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风 Matters 20250516转自 新世纪
眼见香港陷入失序状态，习近平的耐心似乎也到了尽头。因为中国完美地过滤了有关香港的讯息，中国大众始终认为香港示威游行是暴徒作乱，甚至是受到「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控制的恐怖份子所为。
围城
二○一九年十月，香港
二○一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为了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纪念，在北京进行了一场苏联式的大型阅兵仪式。习近平主持了这场为时三小时的壮观典礼，他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坦克车、无人机、核子飞弹和一万五千人的部队穿过首都的街道而来，一一经过他的面前。这场展现中国实力的游行是北京面对华府持续针对网路安全、盗窃智慧财产权和侵犯人权步步施压的回应，习近平在典礼上高呼「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十四亿人口中有许多人在观看这场阅兵仪式时为祖国的崛起喝采，但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眼光却集中在南边的香港街道上。
随着夏日过去，香港市容蒙上了一层阴郁的黑雾。从六月以来每周持续的示威活动始终没有断过，这座昔日的购物和旅游天堂成了战场，香港市民也逐渐习惯催泪瓦斯的气味从楼梯间或窗户飘进家里。现在出门搭火车、去商场购物或是到机场的路上都难保不会遇到示威，一般香港市民平常也不敢随便穿黑衣上街，怕被警察误认为示威者而遭到逮捕。中国游客不再来香港，深怕自己会遭到攻击，许多原本在香港求学或是上班的中国人也选择离开。饭店、餐厅和零售业生意冷清。眼看示威者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对峙没有尽头，广大的香港群众也开始对被波及的日常感到不快，街道老是过不去，交通路线中断。家长不再让孩子单独走路或搭公车去上学，因为怕他们会遇上街头暴力。
原本两百万人上街头时的乐观已经变成垂头丧气。林郑月娥带领的香港政府没有要同意示威群众五项诉求的迹象，而示威群众的「五项诉求，缺一不可」口号，也清楚表明没有让步的空间。这五项诉求分别是：
1. 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2.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
3. 撤回「暴动」定性
4. 撤销所有反送中示威者控罪
5. 立即实行「真双普选」
示威群众已经不再稀罕林郑月娥辞职了。大家都认为她在不在那个位置上根本不重要，她不过是听从北京当局发号施令的地方官员，不具有实质的权力。
香港家庭对于示威运动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分歧，老一辈的香港人觉得让香港重获安定比较重要，这造成了亲子关系的疏离，因为年轻一辈觉得争取自由更重要。舆论也开始转为反对示威运动，许多香港人不分老少都认为情势已经过头，不管是警方或是示威者都一再出现让人震惊的行为。街道上不只弥漫着催泪瓦斯的臭味，还洋溢着仇恨和报复的心理。
不可思议的是，示威开始的前几个月没有人因此丧命。这个当时被视为全球头条的事件每晚都吸引各家电视台记者前去转播，民众家中的电视画面上总不乏伤者血流满面的影像。群众朝警方丢掷自制汽油弹、砖块和其他物品，警方则在镇暴设施外又加了强力高压水柱。但奇迹似的，当人群众恐慌地在天桥、人行道及陡峭的地铁站阶梯上逃窜时，没有人被踩踏受伤。
但是这里充满了暴力，死伤终究难免。
在这长达六个月的示威期间，最让人打从心底发毛的事情就是七月底一群无辜乘客在香港火车站遭到攻击。一群身穿白色上衣的蒙面暴徒被人拍到冲进火车车厢，拿着金属棍棒对着乘客一阵猛打。他们的攻击对象不分示威者或是一般百姓，被攻击的人只能拿起手上的雨伞和包包来自保，事后香港新界元朗车站的地面上沾满了鲜血。人们普遍认为发动攻击的人是受雇来恫吓示威群众的黑道三合会，离奇的是，警方竟然未能及时赶到现场，警方慢半拍的反应引发了大众对香港警方和林郑月娥政府的不信任。一年后，香港警方甚至试图窜改事实，声称元朗袭击事件是两个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无视于事发当时现场的画面已经传遍社群媒体，谁都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
这起事件再加上数十位示威青年遭到逮捕，他们因暴动罪面临十年刑期，让民众对香港政府的最后一丝尊重也随之瓦解。年纪够大的香港市民深怕香港正在倒退回一九七四年以前的黑暗岁月，当时香港为了肃贪倡廉成立了廉政公署以打击当时严重的贪污舞弊情形。
「我们这是回到廉政公署成立以前的时期，回到那个黑道和警察为所欲为的年代。」泰瑞莎（Theresa）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相识于旺角劳工阶级社区的周末游行。这位五十八岁的女性不满香港政府这样对待示威青年，但黑道肆虐时却对无辜受袭的群众坐视不管。我们在示威队伍中并肩而行，她手持一张艺术家画作的海报，画中的小朋友被媒体捕捉到和父母在麦当劳用餐时被催泪瓦斯呛到。
「香港没有正义了，连法院都倒向政府那一边。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作法。他们会一点一点加强他们的管控，让人民察觉不到。我来这里是要支持我的孩子和年轻人。」
「政府想要愚弄香港人，但社会可不同以往了。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网路，资讯非常有限；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可以得到所有的资讯。」
没错。香港人民天天都淹没在示威的消息中，但这些消息却不全然正确。透过智慧型手机和数位科技，这场二○一九年的示威运动成为历史上被记录得最完整的群众起义。推特之类的社群网路平台上充斥着冲突现场的即时画面，大部分都是真的，许多本事很强的年轻记者能够用很快的速度把拍到的画面上传到社群媒体，还能一边闪避催泪瓦斯。但是问题在于，不管是示威方或是警方都只选择上传对自己有利的画面。十月在弥敦道的一场造势活动中，我在场面开始变得火爆时，目睹示威者因为怀疑一名路人在他们破坏交通号志灯时在旁边拍摄影片，所以将他的手机抢走，并将他压制在地上，好让他们检查他手机里的画面。在确定这名路人没有拍到关键画面、不会害他们入罪后才放他走，事后这名路人和女友惊恐地立刻跑离现场。而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拿着手机在附近徘徊，其中一名穿着全身黑的示威者还特别告诫我不准拍摄。这是我在采访香港示威这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因为示威者而非警方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到了同年八月十二日，示威者占领了香港机场，舆论对示威活动的看法丕变。本来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转变，因为香港除了街道外很少有大型公共空间可供静坐示威。加上交通便利，搭大众运输就可以到机场，而且警方顾忌伤及游客也不好在入境大厅施放催泪瓦斯。一旦机场难以运作，那作为商业城市的香港就瘫痪了。大批黑衫军挤满机场偌大的入境大厅，也占据了新闻媒体版面，因为航班一乱，原本对示威议题不感兴趣的商务客和其他人都被迫要关注示威议题。起初机场静坐的示威都很平和，示威者在大厅发送传单给入境旅客，也为延误行程向那些长途跋涉抵港、推着行李出机场的旅客致歉。但数天后，静坐却走样了。
一段示威者捆绑两名中国籍游客并搜查他们行李的影片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外界开始对于示威运动出现负面观感。影片中的一人被怀疑是便衣刑警，双手被人用束线带绑住，这人后来昏了过去，但是示威者在救护人员到场后不让他送医。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后来被指认出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记者，示威者发现他的袋子里有一件印有「我爱香港警察」的字样。这名记者的遭遇在中国媒体被大肆报导，正中中共的下怀，因为他们正愁没机会把示威者描绘成流氓恶棍。一名年轻女性的眼睛也在机场被物品丢中，当时一名警察正拔枪对着一群示威者，因为他们抢走他的警棍来攻击他。示威者第二天对此公开道歉，但大众觉得示威已经失控了。
九月四日时，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引渡条例修订草案，但为时已晚。示威运动的策略不断更动以躲避警方追捕，数千名示威群众会突然涌进购物商场唱起歌来，基督教赞美诗风格的〈愿荣光归香港〉（Glory to Hong Kong）以及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你可听见人民的歌声〉（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成了示威运动中的代表歌曲。有天夜里，数千民众聚集排成人龙绕行整个香港市以表达他们对示威运动的支持，而城里某些地方的人们每到了晚上十点就会从住宅区的公寓互相高喊抗议口号。
但示威者越来越看不到未来，也诉诸越来越多的暴力手段。我还记得十月的一个晚上，我走在弥敦道上吓坏了，原是观光客来九龙时很喜欢的购物街现在只剩被毁坏的痕迹。港铁车站入口失火，商店和自动提款机被破坏，街道上四散着砖块、碎玻璃和金属圆杆。当天稍早，警方朝着人群发射混着蓝色颜料的高速水炮，水柱喷溅在香港最独特的建筑清真寺的台阶上。我亲眼看到警方往围观群众发射好几轮的催泪瓦斯，其中许多人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们尖叫着逃进小巷，他们并不像我戴着防毒面罩能够保护自己。我看见第一线医疗志工正在朝一名年长妇女的眼睛倒水以缓解她的不适时，她因为受不了瓦斯毒气而呕吐。四处都是咳嗽声，大家都掩着口鼻。一些示威者似乎正在大肆破坏，有个女孩突然从我身后冲向前，用手中的槌子把人行道的号志灯砸个稀巴烂。 「他们别无选择。警方充耳不闻，政府置之不理，这让群众很愤怒。他们也不想到处破坏，但警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和我一起站在人群中看着周遭的破坏行径，大学毕业的凯腾（Catan）这样告诉我。
眼见香港陷入失序状态，习近平的耐心似乎也到了尽头。因为中国完美地过滤了有关香港的讯息，中国大众始终认为香港示威游行是暴徒作乱，甚至是受到「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控制的恐怖份子所为。我前往中国采访当地人对于动乱的看法，在深圳旅行社贩售香港套装旅游行程的三十多岁梁先生告诉我：「我不懂他们到底在抗议什么，真的好吓人。现在去香港很危险，我只希望示威赶快结束，这样我才能好好做生意。」香港诉求民主的呼声不太可能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因为管控太过周严了。但是习近平之前就说过，香港回归中国后有一条绝对不能踩到的「红线」。现在示威者开始针对中国企业和机构下手，还焚烧五星旗，这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就像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因此许多人都认为香港已经踩到中共底线。对习近平政府而言，这样的暴乱已经等同于危及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他还能容忍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种混乱多久？谣言开始流传中国准备要派人民解放军入港，但这个说法始终没有成真。十一月间，原本派驻在香港的人民解放军确实有步出驻扎的要塞，但只是要清理示威者用来作路障的废弃物。这个行为就是一种挑衅和对外表示警告的表演。
「没有人希望看到人民解放军介入示威活动，北京当局也不想。」陈智思（Bernard Chan）在他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这么告诉我，他是知名的商人，同时也是林郑月娥的高阶顾问。
「大家都在寻求解决之道。今后的香港不会再和昔日一样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和人民对话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我一辈子从没见过的灾难。」
高层一直属意陈智思作为林郑月娥的接班人，他算是香港政府高层官员中的温和派，也是比较不那么坚持自己立场的一位。他了解示威对商业行为造成的损害，香港当年度十月的经济正式进入衰退，但是他对于政府的举措依然表达坚定的支持。
「这会对香港造成长远的伤害吗？不会的，因为香港永远是香港：一国两制。对中国以及全世界想和中国作生意的国家而言，香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他同时也认为民生社会问题才是造成这场大规模暴动的主要因素，也就是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和一屋难求，他表示林郑月娥会在十月举行的年度政策发表会上提出香港房价高升、人民无房可住的问题解决方案。
之后林郑月娥的确举行了政策发表会，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之道。她更遭到民主派议员连番炮轰，因此被迫退出立法会场，转而在电视上发布政策。越演越烈的示威运动、美国威胁要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优惠，以及担心北京当局会直接介入香港局势，在在让林郑的发表会蒙上阴影。林郑月娥在演讲中坚定表示她支持警方和港府的处理方式。示威过程中，香港政府唯一一次与示威运动方调解的尝试却功败垂成，因为示威者并没有推派明确的领导人。九月二十五日这天，港府接见了五十位示威者代表，这五十人是从湾仔体育馆的两万零两百名应征者中随机选出。这次的谈判会议充满敌意，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十月初，林郑又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因为口罩成为示威者掩盖个人身分的工具，但是此项举措被香港高院裁定违宪。尽管林郑领导的政府将局势处理得一团糟，中国始终支持着她。表面上看来，北京当局在这一整年大致上是置身事外，一切交由港府自行处置。到了十一月，即便示威运动已经到了顶峰，习近平与林郑两人还在上海的活动见了面，甚至微笑合影。
林郑看似坚强的背后偶尔会不经意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她多次在媒体记者会上提到香港「受伤惨重」时，眼中似乎噙着泪。一段路透社流出的录音能明显看出她在这起事件中承受的压力，内容是她与一群商人闭门会谈时的对话。路透社在报导中引用她的话：「要是我可以选择，我会深切道歉，并且立刻辞职。」对话中她也坦承，她作为港府行政长官必须对北京当局交待，能做的有限。 「不幸的是，作为特首依宪法要对两个主人负责，也就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在两者之间能够斡旋的政治空间非常、非常、非常有限。」
香港的亲中派商业界确实支持着林郑，因为他们想在中国做生意。唯一的例外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曾经出面为示威者向政府请愿。
香港数百家澳洲企业包括银行和澳洲电信（Tesltra）私底下其实都很担心，也很心急。许多住在香港的澳洲人都是律师和银行家，他们的工作涉及了跨国并购业务。澳洲政府得到的消息指出，这些驻港人士进行的交易案若有问题，根据引渡条例，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家最担心的是香港的英国法律制度会被废除，到时候这些在香港工作的专业人士就会被迫照着中国的规定走。北京政府也摆明了，为达政治目的会不择手段对这些人施压，譬如国泰航空公司总裁何杲（Rupert Hogg）因被迫裁撤支持示威的机师和地勤人员而提出辞呈。虽然暂时还没有人撤出香港，但他们也已经搁置未来在港的任何投资计画。对投资人而言，现在新加坡有魅力。多数人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希望事情快点作个了结。
然而，这场持续升温二十四周的动乱在十一月大爆发。
香港最黑暗的时刻
过去六个月一直持续升高的恐惧和仇恨最后终于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顶点。二十二岁学生周梓乐从停车场三楼跌落昏迷，随后宣告不治，在这之后的示威冲突节节高升。虽然此之前就有传言示威者被杀害，但周梓乐的丧生是第一桩获得证实的示威者身亡事件。
在经历周末的动荡之后，香港在周一早上更是陷入了混乱，示威者宣布发起全面罢工。他们喊着「burn with us」（都别想好过）的口号，首要目标是要瘫痪晨间通勤交通。道路、铁路干线还有隧道全面停摆，一些主干道上散落着从行人道上拆下来的砖头、路障和钢筋。正当警方集中警力去清空其中一条道路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冲突。一名警员近距离朝一名示威者的腹部开枪，整个过程都被人拍下上传到社群媒体。同一天还有其他让人震惊的画面，一段影片中的男性在与示威者争吵后被淋上汽油，另一支影片则是一名员警骑着机车冲撞示威群众。有一名长者在示威过程中被砖块掷中，隔夜宣告不治。
香港的学校全部停课，公共交通设施也都停摆。从六月以来，有超过五千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事态已经失控了。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担心天安门大屠杀会在这里重演。澳洲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在首府坎培拉呼吁：「警方和示威者双方都应该自我约束，并且采取具体的作法以降低冲突紧张。」示威者此时自觉已经被逼上绝路，大不了就是赔上自己一条命而已。
最后一役
在反送中运动的最后几周，战场移到了香港几座大学的校园中。这是示威者避开警察的新策略，这里也能制造城市更大的骚乱让外界关注他们的诉求。他们首先锁定位于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示威者堵住了校园所有进出口，将自己关在里面。他们找来所有可以用得上的东西，包括课桌椅、砖块来阻挡附近的道路、桥梁还有铁路。他们在校园四处纵火，学生绑着黑色头巾在绿意盎然的校园里走着。当夜色降临，场景仿佛回到中世纪，学生手持弓箭，并将箭头绑上汽油火种。他们还装设了发射器，用来朝警方投掷汽油弹和垃圾。香港教会事工伽利略．陈（Galileo Cheng）在推特上写道：「真正的《饥饿游戏》（Hunger Game）场景在香港中文大学上演了。」但这只是序曲而已。
这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香港了。当我周六夜晚走在香港街道时，都在留意是否有砖块和催泪瓦斯袭来。每当和住那边的朋友与威廉的亲戚聚会时，聊天的气氛总是很紧张。他们为香港的未来感到忧心，也对香港政府越来越起疑。因为我实在太常来香港采访，所以干脆寄放了一个放有所有采访用品的背包在朋友家里，里面有防毒面罩、护目镜、安全帽、萤光背心、迷你急救包、保鲜膜（防止被催泪瓦斯或胡椒喷雾沾到皮肤）、备用的行动电源和记者证。所有东西我都用签字笔写上「新闻媒体」等字，好让自己看起来和示威者有所区别。但到了年底时，警方已经不管你是不是媒体了，一名印尼籍的记者在十月被橡胶子弹击中眼部后失明。每次从香港采访完回中国时，我都会删除手机里所有有出现示威者面孔的照片，以及所有我和示威活动者交换而以来的讯息。
同年九月，我暂停采访示威活动，回到上海寓所庆祝自己五十岁生日。许多香港朋友也打算来帮我庆生，却首次为要踏进中国而担心。后来有些人还特意带了抛弃式手机，因为他们怕被当局发现平常用的手机里有相关照片和讯息而被定罪，即便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示威活动。其他朋友更是完全放弃来帮我庆生。一名澳洲朋友就传讯息告诉我：「我六月的时候有参加街头游行，政府可能已经知道我的长相了。」我回她：「亲爱的，妳没那么重要啦。」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过来，也真的没发生什么事。但上海那年肃杀之气甚浓，当局管得很紧，所以我们庆生时也小心翼翼不敢过于声张，唯恐触怒邻居向警方检举。生日那晚一到十点，我们就把家里的庆生派对告一段落，带大家到附近的酒吧续摊。但是大摇大摆在上海租借带着六十个人，全都穿着七○年代迪斯可怀旧装扮，那也是颇引人侧目的。
香港的紧张局势仍在升温，这里几乎成了许多原本驻华外籍通讯记者的第二个家。我也开始怀疑中国政府迟早会不再让我们这些外籍记者飞到香港采访新闻，毕竟那些新闻不利于中国。有次我要搭机离开上海时，机场移民局官员检查我护照的时间异常漫长。 「你是记者？」她面无表情地问。被她这一问，我紧张地想这下惨了，终于轮到我了，她肯定不会让我搭机。没想到她只是跟我说：「好酷喔。」随后就帮我盖了登机许可。
虽然报导反送中游行几个月下来逐渐习惯了一些震撼的场面，但是十一月十七日警方在九龙的香港理工大学进行最后一次包围行动时的画面却让我毫无心理准备。香港习惯称这所学校是「理大」，这是支持反政府运动群众最后的据点。数千名学生和示威者已经被围在这里头好几天，他们之前把连接港九要道的红磡海底隧道挡了起来，我在周日早上到现场时，警方正朝学生进攻。催泪瓦斯的烟雾在空中飘散，街道上全是砖头，还有小型火堆四散燃烧。
示威者聚集在校园南侧，用鲜艳的雨伞阵保护自己，等着警方进行下一波攻击。冲突现场意外地安静，但气氛却非常紧张。我才一靠近，一块砖就「咻」地一声从我耳边飞过，离我的头不到几公分。一群示威者正在追一名身穿白衣的男人，他们可能怀疑他是便衣警察，而我刚好就站在两者中间。我吓了一跳，赶紧往旁边阶梯一闪，爬到高处寻找掩护。那天警方的攻击始终没有中断，持续到深夜。除了原有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外，警方还配备了水炮车发射蓝色水柱。
原本连接校园和火车站的天桥现在成了堡垒，上头坐着站岗学生监视着下方的情势，走道上盖满成列的雨伞和坐椅。等到夜色低垂后，景象更是诡异。为了抵挡警方进逼，示威者把抛掷器、弓箭都用上了，一时之间火光四处。学生在校园内囤积了食物、药物等补给品，更有数量惊人的易燃物。凌晨时，警方最后一次试图攻入他们镇守的大楼，但示威者在路障上放火，成功地阻挡了警方的行动。夜色中，许多泪流满面的父母在校园外寻找自己的孩子。
二十三岁的大学毕业生马里欧（Mario）后来跟我分享在里面所受的苦难。那晚他实在又累又害怕，因为水和食物都不够了，警方还威胁要用真枪实弹。很多示威者也都受伤挂彩，还有谣言指便衣刑警混进校园来。马里欧想要突破警方的路障出去，但是每次都被催泪瓦斯呛到撤回原地。到了星期天晚上九点时，他已经绝望到不再尝试突围，一同示威的朋友听说外头高速公路没有驻守警力，可以从学校天桥通到那里，所以大家就朝着那边逃。但是天桥比高速公路高了好几公尺，大家只好用绳子垂坠下去，下头已经有人安排好摩托车来接示威者逃跑。过程非常惊险，但校内已经很多人被警方逮捕了，「所以没时间犹豫，我拔腿就往天桥逃。」他这么告诉我。
隔天一早我想再回理大时，已经有好几批警察全副武装形成镇暴部队，人人手持透明防暴盾牌在现场待命，闲杂人等连理大附近的街道都无法靠近。而理大方圆数公里内的九龙街道上则呈现劫后余生般的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砸烂的交通号志和路挡。商店门窗也都被砸毁，提款机也没能幸免，当地的居民哭着环视着周围的惨况。街道上还有数千名示威者仍在干扰交通，试图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好让校园内被包围的学生能够脱困。那天午餐时间，中环镇暴警察在金融区四处搜索，凡是行踪可疑的人就加以逮捕，一些上班族则对着警方大骂。香港已经没有希望了，只剩下绝望。
示威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却还一息尚存，只是规模变小很多，在这之后仍持续了好几个月。过程中又有数千人遭到逮捕，林郑月娥事后特赦困在大学中十八岁以下的示威者，这些人后来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得以脱困。有些示威者从水沟逃生，但在整个理大围城过程中有一千多人被捕。有一群顽强的示威者更在校园内硬撑，直到一周后人数越来越少才被警方攻入。警方事后声称在清理现场时发现四千多枚汽油弹。
在理大围城后的那个周末，民主派议员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这显示虽然有部分市民认为反送中示威过头了，但大部分香港市民还是无法站在政府那边。某天晚上的回家路上，我在搭半山手扶梯时巧遇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的候选人。 「四年前我竞选的主张是给香港人民直选和民主，那是很高远、很难达成的目标。这次我的要求很低，只希望香港警察别杀害香港市民。」他一边说，一边掉下眼泪。
最终中国没有派出人民解放军，也没有这个必要。北京当局的确在过程中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要让香港这个问题儿童听话。尔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让世界各国自顾不暇，这给了习近平大好机会找方法逼香港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