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中央广播电台 20250602  转自 新世纪

『八九六四』，面对真相思考真问题—评析戴晴的相关言论（上）

前八九学运领袖柴玲。 (64memo)

戴晴女士在接受知名媒体人杨锦麟访谈时，又一次谈到了柴玲当年有关『期待广场血流成河』的话题，她由此论定，当年的『柴玲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谈到广场边上成立的知识分子联络站，里面居然开始分配副总理由谁担任，由此认定，支持广场的知识精英们与柴玲等学生领袖一样，在闹革命，推翻共产党政权，是为了自己上台，戴晴女士说，这是『形右实左』。

显然，在戴晴眼中，民主运动应该单纯为国为民呼喊自由民主，而不应该是为了自己夺权上台。本文认为，戴晴只根据某一时刻一个人的只言片语，对个人甚至对运动中形成的领导者进行否定，有失偏颇，我作为全程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长期以来也进行一些相关研究与思考，有责任对戴晴的评判性言论进行分析与反批判，同时我要强调的是，我对戴晴女士当年许多的作为、以及八九之后仍然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仍然深怀敬意。

一、我们要透过真相，发现背后的真问题

一万个人当年在广场，就有一万个『真相』，有人看到了广场上的伤亡，有人一直在纪念碑边上静坐，直到撤离也没有看到别人看到的惨烈场景，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能公开表达、记录，当年的『真相』才能被后人全景式认知。

通过获得更多人提供的『真相』，而非某一时间点某人的只言片语来思考真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

柴玲引发争议的言论源于1989年5月28日，她接受美国记者菲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采访。柴玲说：「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阵地」，「有人一再主张撤」，「我是总指挥」，「要抵抗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当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

在香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里，我却看了更多的相关内容，柴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显然，纪录片节选的语言严重有损柴玲表述的完整性，2009年，封从德、方政、熊焱、王丹、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认为《天安门》纪录片有选择地引用语句、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误导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封从德及刘晓波称，当夜天安门开始清场时，柴玲也在广场上。另据王丹、周锋锁证实，柴玲是最后离开广场的人士之一。

二、柴玲的言行矛盾性─她并没有影响广场局势

我是最后一批撤离，在广场东南角遇到的女生，现在想起来，就是柴玲，我是通过电视上的形象，她的语言，作出此判断，证明她与其他同学一起和平撤离，显然，她是希望自己活着，同时，她是坚守到最后时刻，当时她比更多的人冒着被当局抓捕的风险。

当时是清晨五点多，柴玲与一众同学撤离广场，她看到我仍然滞留在原地，对我说，走吧，我们要保留火种，我们还会回来的（大意），这句话显然与她在5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观点也是一致。

评论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柴玲的一些言语激烈，但她能做到让广场血流成河吗？在现场，她有没有鼓励别人去流血牺牲？显然没有，她只是一位和平的坚守者，有观点认为，广场学生不在某一时间段撤离广场，导致当局镇压，作为广场学生群体与学生领袖，要做的只有合法、正当的和平坚守。

柴玲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内容更会被中共高层知晓，我们广场学生们，反而一无所知。事后许多广场学生领袖都为柴玲辩护，说明她的激烈观点，仅限于被采访时情感激动时的表达，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史实上，广场学生群体最终实现了和平撤离，长安街上或广场周边，以及六四之后学生、市民与军方的冲突，都不是学生领袖鼓动出来的，完全是普通人基于个人义愤的行为，以我个人与我的一些同学为例，半夜听到枪声，立即骑着自行车奔向广场，造成流血牺牲的，不是柴玲的话语或观念，而是军队非法进入北京，无数人用血肉之躯阻挡，才导致的。而这种和平的阻挡军车，从当局戒严之后，一直非常和平而有效，也就在六月三日傍晚，我与同学离开广场时，在西单附近还参与阻止了一辆载满军人的军车进入广场，军车被关进民房大院中，并无冲突。

我们反向思考：柴玲的激烈言辞被李鹏甚至被邓小平、杨尚昆听到，他们会因此坚定血洗天安门广场的意志，还是有所顾忌，如果真的血流成河，不仅可能引发更大的抗争，也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军队更重视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失去理智或将学生视为敌人，以『消灭敌人』为目的，也许是因为我十一点多到达长安街的南长街时，军队快要抵达广场，目的快要达到，所以枪口抬高了一点，许多学生市民在南长街口阻挡时，子弹掠过长安街的天空与地面，但没有朝我们扫射，我们不仅幸存，还在坦克与冲锋枪停息待命的时间段，步行到了广场，随之广场被封锁，从广场无法返回到长安街北边。

柴玲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者，一半是理想主义的火焰，一半是对现实的愤懑，同时又有利己现实主义一面（求生），她只是一个会演讲的小女生，站在学潮的风口上，成了广场领袖，不必放大她的言论，以此对她进行政治定性，并由此扩大化为对学生领袖群体的政治定性，戴晴女士没有意识到，她自己也染上了文革上纲上线的红色病毒，用褪色的红色棍子，扫荡一船人。

我再举个当时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六四早上我们从广场撤离后，一行人中一位同学突然感叹：人还是牺牲少了，更多的人牺牲才能唤醒民众。我当时震惊得止住脚步，怼他：应该牺牲更多的人，我们回去？他没有回答。我们说话的地点就在中南海西北角，距离长安街也就800米左右吧，当时一位居民从家里出来，问我们，他们真的开枪了吗？长安街附近的北京市民只要没有亲眼看见，都无法知道真相，何况『全国人民』？所以牺牲多少人，都不一定能唤醒人民起来推翻暴政。

也正是这位同学，半个小时前，在六部口十字路口，一位青年学生拿着石头愤怒地冲向坦克，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去把他拉回来了。也就是说，他的言与行并不一致，他说出残忍、冷血的话，是基于某种错误的认知，而在现实中，他不会促成身边的人去牺牲，只会出手援救，阻止他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到柴玲关于天安门流血的话题，我们不能根据她某一时刻的情绪性语言或错误认知，就判断她在极力促成某种冲突与流血，以达到她想要的目的，在广场被冲锋枪与坦克暴力占领时，她也没有自己悄悄溜走，而是一直坚守到最后时刻。

柴玲的言行有矛盾性，她并没有影响广场局势，所以，应该忽略她情绪性的表述，不能放大她的语言，更不能由此对她与学生领袖们进行『政治定性』。

三、广场和平撤离，更多问题需要思考

既然戴晴女士将学生领袖或运动领袖们当成一个整体进行批评，她应该看到，广场最后几个小时那种恐惧气氛中，更多的人都是坦然面对，甚至不失豪迈与悲壮。

当时广场学生要不要撤离，广场指挥部也进行了一次民主投票（通过喊出声音），尽管这是幼稚的行为，但他们仍然在践行民主的方式，正如戴晴女士所言，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民主也是一门技术，一套严密的政治程序，广场上如此严峻时刻，应该启动的是避险，使危害生命的可能概率降到最小的指数，广场指挥部应该让更多的同学撤离，留下坚守到最后的应该是极少数人（古希腊是民主政治发源地，但在温泉关战役时，只留下少数勇士阻挡入侵者，更多的人退回城邦，并没有在战时通过投票决定共进共退）。幸运的是，侯德健、周舵、刘晓波、高新等4人接受现场红十字会医生建议，派代表前往天安门附近与军方指挥官谈判，成功实现了和平撤离，应该指出的是，此时高自联或柴玲不积极参与谈判，让更多的学生撤离广场，并不明智。

广场最终达成了和平撤离，更多问题需要思考，我们不仅要更多的还原现场与真相，更要通过真相与细节，思考真正的问题，对运动过程中的人物事件做出公允的评判。

『八九六四』，面对真相思考真问题（下）——『中间力量』缺失与民运失败

1989年6月4日北京六部口，被坦克镇压后的残酷场面。 （六四档案）

八九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广场上和平抗议是合法的，他们要求当局改变学潮是『动乱』的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最终，当局非法动用军队，用国家暴力机器来解决面临的政治难题。

是广场学生应该无条件地退让，还是当局应该通过诚恳的对话、通过妥协来化解危机？当广场学生与政府当局互不退让，中间社会的智慧与能量，将起决定性作用，本文认为，八九民运过程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界：包括体制内改革派、同情与支持学生的政治元老、将军，没有形成有绩效的游说力量，也是民运最失败的重要原因。

广场学生和平抗争，并无过激行为发生，突破法律与人道底线的是当局中的极左势力，社会精英或中间力量不应该将劝说的对象锁定在广场学生，而应该全力游说邓小平，只有使中共核心人物被理性与和平的力量触动，只有使他放弃暴力镇压的执念，才能防止悲剧性的冲突出现。

一、从『知识分子联络站』说起

戴晴女士在访谈影片中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设有『知识分子联络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构，通过网络检索，相关资料鲜见，只有北明女士的一本书中有一些记录，因为她与先生郑义参与其中，通过电邮询问，郑义先生给我的回覆是：

「我们成立了一个『首都知识界联络站』，金水桥头，一顶帐篷，是知识界人士落脚处、资讯交换处、讨论处。后来宣布戒严后，才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前者没有具体活动，后者起到了实际的协调、领导作用。」

据北明的回忆录里介绍说，它位于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公开悬挂着「知识分子联络站」横幅：

「那条横幅像黏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黑夜，熟识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这条横幅被决定撤下，是因为「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1993 香港田园书屋）

这篇回忆文字使我们通过真相，发现了真问题，其一是，当戒严与赵紫阳下台的消息传出，作家郑义第一反应是离开，因为面临危险，担心知识界与学生合作会给当局以口实（许多知识分子不积极参与的原因，多因如此）；其二是郑义并没有退场，而是起草了『告市民书』，呼吁市民阻挡军车，不退场的原因是：许多市民已成功使戒严部队无法前进，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显然是一次和平的博弈；其三是当时参与其中的作家张承志介绍了参加『四五运动』时的经历（午夜广场上突然黑灯，是镇压的信号），尽管也是暴力镇压，但并没有用坦克与冲锋枪杀出一条血路，也就是说，即便当局镇压，风险也是在可控范围内。

二、知识分子、社会各界没有形成组织性的合力

有经历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学潮中，增加了运动过程中的经验与理性，但他们的整体影响力却非常有限，特别是，许多人都故意『避嫌』，害怕当局把他们当成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幕后黑手』），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许多知识界人士被当局指控为幕后黑手。

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受伤害记忆，基于中共反右、天安门四五镇压与『清除精神污染』对知识界的迫害与打压，所以大量的人并没有加入到像学生那样『有组织』的运动抗争中。如果知识分子公开成立组织，既实质性地影响学生，又能有效影响高层，那么，整个运动既增加了经验理性，又有可能成功影响到高层决策。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界帮助当局与学生达成和解，成功化解危机，那就不是黑手，而是和解之手了。显然，中间力量在当时的政治场域中，是最没有组织与行动力的环节，直到现在，当年的中间力量现在反思的对象仍然锁定在学生应该何时退出广场，甚至认为学生运动激进，而没有深刻反思，在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中间力量如何有组织性地介入，特别是如何用知识与智慧，人脉与关系，说服当局守住底线，达成和解，进而使政治文明有所进步。

像戴晴女士这样有特殊身份（能见到中央高层、与红色家族有一定的联系），如果将游说的对象或对话的对象锁定在邓小平，也许后果迥然不同。因为突破底线、造成灾难性事件（『让广场上血流成河』）的决定力量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极可能被情绪、被执念、被一些极端力量提供的资讯所左右，对情势造成误判，因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广场学生在资讯茧房里，对中共的残暴缺乏深刻的认知，邓小平在另一个资讯茧房里，哪一个资讯茧房会突破底线，制造灾难的悲剧恶果？当然是邓小平，知识精英们当然应该将游说邓小平当成第一要务去努力，可惜，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中间力量没有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这无疑是重大缺憾。

三、两极对抗，中间力量决定妥协与和解

八九民运，形成两极力量，一极是占领广场的学生，他们代表全国民意，另一极是邓小平与极左利益集团，两极力量均认为退无可退时，必然会发生悲剧性的冲突，而中间力量的游说或使双方势力平衡，则能避免悲剧，实现妥协与和解。

广场学生代表与李鹏的对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们都不能真正代表其背后的力量，当时的民运已然是全民抗争，整个社会被当局的冷漠与无理所激怒，广场学生背后，是强大的对抗政府的主流民意，某种意义上，绝食、绝水确实唤醒了民众的抗争情感与行动，而李鹏强势不妥协的背后，则有邓小平直接操控的国家军队。

广场学生的抗争实质上是民主对暴政的抗争，是合法的人民力量与非法的邓小平政权的较量。

正如李鹏不能劝阻邓小平放弃镇压思维与方式，并在人民日报上用社论的方式，否定对学生示威抗议的动乱定性，学生代表亦无法说服绝食抗议的学生退出广场，显然，主动权在政府当局，中间力量应该游说当局妥协，而不应该一味劝说学生们退让。

我强调中间力量的决定性意义，是因为超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或社会抗争运动一旦发生，不可能形成共进共退的组织性协调，广场领袖的号召力也会非常有限，中间力量更应该致力于通过国际社会施加压力，通过游说使当局不突破法律与人道底线，知识分子或社会各界，特别是能够游走于高层的社会精英，应该成为独立的协调力量，通过妥协使双方和解。八九民运之时，知识界或社会各界的精英们，要么支持学生，要么劝学生退让，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徒劳无功而无效的。

如果反思，最应该反思的是如何组成强大的中间力量，阻止悲剧性的结果发生。

在美国的知识精英或有影响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致力于通过议员与白宫，对中共当局施加影响，迫使其放弃暴力镇压，这个时间点，美国议员观察团进入中国，促成广场学生与当局和解。邓小平极其看重美国对改革开放的价值，如果暴力镇压，美国将联合西方强力制裁，既不利于中国政治与经济，也不利于美国与西方在华的市场利益；

而中国知识界与社会各界应该联合邓家以及众元老家人、同情学生的七将军等，直接与邓小平面谈。据多位当事人回忆，邓家人确实主动联系过广场学生领袖，但徒劳无功，这说明什么呢？

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是两面劝解，使双方提升认知力，使双方充分意识到，不妥协而出现悲剧性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对国家民族与个人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结语：认知与反思

中间力量严重缺失，是八九民运变成六四悲剧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罪，罪在一人或者一个集团，如果有错，错在社会各界知识精英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中间力量，通过美国或通过游说遏制邓小平非法暴力冲动，而广场学生为代表的和平抗议者既无罪，亦无过错（一些个人言论或言行有错，但对整个局势并无重大影响）。

而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或知识分子，更应该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将来再次发生民主运动中，成为积极的、有组织的中间力量，在激烈的两极冲突中，中间力量是化解冲突避免悲剧事态发生的重要介质。譬如英国大宪章签署，教会力量成为重要的中间力量，使国王与贵族达成了妥协，而蒙古人征服中原过程中，儒释道精英人士成为游说力量，使征服者不再通过杀戮或屠城的绝对征服方式，转型到相对和平的可持续统治。我们也看到，八九之后，邓小平自己也有重大变化，尽管没有为八九正名，九二南巡之后，继续扩大了经济开放，而对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政策不变，对英国也是一种妥协。

作者》吴祚来 独立学者、专栏作家，1989年全程参与北京民运，最后一批撤离广场，有多篇回忆文字与反思性专栏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