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志社 20250603  转自新世纪

「过去5个月，我搬了22次家。」其中一次搬家的深夜，何晓清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在车里接我的电话：「一直都是短期在airbnb住几天、搬几天。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香港。」

那是 2023 年 11 月，生活悬置在美国，等待了整整半年后，何晓清才正式收到了香港入境处的拒发签证通知。

她本来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2019 年 7 月受聘上任，以工作签证从美国入境香港。这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长期生活。 2022 年 7 月，她在中大推荐下赴美短期研究一年，同时申请 2023 年 6 月回港的工作签证续签。 2023 年 10 月 24 日，香港入境处称「考虑了所有因素和周边环境」，决定拒绝她的签证申请。这篇文章采访于 2023年底，何晓清离开香港后不久。

文：张洁平

被拒绝签证后，何晓清一改往昔的低调，巡回美加各地演讲、接受传媒访问，坚持继续说良心话。 （摄影：Galileo Cheng)。

何晓清的研究专长是六四及中国当代史，她 1972 年出生于广州，中学时代亲历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后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课程。她的写作、教学多围绕六四展开。而香港在 2020 年后，先以疫情理由禁止了所有六四公开集会，后以国安理由拘捕了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诉求的香港支联会的主要成员。

这是香港政府将一位教授拒之门外的「因素」和「环境」吗？

事件一度引起了香港学术界的恐惧。大家都在猜，导火线是什么。 《文汇报》2023 年 2 月 28 日发表的评论檄文《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点名了何晓清，被认为透露了信号。何晓清则说，自己不愿联想，「为他们找一个借口」，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何晓清 2010-2015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开办「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课程，不时与学生查阅大学收藏的六四事件记录和资料。 （哈佛大学相片）

「猎人大开杀戒，兔子死了，狐狸能幸免于难吗？」

她知道，有人认为自己就是惹事、活该、应该被开除。

「猎人进来森林里面大开杀戒，兔子都死了，你以为狐狸还能够活得很长时间，可以幸免于难吗? 」何晓清说。她说自己是教历史的，看到历史跟民意如何连接在一起。 「我们的集体记忆，直接影响到民意。包括民意怎么看待民主、民族主义，怎么看待战争。所以，拒绝遗忘、守护记忆至关重要。」

在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累。我问她要不要先回到住处睡觉，第二天一早再说。她说：没关系，我都是早上才睡的。

我顺势问一句，是否时差，她回：「在香港就一直是这样的，特别是后来开始早上六点抓人。19年刚到香港，就开始等到确认所有同学的消息，报平安，才睡觉。后来备课、写作、和大家聊天，就习惯了。」

「中大的校巴12点下山，半夜就没有了。一开始我是走下山，去赶最后一趟 minivan。后来到三点、四点，minivan 都没有了，夜更司机下班了。我就等到早上，六点多，再跟早更司机的车回家。」

何晓清 2019 年 7 月受聘上任，时值反修例运动，大专学界罢课、亦在中大举行集会；四年后，何因签证不获续签而被中大解雇。 （资料图片）

「我们奋斗了 30 年，又回到了 1989 」

与何晓清谈话，很能想像为什么她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中大的完整三年里，她有两年时间都得到中大文学院的杰出教育奖。

在私下谈话时，她极有耐心地描述场景和细节，建立一个空间，而不是直接给出论断。在授课时，她致力于把这个空间不断地放回在历史语境之中。

她永远对学生敞开，不论是正在经历风暴的香港学生，夹缝中的中国大陆学生，或是原本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

这些努力，让她成为风暴里的树洞，陷入孤绝的学生愿意说话的对象，不同世代与不同创伤之间理解的桥梁，也让她逐渐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

何晓清深受学生欢迎，图为在香港时她与学生到独立书店。 （受访者提供相片）

这样的张力几近把她压垮，也迫使她在决断时刻做出选择。

「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 2019 年啊。」何晓清停顿了一下，说。

「2019 年拿到 offer 时，我一直在想，究竟要不要去香港。我哈佛的导师劝我不要去，他觉得我去早晚会出事。但是余英时先生很高兴，他鼓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奋斗了 30年，又回到了 1989 年，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人生要经历两次这样的事，怎么受得起？」

知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 2021 年逝世，获余推荐前往中大任教的何晓清，当年在中大讲座活动，以「出走的家园」为题重温其著作。 （资料图片）

她说作为学者，知识人，她希望 engage 大家讨论重要问题，但也害怕因为这种近距离的连接，会失去自己对任何一方独立表达、独立批评的能力。

但是她说，是香港人教她，「凭良心讲出来的话」，本身会给人很大的力量和信心。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让那些不敢像我这样公开表达，但有同样思想的人知道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不是孤单的。如果可以这样，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无论如何，2019年回来香港，还是很值得。是最值得的事。」她说。

这篇文章整理自何晓清 2023 年底的口述纪录，近期修订，回顾她在香港生活、与等待回到香港的四年时间里，四个有关六四的时刻。 2025 年的六月四日，是天安门运动的第 36 周年。最终无法回到香港的何晓清，在北美重新开始了奔波。

2023 年底被拒批签证、未能返港后，教学时一直低调的何晓清，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出席听证会。 （受访者提供相片）

2019-2020 在中大开授：
・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 History and Memory in Documentaries and Biographies (1949-Present)
・The Post-Mao Er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1976-Present)

2020 年 6 月 4 日 — 「和读懂我们三十年的人站在一起」

在香港大概有几个场景，是永远印在我脑海。 2020 年的六四是其中一个。

那天晚上，我应邀在中大的六四悼念活动分享。那天我和同学们郑重其事，早早就约在崇基的一个小餐厅见面，大家都很仪式感地穿上黑白衣服，边走边聊地走到崇基小教堂。

1989年之后这么多年，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去过维园的烛光集会，一次都没有。

2020 年 6月 4日，何晓清在中大参与六四祈祷会，那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境内悼念六四。 （资料图片）

那晚分享完，活动结束后，人群慢慢散去，同学们安静地坐在教堂位置上等我。我一个人在台上，就在那里痛哭。在公开场合这样痛哭，大概就只有那么一次。狠狠的哭，完全不能控制的哭。

我以前在北美，每年六四都是经常去演讲的。从研究生开始，就帮忙去贴海报、点蜡烛、跟大家说谢谢，到后来我要做 Speaker，已经很习惯了。

但是在香港⋯⋯可能因为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在大家都讲中文的地方。这么多年在国外，你知道我们都不能用中文请亲历者，譬如方政，来做见证。我每次都要帮忙翻译。我去全世界讲过关于六四的 talk，写书，写文章，都是用英文。在英文里，我们要解释很多东西，什么是维园，什么是六四，要给很多context。

但那天晚上，你突然就站在了一个大学的小教堂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维园，都知道什么是《自由花》。一讲完，直播关掉，灯也灭了，然后全部蜡烛就起来了。大家唱《自由花》，全部人一齐唱。歌词纸都不用的，每个人都知道歌词，都没有错的。

我知道终于可以，在这么近的地方，和能够读懂我们的人，读懂了我们 30 年、为我们点了 30 年蜡烛的人们，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点蜡烛、唱自由花。

我们这一代，在 80 年代成长，89 年的时候走上街头。我书上一直写，89 年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绝望走上街头，相反，我们是因为爱，是因为希望，因为对这个政府的信任，是觉得我们还可以改革，所以走上街头。一夜之间，我们要面对血淋淋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上有两首歌很重要，一是《国际歌》，另一首是《一无所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就靠我们自己」，跟 19 年的时候，大家唱的那些歌词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我从 1989 年走到 2019 年的这么一个人，我听他们唱，也一起去唱这些歌的时候，我觉得当中的价值真是普世的。

2020-2021 在中大开授：
・今日中国
・平凡的声音·不寻常的故事：纪录片与传记中的历史与记忆

2021 年 6 月 4 日 – 2021 平安夜 —「如果他们来搬民女，我要去保护她」

2021 年六四，我和同学们去买花，约在民女等。突然看到有一个女生站在民女前面，穿着裙子，在那里哭。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就好奇走过去看一下。她一看到我，就过来抱着我，继续哭起来，说老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上你的课⋯⋯

2010 年 6月 4日六四烛光晚会结束后，民主女神像被运至中文大学，竖立在火车站广场草地。 （资料图片）

我2019年开过一门课，叫 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那门课用纪录片、回忆录来讲述历史记忆，从土改到反右，一直讲到香港的抗争。

我们在乱世当中，更加应该了解你的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大家都在与历史对话当中，了解为什么奋斗，我们在争取什么，面对的是什么。

特别是《星火》，香港同学真的是非常震撼，他们写 essay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些 1957 年的年轻人。原来他们看不起的中国大陆，有过这样的年轻人。

2021 年 6 月 4 日，当时民主女神像仍未被移走，何晓清和学生买白花到民女前悼念。 （受访者提供相片）

有个大陆的男孩，他一开始对我们的课程内容充满怀疑，但那些纪录片太真实了，特别是一部关于土改的纪录片里面的农民访谈，他深受触动。第二个学期他继续来旁听，他看到大陆同学第一堂课就挑战这些历史，他就忍不住去劝说，你们要先耐心的跟 Rowena 学习，不要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 我去年就是这样的。

学生从第一天好像大家之间隔了一条大河，到最后我们全部人读过《告别革命》，讨论过方励之的传记，看过很多纪录片和书，每次课堂内外的 evening chats，大家可以聊到半夜三更，甚至两三点钟，都是争着讲话的⋯⋯

我第一个学期去的时候，我问他们问题，所有人都不讲话。后来他们私下跟我说，我们其实都在私下拼命讲，因为这些课颠覆他们所有过去的认知，不管是对上课模式的理解，对师生关系的理解，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到后来我上课连嘴都插不上了，连平常最不讲话的同学，都会表达自己。

平日助教来教的 tutorial，我也自己来教。我希望我们能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去重读，中国这几个不同generation 的年轻人的抗争。

民主女神像在 2021 年的平安夜清晨，在无预告下被校方突然拆除和运走，目前下落未明。

「要守住讲课的空间，我只能低调再低调」

在社会运动里面，我们说空间是很重要的。我们因为有一个非常安全的 community 空间，可以深入地谈很多很多小事。去补上历史的空白，在历史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需要仔细谈论很多很多小事的。

人家可能以为我们在讲革命讲上街，其实我们没有在讲那些，我们真的是沉浸在历史当中。历史的细节对同学的触动是很大的。那些平常不怎么读书的同学也完全投入到了这些阅读里面，大家都会很深的讨论和感慨。你看人家 1957 年就已经在讲这些了，历史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在完全信任的情况下，才可以真的让每个人都在跟历史对话，都在跟彼此对话，而不是我给出一个结论给大家。课堂里面要有自由的空间和思考，没有轻易 label 对方的这样一个环境，没有学究地说今天要考什么试了。

因为我想保护构建这个私下的空间，所以我会让自己在公共空间里隐身。我这二十几年一直是一个想法，我要守的话，只能去低调。

形容自己过去要「隐身」的何晓清，在失去中大教席后奔波美加各地，出席讲座、接受访问分享六四经历和回忆。 （摄影：Galileo Cheng)

在香港，以前大家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在社交媒体说话，可以公开表达民意，得到相互取暖支持。但后八九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这样公开的表达。我即使在美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不在恐惧当中的。从来没有。

我想作为一个人，我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承认，我也希望大家看到，自己是和他们一起去抗争的。但是我首先要守住，我们这个可以继续去讲课的空间。为了换取这个，这个不做自我审查的小空间，年轻一代同学学习的这个机会，我就只能是低调，低调再低调。

但是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我的底线是民主女神像。

六四 36 周年，同乡会连续第三年租用维园举办家乡市集，今年是没有由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集会的第六年。

因为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个变化，香港的六四博物馆被关了，维多利亚的烛光没有了。我们一退再退。我第一年到香港的时候，2019 年的六四已经过去了。 2020 年，我们所有同学是在六四那天晚上去了民主女神像，围着她唱自由花，唱荣光。没有了维园，我们还有民女，还有中大。

就像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自己放得很低，我没有说我要走上街头去反抗，我觉得要建立公民社会的力量，只能深耕细作。但是这样一退再退。那最后呢？我说如果他们来搬民女，我要去保护她。

2021 年圣诞节平安夜，他们把民女从中大校园搬走。就像他们在平安夜审判刘晓波一样。要多么的心虚，才会挑这样的日子，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民女被拆除运走后， 2022 年的 6 月 4 日，何晓清持白花到原来位置献花悼念。 （独立媒体相片）

中大这个土壤，它有自己的历史，当年就是钱穆先生他们避秦而来，希望在这里保留文化火种。到了今天居然就在这个校园，偷偷摸摸的把民女搬走。

这个事情对我的内心打击是很大的。我是中大人，是经历过 89 年的新亚人。

民女是我们这一代人，代表我们梦想的民主自由的象征。当年我们没有把美国的自由神像 copy 到天安门广场，我们是有自己这一代人的，自己的「民主女神」。在民女被坦克斩碎的，那个连同我们的梦想一起斩碎的，那个晚上，是香港人把那个 symbol 又搬到了香港，辗转到了中大，给我们留下了根。

而我眼睁睁地，在我自己的校园，看着自己连这个象征又一次的保不住。

35 年后，再次感受着无助和无奈。在强权面前，我们是这么的卑微。六四那一夜，天安门的年轻人和平地牵着手；2019 年，我谦卑地在课堂守护同学，守住记忆，最后他们还是来了，又来了，强抢民女。

三年半过去，民主女神像去向如何？中大回覆指「对相关事件没有进一步补充」。

2021-2022 在中大开授：
・公众历史专题研究:近代中国的女性、政治与社会
・平凡的声音·不寻常的故事：纪录片与传记中的历史与记忆2021-2022 文化史专题研究：从革命到改革 （1949-1978）

2022 年 6 月 4 日 — 支联会案，「这怎么不是血呢？」

2022年5月，我去了法庭旁听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提讯。

我去的时候精疲力尽。很早起来，在西九龙庭外排队站了很久，又没有吃好。但是又很期待，因为是要在一个很特别的场景里，去见老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进去了。

我看到他们头发全部都白了。李卓人和何俊仁，而且何俊仁也瘦了很多。我真的马上就眼泪流出来。但是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哭出来，只是在那里不停的就流眼泪。

2021 年 9月国安处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支联会成员，李卓人至今被还押逾 1365 日；何俊仁在 2022 年 8月获准保释，2023 年 3月被指违保释条件即时还押，至今被扣押逾千日。 （资料图片）

我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帮我们守，守了整整三十年。现在轮到我在这一边的时候，他们在那边，隔着犯人栏的那边。我看着他们⋯⋯这些情感，我没有夸大，或者刻意，甚至每一次都是突如其来的。也许一直以来，我们是在压抑这些情绪。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去把事情做好，不能再太感情用事。

2019年的时候，我会跟同学说，我理解你们的愤怒，理解你们的 frustration，但是我们不能成为我们反对的人，不能每天只是去 react，被动地让他们把我们的情绪牵着走。 1989 年以来我就一直跟自己这样说：我已经被他们牵过一次了，我不能再给他们牵第二次。

但是，就像林昭 (编按：50 年代反右运动中被归为右派，文革期间被枪决，81 年被宣告无罪）说的，「这怎么不是血呢？」一代一代人，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 信任⋯⋯都被他们去 manipulate，被他们利用，然后我们却被呛成这样子。看着香港的孩子，他们也是满腔热血的，最后也是这样子。

「这怎么不是血呢？」

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可是他们变成被审判的人。而不是应该被审判的人坐在那里。争取公义的、寻求真相的人，变成了最后所谓的受害者。

但我不愿用受害者身份来描述我们。我们有自主性，任何时候都不只是受害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他们也在用他们最微弱的力量去反抗 。

2022-2023 赴美研究一年，期间一直等待回港签证续签

2023 年 6 月 4 日 — 无法触摸的记忆

2月，看到《文汇报》批判我的文章时，大家都很关心我。那一整个星期，我坐在研究院的院子里，对着树林，重读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方励之老师的传记。我当时正在经历的，不知道如何向大家讲明白，但在与他们这些文字的对话中，我找回自己。

只不过这些书不是我的。我的书还在中大。我只能在这些书上面贴条。五月份离开的时候，我把那些条全部都拿下来，没有扔掉，而是放在一个保鲜袋里面 ，全部带走，留作纪念。

我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文革的时候那么多知识分子要自杀。他们拿走的不只是你的工作，不只是你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甚至是你的亲人，你的爱。他们还拿走你的尊严，你做一个人，一个知识人的尊严。

何晓清的中大办公室；赴美研究期间，入境处拒续批她的工作签证，她的书和资料最后要由友人运到美国。 （受访者提供相片）

这一次他们就是想拿走我的尊严。我要去很艰难的生存，等待，一天一天的精力和时间，本来是应该在创作，在教学的，可是每天反反覆覆的在跟一个个庞大体系抗争，失去空间，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底下，更要重读这些书。

到了 6 月，原本应该回学校的日子，我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6 月初，包括六四那天，大家去我的中大办公室，把书和资料抢救出来。 8 月书全部运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摸着那些书，哭了。

它们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摸到的。 对我来说，能 touch 到一件东西非常重要。

2023 年中起，何晓清一直等待入境处的续签签证，五个月间搬了 22 次家；直至 10月底被拒批、被解雇，她知道再不能回到香港。 （摄影：Galileo Cheng)

「不能触摸到自己所爱，对我来说太难」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能够 touch 到她。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是我回中国，她在病床上，已经不能坐起来了。我跟她说，我要走了，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我小时候，父母被分配工作到外地，是奶奶每一天来托儿所把我带回家。她在车衣厂里缝衣服，不管多累，她都会把我带回家，否则的话我就会一个是没有家的孩子。她把我带回一个光明的有温暖的地方，奶奶就是我家的象征。

后来我做六四研究，基本上都不敢轻易回去。每次都是她生病，我才回去。所以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就是在病床上。我那时候很自私的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其实她等了我好多年。我所有的亲戚都说，为什么你奶奶病成这个样子，都不断气。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就是因为我跟她说，她要等我。

我最后离开的时候，已经出去了，又忍不住，躲在病房门口看她。我看到她用两个手撑着，拼命的想撑坐起来，往门口那里看。我看到她撑得那么辛苦，又忍不住，冲进去抱着她。我们中国人不习惯拥抱的，也不怎么 touch 对方的。我当时就抱着她，摸着她的脸，她说觉得很好，很舒服，我就一直抚摸她，抱她。我就说你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你。

何晓清说曾以为自己很理解流亡者，直至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她才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

所以那一年，我父亲给我打电话。我一看到父亲的电话，就知道大事不妙。他说奶奶去世了。那一年的感恩节假期，学校放假，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了整整十天没有出门。

所以不能触摸到自己所爱，对我来说太难。

我采访流亡者的时候，是把整个人都放到他们的经验里面去体会的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很理解他们的。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

家国不能两全。我写他们，然后不管愿不愿意，到今天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们。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三十年就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大概也不能再有另外一个三十年。好像三十年，就是在做一样事情。这么多年，我尽力做好了。

六四 35 年，不少市民以自己的方法到维园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