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丽如   远足文化 / 2025-01-22  转自 新世纪

我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3年，那一趟是做一篇旅游报导，最后去了北京，当时的北京和我在2002初识的北京已大不相同。 21世纪初的北京有点疯有点野甚至叛逆，走在街头总觉得人人可以做梦干大事；然而2013年的北京则处处高楼拔地而起，如愿地成为世界级城市，处处看到CBD房产宣传也处处塞车。我在无法前进的计程车上暗下决心：我再也不要来中国！不要写中国旅游！

那一年习近平当选了中国国家主席，那一年许多藏人自焚。当然，在中国看不到后者的相关报导。

主旋律之外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曾经担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在美国出生、中国成家的黄安伟（Edward Wong），父辈曾于广东台山、香港、新疆等边陲地方流离，之后到美国的中餐馆工作，黄安伟以个人家族史紧扣毛泽东到习近平当权的这八十年，书写中国的样貌，也呈现家的模样。在二战结束将满八十年的此刻，阅读这本《我逃离的帝国》百感交集。

二次世界大战虽结束了八十年，但战火的余烬并未完全掩熄；在中国，战争结束后迎来的不是平和，反更陷入天翻地覆的动荡和饥荒。黄安伟的父亲黄沃强亲身经历了一切，从原本拥抱毛主席的理想，成为一心为国效忠的青年，到看透党的本质而离开中国，远赴美国以安身立命。黄沃强为了求取理想的生存空间而离开中国，黄安伟则是为了追求媒体报导的空间（另一种求生存）而回到美国，父子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对中国都一度满怀希望，最终失望、远走高飞。他写道：「我和父亲分别踏上了不同的旅程，但我的旅程受到了他的旅程影响。我在此书写下这些旅程，更确切来说，我写的是我们各自是如何记住那些旅行中的时光。」

我特别对书中关于新疆、西藏的记述有感。黄安伟的父亲是中共掌权后第一批到新疆要同化维吾尔族的汉人，当时对边疆采取怀柔政策，但这十年的新疆政策则是粗暴的灭族、灭文化。书中提及当地多穆斯林想要落实教义到麦加朝觐（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但中共禁扣他们的护照、限制旅行自由，信徒要去麦加难上加难。相对的，我的印尼朋友上个月才带着爸妈去麦加朝觐，看他们一家人满足的和亲友分享这趟朝圣之旅的感动时，我不禁为身在新疆的穆斯林深感难过。在这样的限制下，人怎么会不想逃？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同化政策，在西藏也是血迹斑斑。我对黄安伟最初的印象就是他十年前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写的〈挽救藏语，中国藏民的艰辛反抗〉，那次的报导还拍了一部九分钟的纪实影片「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这篇报导凸显一个爱乡爱土的藏人，循合法合理的管道想要挽救藏语却处处碰壁，记实影片没有血迹，却感受到藏文化奄奄一息。 《我逃离的帝国》一书提到了这名藏人受访者札西，写他后来怎么了──札西因为这部影片被关了数年！我看着ＹＴ影片下方的上百则留言（该片的点阅率以《纽约时报》中文版来说并不高，却有上百留言），不少人觉得《纽约时报》制造假新闻、藏语哪有消失？地缘政治、民族主义让人越来越难理性对话。

会不会有一天「对话」也成了奢望？中国近年对言论自由和创作的限缩，黄安伟观察到中国创作者陷入自我审查的回路，他在书中提到一名作家说：「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我就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阉割式的创作让中国这十年在影视上、文学上、音乐上都没有世界级的好作品，即便在金马奖备受好评的《漂亮朋友》《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乃至于2023去年的《石门》都是国际制作，但它们无法在中国播放，当然也无法跟中国观众对话。只有离开，才能讲真话。

《我逃离的帝国》也是黄安伟离开中国后写的作品。习近平这几年下令创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以展示良好中国形象。 《我逃离的帝国》真真实实的讲好中国故事，属于一个家族、属于这个独裁暗影扩张的时代。

我逃离的帝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横亘两代人的觉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