讨论如火如荼，自由、宪政、改革、现代化是我们每天的话题。学生们在三角地张贴壁报、举办讲座，与老师们一起讨论宪政转型的可能。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当时我们以为「中国可能真的会变得不一样」。

然而，这股希望来得快，去得也快。 1986年底，学生运动再次席卷全国，要求政治改革与反对腐败。 1987年元旦，数十名企图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大学生被公安拘捕。当天晚上十一点，我与约三千名北大学生自校园出发，冲破重重阻拦，步行至天安门，要求释放被捕者。整个行动持续五个多小时，最后成功迫使当局让步。这件事震惊高层，可能也加剧了党内保守势力对学生运动的恐慌。几天后，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那时我们并不理解权力博弈的全貌，但心中普遍有个直觉：胡耀邦，是因为对学生太宽容、太有同理心，才被斗倒 了。

三十多年过去，当我读到苏葆立所著的《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这段历史记忆再次鲜活起来。作者是一位深耕中国问题多年的美国学者，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官员，对中共体制内部的运作有深刻理解。本书历时十年撰写，广泛采用中英文档案与第一手资料，是目前最具份量的胡耀邦传记之一，也是一部关于中共体制改革与幻灭的权威记录。

胡耀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中共体制内少有的理想主义者。他并不完美，却始终试图坚持良知。他为数十万冤假错案平反，主张言论宽容，提拔年轻干部，鼓励知识分子讲真话。更难得的是，他真诚地相信，中国可以在一党体制内逐步走向开放。他不是一个造反者，而是一位体制内改革者。

但正如苏葆立在书中所揭示的，胡耀邦的改革理想最终触碰到了中共体制的底线。他的开明政策激怒党内保守派，改革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书中对他与邓小平、赵紫阳的互动分析细致入微，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改革阵营内部，也充满权力计算与价值分歧。胡耀邦在1987年遭遇「反自由化运动」的清算，标志着中共八〇年代改革路线的转折点。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引发全国学生自发悼念浪潮，最终演变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场由理想开始、以血腥屠杀结束的历史悲剧，与胡耀邦的命运密不可分。书中并未将他神化，而是还原了一位改革者如何在权力夹缝中挣扎、前行、最终被体制吞没的过程。

读完这本书，我心中反覆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契夫能在苏共推动改革，胡耀邦却无法在中共生存？胡耀邦的失败，说明中共体制对内部改革者的排斥，远比苏共更为彻底。

《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一本人物传记，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改革幻灭的历史轨迹。对那些仍相信改革可能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清醒剂；对于那些曾亲历八〇年代自由气息的人来说，它是一场深情的追忆与反思。

胡耀邦为何失败？这个问题或许仍无定论，但它值得我们一再追问——因为那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更关乎一个国家的方向。

202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