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张先玲 on 2021-11-24 联经思想空间 | 转自 新世纪
原题：在北京包饺子的期望——忆英时表哥二、三事
从左至右：张先玲、王范地（琵琶艺术家）、余英时合照，2000年华府。相片来源：张先玲提供
编按：2021年8月1日晨间，学者余英时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表妹、天安门母亲行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撰文回忆与「面黄体瘦」表哥的童年交往，日后相见时无话不谈的场景，以及六四屠城发生后余英时的哀悼与愤慨。而今天人两隔，「早日能在北京包饺子」的期望终未实现，张先玲却在文字中重回故地、与不同时期的表哥余英时再相见。
余英时先生是我大姑妈唯一的孩子。表哥一出生，大姑妈就走了。为了这原因，表哥一辈子不过生日。
我从没见过大姑妈。抗战开始，父母带着我们从杭州辗转回到桐城老家。那时英时表哥在潜山老家，我虽然尚未和他见到面，不过，却常常从大人谈话中听到关于他和大姑妈的事。
余英时母亲张韵清：有主见的才女
我们祖上是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所以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称为「相府」。其中住着四房人家，我们是最小的一房。祖父张传缙（英时表哥的外公）曾捐过候补知府，从未出过实缺。祖母黄玉檀（表哥的外婆）是浙江布政使黄祖络的小姐，我出生时她已去世。但从照片上，和我父母亲及上辈人的叙述，我觉得祖母是个端庄美丽的旧式贵妇人，很有威仪，懂诗文，爱京剧，擅长梅派。
大姑妈小时候住桐城，后来才随父母搬到北京。因为我祖母喜欢城市生活，而且北京有祖母的娘家人，和一些地位相当的亲戚。大姑妈是祖父母的第二个女儿（第一个女儿夭折），家谱记载她名是家琼，字韵清。当时都是以字行，所以，很多人只知道余英时母亲名张韵清，连《潜山余氏宗谱》记录的也是字，不是名。
《潜山余氏宗谱》还写说她「才学德行俱优，着有《谷香斋诗》一卷待梓。」这本诗集可能没出版，但我的同宗兴苇斋主人有在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的《民彝》第八期中找到她的四篇诗作，如下：
〈暮游北海公园〉：
久困尘嚣里，来从世外游。参天多古树，涉水一扁舟。烂漫花如锦，清辉月似钩。仙源原有路，何用武陵求。
〈登陶然亭〉：
细草微菌遍陌阡，嫣红姹紫倍鲜妍。偏从病里闻幽笛，更在愁中弄小弦。怅望故园悲万里，分飞雁序隔云天。登临不禁沧桑感，莺语声消又杜鹃。
〈咏梅〉：
应伴孤山处士家，岂同凡卉斗妍华。最怜明月来相照，瘦影参差上壁斜。
〈柳〉：
记得堤前学舞腰，吴宫妩媚逊他娇。廿番风信真无赖，催促春光满灞桥。
小时候在家里看到过祖父母全家和亲戚们在北京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各大景点的照片。大大小小的合影中，大部分都有大姑妈的倩影，可惜「文革」中所有照片都付之一炬。
虽是相府大小姐，也没念过新式学堂，但大姑妈不只通文墨，还善理家。听我母亲说，在北京时一大家子上上下下，人情往来等事务，祖母都依靠大姑妈协助。虽有不少人来提亲，祖母都不满意。当时表哥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正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经亲戚介绍男方的家世和工作性质，双方父母和当事人也看过了照片，我祖母却不大同意，认为张家三世一品，历代书香，余家只是乡绅，没有功名，家世不够显赫。另外，她还对留过学的人有偏见。
我大姑妈却表示愿意见面谈谈，以考察对方的学识和风度。后来由介绍人及长辈亲戚陪同见了面，不久就订婚了。在那个时代，那样的家庭，能在婚姻上坚持己见，说服父母，也是很少见的。可见大姑妈的思想境界不同一般。
出嫁后不久，姑父到天津南开大学就职，她也就随着迁往天津。她常常回北京看望父母。听母亲说大姑妈为人温和，且善解人意。那时我母亲新婚不久，大姑妈已经有了身孕（也就是英时表哥），每次回来，都会关心我母亲住惯的是杭州，嫁来北京生活是否习惯。她安慰我母亲说，祖母虽然看起来严肃，但性格平和，很疼爱小辈，有什么想吃的用的只管说，不要拘谨。
后来听说，大姑妈临产时祖母要她回北京，但姑父要她在天津一家德国人的医院分娩，大姑妈难产去世，祖母为此一直心存芥蒂。大姑父从此未回过岳家。
「潜山来的余表哥」都在跟父亲一起谈诗论画，我们对他只能敬重多于亲近，就当他是学习的榜样。他也从不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但有时会在旁发表几句文绉绉的评论。
表哥来到桐城
大约在1946年，祖父去世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有一天，听说潜山的余表哥要来桐城小住，孩子们都很兴奋，好奇等待这位远方的表哥。
依稀记得有一天，大人将我们都叫到第一进，因为爷爷去世不到三年，正房第一进的堂屋还摆设着他老人家的灵堂。我进去就看见灵堂边站着父母亲、爷爷的两个小女儿六姑七姑，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看上去年纪比我们大，像是中学生，肤色较黑，但很是文静儒雅。我们进去后，爸爸指着男孩说：「这是潜山来的余表哥。」接着，余表哥先在爷爷的牌位前磕了三个头，又给两个小姑姑磕一个头，虽然两个小姑姑的年纪都要比他小七、八岁，但是，她们是大姑妈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的姨母。那时，第一次见长辈还是要磕头的。拜过长辈，他转过身面对着我们兄妹三人，爸爸说：「叫表哥。」我们一起叫「表哥」，向他鞠了躬。从此他和爸爸、哥哥就住在前进，我们几个女孩跟着母亲住在后进。
表哥是少年老成的孩子，身体不大好，面黄体瘦，当地人说这样的孩子是有「痞块」，中医说是「食积」，现在说法就是消化不良。母亲隔几天就要带他去「丁回子」诊所看病，他是县里有名的专治这病症的医生，回族。服了一段时间的汤药，果然面色红润起来，人也胖了一点。
那时我们只有八、九岁，他已是十六岁的少年，父亲时常夸奖他中文好，字好，将来会有出息。通常他总在爸爸的书房里看书，或者有父亲的朋友来谈诗论画，父亲也会叫他去参加。父亲就是《余英时回忆录》中的二舅张仲怡，他的一句「进士平生仕不优」经过友人建议改成「进士平生酒一瓯」，表哥觉得深受启发，在《回忆录》中把整首诗都录了下来。我母亲则叫丁颖华，是名臣丁宝桢的曾孙。
「潜山来的余表哥」都在跟父亲一起谈诗论画，我们对他只能敬重多于亲近，就当他是学习的榜样。他也从不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但有时会在旁发表几句文绉绉的评论。记得有一天我忘了是什么原因，眉毛沾了白粉，我拿手绢对着镜子一边擦，一边发牢骚，表哥正好坐在旁边的摇椅，等着我母亲带他去看病。看到我不高兴，他一边悠闲地摇着椅子，一边慢幽幽地念：「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我知道这诗句是描写虢国夫人的，听了很生气，觉得在讽刺我，却不敢发作。
几十年后，1978年再见到时，跟他说到这件事，他笑了，说：「那时候我看你们都是小孩子，不是有意讽刺你的，你还记得！那现在我给你道歉。」
表哥在「相府」没住多久，南京那边表哥的二姨母张尽宜，也就是我的二姑妈，带了一位小表弟也回到桐城，她是来接表哥去南京读书的。这个小表弟倒是和我们玩得挺开心。现在回忆起来，二姑妈住了大约半个多月，就带着英时表哥一起回南京了，《余英时回忆录》有她的照片。听说表哥去南京是准备上大学，这对我们兄妹是个激励。我哥哥从表哥走后，就闹着要去大城市读书。一年以后他就到杭州外婆家去读中学了。 1953年他在南京考区，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那时，我的思想还很懵懂,，还沉浸在「打倒了四人帮」的轻松感，对未来充满期盼。我问他这次在外地的观感。他沉重地说：「百废待兴啊！有的事积重难返，再兴也很难了。」
再见面已是改革开放
1946年分别后，相隔30多年我们才又见面。 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从一位姻亲处得知表哥的地址，那时我母亲还在，和我住一起，她写了一封信，这样联系上的。正巧他要率领汉代研究代表团来大陆访问。母亲听到消息，激动地流下眼泪。她絮絮叨叨说：「这孩子从小没母亲，身体又弱。不知现在怎样了？」我告诉她：表哥现在已经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知名学者了。她这才破涕为笑，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你爸爸就说他将来会有出息！他妈妈在天之灵也得到安慰了。」
那时我的先生王范地正好出差，大孩子王松要准备第二年的高考，时间紧张。表哥到北京之后，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王杨、王楠去北京饭店与他见面。一见表哥，母亲就哭了，表哥温和地搂着母亲的肩膀说：「二舅母，不要伤心，我们不是见面了吗？」母亲喃喃地说：「可惜你二舅走了……」
表哥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是个瘦高的少年，现在已变成学者风范的中年人。他脸庞的下半部和嗓音都有些像我父亲。落座后，他问了我们兄妹以及在大陆亲戚的情况，又谈了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告辞了。
表哥从外地访问回京，准备回美国之前，我们又见了一次。那时，我的思想还很懵懂,，还沉浸在「打倒了四人帮」的轻松感，对未来充满期盼。我问他这次在外地的观感。他沉重地说：「百废待兴啊！有的事积重难返，再兴也很难了。」
谈到时局，我说：「现在开放国门了，外面有些先进的思维和事物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局面。」他说：「会比以前好。但开放了泥沙俱下，坏的东西学得更快，这就要看共产党领导层的见识、胸怀和智慧了。」
他还说：「美国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无罪推定是正确的，但明明知道某人是杀人犯，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这就是不足之处。不过比起你们这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是天壤之别了。」
谈到两岸统一，他说：「两岸都有我的亲戚，我当然愿意统一。但这不是简单的事，现在两边的差别还比较大。只要大家朝同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达到一定的高度——」抬起两手做出两肘等高的姿势，接着说：「到那时自然就统一了。当然，那不会很快。」
临别，他抄了三首此行写成的诗词送我做纪念，跟他后来印在书里的选字有些微差别，应该是初稿。他给我的版本如下：
〈车行河西走廊口占〉：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轻染白，一水激流黄。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世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由敦煌至柳原口占〉：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题敦煌文物研究所纪念册〉：
初访鸣沙山下，莫高瑰宝无穷。汉唐艺术有遗踪，风格中西并重。
他们对王楠遇难表达了深切的关心和哀悼，对六四屠杀十分愤概。表哥说：「六四惨案不解决，我不会去大陆！」
最后一次聚首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我的小儿子王楠在南长街南口遇难，他1993年知道这个消息，在《中国时报》发表了〈民主、天安门与两岸关系：一位母亲的来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难的事实，谴责了大陆政府的暴行。对于我参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十分理解，并嘱咐我注意安全。 90年代后期，他曾将一笔稿费捐赠给群体中困难的老人。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府，离上次已经二十多年。 2000年11月，我随先生王范地去美国参加一个艺术活动，住华府附近。那几天表哥正好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为了会面，淑平表嫂特意在华府宾馆订了两个房间。那天，他们到达宾馆已经比较晚，我是第一次见到表嫂，表哥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先生。四个人谈得很融洽，真是一见如故。
表嫂有着南方人的秀丽娴雅，举足投手之间，显出大家闺秀的风韵。她告诉我她生在北平，所以叫淑平。果然，谈吐亦有几分北方人的爽朗。他们对王楠遇难表达了深切的关心和哀悼，对六四屠杀十分愤概。表哥说：「六四惨案不解决，我不会去大陆！」
第二天又一起共进早餐，当时，大家对于国内的形势还抱有希望，以为十年、二十年左右，局势会有好的变化，我们相约，到那时请他们来北京包饺子。
2004年3月发生的变化却不太好。那是六四15周年前夕，香港送给「天安门母亲」几十件T恤，北京国安局将我和另一位在北京接收邮包的「天安门母亲」拘留，并将人在外地的丁子霖监视居住。消息披露，世界舆论哗然，纷纷谴责中国政府，表哥也积极参加营救活动。
好的变化虽没发生，我们还是常在电话中谈到期望早日能在北京包饺子。淑平表嫂是坚强而睿智的女性，她常在电话里爽朗笑说她今天跑了哪些地方，办了那些事，然后加一句：「我是行万里路，你表哥则是读万卷书。」我想，正是她行万里路，才保证表哥能读万卷书，写下等身著作。
可惜，在北京一起包饺子的期望终于还是没实现，表哥就遽然仙逝了，给我们心中留下无尽的遗憾！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