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上出现这张照片，令人喜忧参半，忧则因为中国落入「习倒退」、改革存废已在一线之间，喜则因为改革呼之欲出，此一线之间，竟是由于邓小平也曾有过「改制」的一闪念，或使中国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变，此一线之机，便是在庞大、昏聩、残暴的中共体制中，出现由鲍彤领衔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见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2014年8月11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 ），我一向主张「非暴力革命」（此为我支持刘晓波之主因），而「和平演变」路径只有依赖党内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机会也只发生在邓小平偶然出现「改制」意愿的一瞬间，这个机会主义者杀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国要人头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国又落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回到两千年旧磨道上去了，而中国变局唯赖强人之一闪念，乃是民间太弱小，至今如此。 】
鲍彤是当代谭嗣同，因为邓小平是想杀掉鲍彤的，由此八九六四这场温和改革，又因为遭到邓小平血腥屠杀，完全是重复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镇压，六君子断头菜市口。百年首尾各两同（彤）。当年严家祺、吴国光等追随鲍彤，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曾经有机会把中国拨向和平转型的道路，却被邓小平斩断，赵紫阳因为有鲍彤襄助，当年才如此精彩，几个大手笔均来自鲍彤的建议，所以，实际上鲍彤才是当年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鲍彤先生于北京时间7时08分安然离世，我闻讯在脸书上贴出这段文字。
鲍彤先生辞世，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心有戚戚焉」，因为鲍彤是赵紫阳的第一智囊，而赵紫阳的名字，会跟中国改革、八九六四等话语，永远留在历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对他不公道，对鲍彤也不公道。 「任人评说」是一条历史酷律，好人坏人皆不能免。
我并不认识鲍彤，却因为《河殇》和《乌托邦祭》而扯上关系：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际，《乌托邦祭》的出版仍无着落。有一天戈扬忽然打电话给我：「晓康，你赶快给我弄一个十万字以内的压缩本，我用一期《新观察》推出。」我连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杰，不畏强梁的人物。
《新观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虽诸事缠身，整日头绪纷乱，却巴巴儿地等着下一个出刊日。记得一个黄昏，我挣脱一个什么会议，就跑到一家街头报刊亭，买了一本《新观察》，翻开一看，连影子也没有。跑回家给编辑部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沙滩文联大院，在《新观察》那栋小楼上，堵住编辑部主任郑仲兵。老郑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一把拉我进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着你呀。我跟你说，版都做好了，在开机印刷前一分钟，老太太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鲍彤说，这个苏晓康，麻烦惹得还不够呀？一个《河殇》，已经叫我们焦头烂额，你再把这个庐山会议捅出来，我们可没法保护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屠龙年代》）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鲍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是直到今天，我写《屠龙年代》这本书之际，这个历史秘辛，还无法获得确凿的证据，因为赵鲍二人皆已谢世。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 1988年10月，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援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
「倒赵」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起初，赵紫阳阻挡王震攻击《河殇》，仅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去；但当王震进一步莫须有地指控「鲍彤支持制作《河殇》」，就是为了构陷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别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帮也终于找到了颠覆赵紫阳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风云一起，李鹏便乘势扳倒赵紫阳，是注定的。
我们要问，1988年左右，所谓「八大老」为什么要在「倒胡」之后，紧接着就「倒赵」？
「六四」这场冲突，有一个早就被人们忘怀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 「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 「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
赵紫阳公开支持《河殇》，据说是鲍彤的建议，他跟赵紫阳说，《河殇》支持改革，这个细节已无从证实。
但是，八九另有「惊天一炸」，即赵戈会「抛邓」，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坊间皆言赵紫阳乃是对邓小平摊牌，置邓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据说，这也是鲍彤向赵紫阳建议的，也因为这个事件，邓小平在血腥镇压之后，第一个抓的人，就是鲍彤，他甚至要砍鲍彤的头。
此「邓掌舵」爆料，颇有几说，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什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什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的宗风鸣着《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录音回忆》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九八八年开始的「倒胡」「倒赵」阴谋，缘起陈云的「子弟接班」战略部署，乃是晚清「垂帘听政」故事重演，改革阵营的赵紫阳鲍彤，见邓小平恐惧学潮而令大局崩坏，必须出奇招扭转颓势，利用「五一六」的时间差，趁电视转播的机会，向天下公布「邓掌舵」秘密，并以此反对调兵镇压，都是在中共体制下的明智终极之举，鲍彤临危不惧、冒杀头风险，事后亦忠贞不移、守节致死，其风范直逼戊戌维新中死难的谭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龄九十的鲍彤投稿《光传媒》一文〈俄国十月炮响给中国送来什么〉，这或许是他最后的文字？我受托写了一篇推荐词：
『鲍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党内多年，风风雨雨；曾位居中枢，睨视决策；又因脑后有反骨，身陷秦城，终于幸存晚岁，看尽兴亡。此文虽短，却大开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马克思愤青的起头，一路辨析俄罗斯的荒谬、毛泽东的粗鄙，中国造了两千年反，还要去请「洋宋江」，寥寥几语已说尽中共百年闹剧。毛泽东说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标准答案，中国学生用来应考保证得满分，但是等于没有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连马克思本人也说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摘自《雨烟雪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