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写过「习近平是中共的初心还是意外」、「习近平唯有继续顶缸」、「习近平再次认怂」，甚至「皇帝想退休会怎样？」近期习家军大崩溃了吗、还有两个月的北戴河会议开不开得成？坊间流传元老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唯一的message 就是北京政局不稳，也许是该思考「习后」中国了。那可是一个大问号，中国人问过「毛后」、「邓后」，好像没咋问「江后、胡后」，为啥、因为他们不是「太子」而是打工的？不是，因为集权体制永远有「接班」难题，更何况江胡已是「老男人集体领导」，习个人集权便是倒退，再说，习整肃所有同僚，尤其军方，上将死了几个？朝廷空空，不像溥仪退位时，袁世凯已经坐大，手下军阀好几个，而习后会「军阀混战」吗？ 「六四」后中国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乱世、暴力，我曾留下一文，三十年后，又回到这个话题。 】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两个愿望加在一起，就是所谓「和平演变」。但是，最反对”和平演变”模式的，恰好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因此，讨论中国的转型问题，就不能回避暴力的可能性。
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一、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
1、合法性真空是引起暴力的诱因。从专制形态，无论是旧式的王权还是共产主义式的极权，向非专制的制度转化，都是因为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所引起的。这种转化不可避免会有改良和革命两种前途，而决定哪一种前途的主导因素，常常是丧失合法性的执政者自己。很少有专制统治者会有那种认为改良才是挽回合法性而不轻易使用暴力的先见之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执政地位使得他们掌握着现成的暴力。所以，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虽然任何统治者都最怕落到暴力和革命的结局，但失去合法性的政权，总是首先使暴力表面化，靠镇压和屠杀来维持，把暴力引进政治舞台，杜绝其他途径。极权式的统治本身是垄断暴力的，但是只要它为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使用暴力，就等于解除了整个社会对使用暴力的禁忌。当年戊戌六君子砍头，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潮工运，1927年蒋介石搞清党杀共产党，其实都是给自己的政敌作了暴力的示范。 “六四”屠杀也会有同样的作用。
2、当然，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前苏联，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同时，新政权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暴力工具的问题，如庞大的军事工业的转产，安置从东欧撤回的军人以及武装力量的归属等等，这些都变成暴力的隐患。
3、还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极少数老人党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4、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象中国这样的没有中间力量的社会，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个力量，即执政者。同时，执政者用以压制反对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对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个，即暴力。全能主义式(Totalitarian)的统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控制上，已经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这种状况，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再凭借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只剩下暴力手段。这正是全能主义统治解体的一个特征，我们虽然希望避免暴力，却不能对非暴力转型抱太多的幻想。
二、暴力的社会温床
今天中国上上下下都怕乱，而社会又预备了暴力的思想温床。
首先，最大的暴力温床，自然是充满着暴力理论的中共意识形态。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阶级斗争”，至今还是他们的信条，而且，这种只相信”你不打，它就不倒”的暴力哲学，实际上对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相信不靠”打倒”的办法能使共产党让步。 “六四”以后，海外激进思潮的泛起，和关于非暴力主义的争论，就是一个明证。这种”革命”的观念，又很容易同也是中共反复宣传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观一拍即合，形成民间非常普遍的传统式的”变天”思想。不乱则已，一乱就是改朝换代。如今中共最怕的就是”民心思反”，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造反出身，知道那个厉害。
中国的传统心理也很难化解积怨。今天历史学家分析辛亥革命的成因，常常会提到戊戌积怨太深。六君子断头，也就断送了大清变法的合法性，革命不再给它机会改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更大。中国改良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失败，常常只是为革命铺路，只成为暴力的先声。 “六四”心结，恐怕比当年戊戌更难化解，还不要说中共至今也不想化解。邓小平说，只要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六四”，这只是骗骗自己罢了。
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积累了许多暴力的资源。远的不说，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预演，除了最高权威(毛泽东)，一切都被打倒。各种群众组织都演变成武斗集团，民间不靠党组织也可以迅速组织起来的能力，早在”文革”中已经被训练过了。只要社会失控，有人登高一呼，社会暴力的积聚是很迅速的。
当然，问题还在于，中国有多少非暴力的精神和价值资源。传统当中，象儒家、道家、佛家都是明显不具有暴力倾向的，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又都是导向与暴力调和的，同真正的非暴力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六四”以后，与激进的思潮并行不悖的另一种思潮，就是主张容忍现行制度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但是，中国传统观念往往在忍受暴力的极限之处，转而成为暴力。调和与造反，构成了暴力循环的两个主要因素。在精神价值层面上，非暴力主义的妥协原则，并不是向暴力屈服，而是以非暴力换取非暴力，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能提供多少资源，是很值得怀疑的。
不过，今天中国的整个社会心理都害怕暴力，这也许是一个遏止暴力的潜在因素。我一直认为，恐惧能产生理智。理智的办法，自然就是和平演变。
三、军队国家化
在当下中国巨变前夜，恰是最关键性、无可回避的一个要害，中国军队的动向和意愿，毋宁是最神秘的。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吴仁华所著《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如下：
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公开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如何化解这次”兵谏”？吴仁华记录：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 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 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 《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 《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萧克、杨得志在会上解释了上书事件。萧克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据《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为《天安门文件》）称，收到这些上将的信件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上将上书之事及时平息。
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今天的困境。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作者：苏晓康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