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知乎 20250609 转自 新世纪
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确切的时间是2015年4月25日。删节发在这里，作为纪念吧。
“北京有人，其名为章立凡。立凡之为人，名为逍遥者。”
对《庄子．逍遥游》熟悉的读者，大致会对我这样的“拽”，或会心一笑，亦或不屑一顾。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坐在电脑上敲下“章立凡”时，立刻想到《庄子．逍遥游》那著名的“故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有论者解读《逍遥游》说，“逍遥游”所阐发的是一种“无为”的自由自在，消极避世的态度，类似于小乘佛法所讲求的“出世”。在我看来，所谓“无己”、“无功”、“无名”，乃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度，不是教你“无为”，而是教你“无不为”——庄子和他“老兄弟”老子所创立的“道”的本质就在于此。这种“无不为”，类似于大乘佛法所讲求的“入世”。
因此，如果允许我“歪批”的话，我得说：“出世”“入世”是一种逍遥；“无为而无不为”也是一种逍遥。章立凡，恰恰是这样的“逍遥者”。
立凡的“范儿”
我和立凡兄相识在2004年3月。那时，他与“博集天卷”的王勇兄合作，编一本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联的知识分子学养和风骨的书。王勇电话我，说要和书的编者章立凡一起见见面，希望我“予以协助”。
章立凡？不就是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章乃器的“小公子”吗？大名早知，无缘得见，我早就有心将他笼过来作为杂志的作者。有此机会，何乐而不为？
初见立凡，立即为他的“范儿”所吸引：一身笔挺的黑色中装，近一米九的个子，风度翩翩，面色红润饱满。讶异间，还没有来得及行握手礼，脱口而出的竟是：“立凡先生真是玉树临风啊！”立凡淡然地一笑，我们就算认识了。
后来，我读过一些描述立凡的文章，作者也大都从立凡的“范儿”说起，有的女性作者观察的更细致，甚至用“他的皮肤、眼睛和他的手一样纤细”来作为“范儿”的例证。也认识立凡的《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主编陈晓萍跟我说，章立凡的“范儿”是“遗少”的“范儿”。
“遗少”，通常的解释是指改朝换代后仍然对前一代效忠的年轻人，用孔老夫子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的人；而用“文革”时的“革命话语体系”来说，就是长着“花岗岩脑袋”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人。以我看，不管哪一种解释，陈晓萍的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
立凡的爹章乃器先生，80年人生有两段轨迹，60多年生涯，有三个关键词足以概括：“七君子事件”、“中国民主建国会”、“反右派”。
“七君子事件”中，章乃器是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入狱的一君子；“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反蒋（介石）独裁而应毛（泽东）“联合政府”号召而建立的，他是发起人之一；55万“右派”中，他是最大的“右派”之一。
除此之外，他也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开山者之一。从理论上来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文章，在当年改变了中国金融业的指向，至今也是这一行业人们所不能绕过去的重要的参考书。从实践来说，他出任李宗仁辖区的安徽财政厅长，“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李宗仁语）。更重要的是，他看清中国的政界腐败源于贪污，因此他铁臂反贪立法则，使李宗仁辖区威信直上，将颓败局面起死为生。李宗仁后来能与蒋几成分庭抗礼的局面，有章乃器的一份功劳。也正因为如此，蒋嫉恨章，以调遣令召至身边削去李宗仁臂膀。
1949年中共立国后，他任粮食部长之职直至1957年成为“右派”。
“七君子”时，章乃器不畏入狱；任财政厅长时不畏权势；成为“右派”时，无论如何高压，不检讨，不认错，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因此，章乃器博得了“硬汉子”的美誉。一个人能“硬”，需要的是学养和风骨，而乃器先生乃学养和风骨均上乘者也。
立凡生于1950年，可以说乃器先生陪伴走过近30年岁月。且不说民间还有“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训言，即以下文我将写到的乃器先生对这位“小公子”的训育和他的人生轨迹来说，立凡的“范儿”，确有乃父之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说立凡是“遗少”，恪守乃父的人品，我也同意。由此我还想到，假如1949年后与乃器先生同样有风骨的人多一点，假如当下的文人是“遗少”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还不会出现“教授越来越像商人”的状况呢？
立凡想编的这本书，大致也还是“遗少”的作为。目录中，他收录了有关记叙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张季鸾、陶形知、邵力子、章乃器、张东荪、张申府、康同璧、黄万里、胡风、张庚、翦伯赞的文章。这些人，都是与中国政坛有关联的人物，而且都是有那么点风骨的人。立凡将这些人的行状汇集在一本书中，“遗少”的心思昭然若揭。
而所谓的需要我“予以协助”，只是立凡要在书中收录我写过的一篇胡风的文章而已。我说：我写的文章被报刊转载从来没有人跟我打过招呼，区区小事，何劳您亲自跑一趟。立凡说：尊重别人的著作权，是理应当的。他和王勇甚至还带来一份版权约定书之类的东西，让我签署。这也是立凡的“范儿”，行事讲规则而诚信。
谈到编这本书的目的，立凡说：编一套“文史资料类编”那样的东西，给历史研究提供一些素材。体例是三个“不拘”：体裁不拘，观点不拘，长短不拘，但文章的选定要有严格的标准：一是基本史实要可靠，二是选择的人物要有个性。
不久，这本书出版时，以《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为书名。斯时，也曾是大“右派”的章伯钧之女的《往事并不如烟》正洛阳纸贵，这本书也行销一时。“57”两大“右派”的子女共谈“往事”，尽管角度不同，立意不同，但也成为出版界一大盛事。有人批评是“跟风”，其实我知道，立凡最初提出的书名是《红尘旧事》，但出版社要求改为六个字，其中要有“往事”和“红尘”，一改再改，最后就变成那个书名。
或许正因为是盛事，这两本与“往事”有关的书都只出了“第一版”，倒是无人管制的盗版市场持续地盗印，很有人因此而发了一笔。前两年，我因要影印10多本对我的研究很重要的参考书，辗转找到一个小贩。问其质量和时间，他正言提到两本“往事”的盗印，洋洋自得地问：那质量怎么样？时间更是抢占市场的重要因素。言外之意，放心吧，您哪！可见，两本“往事”在盗版市场销售之风。
逍遥者
自那次见面后，我和立凡的联系也就密切起来，他如我所愿地成为我的作者，给我写下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闲谈多了，谈到“庚帖”才知道，立凡长我一轮，都是虎相，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点源渊吧。
不过，同样是虎相，我们俩的性格却那样地迥异。立凡行事不温不火，言语不急不慢，仿佛《幽窗小记》那有名的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为他所写的。而我则恰恰相反，行事风风火火，言语大珠小珠。立凡包容性强，即使我有时候强词夺理，他也只是淡淡地一笑。
成为朋友以后，我也就言语无忌。曾经问他，你是怎样、什么时间温到这般火候的，一副“逍遥游”的派头。他说，和政治有关系，具体到时间，我想在14岁时，就开始有些逍遥了。
1957年反右时，乃器先生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立凡7岁。“这一年，我被政治电击了一下”，立凡说。“那年正是我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突然知道了‘反右’。从那时已形成的观念出发，觉得毛主席要批判我父亲，那父亲就肯定是错的。只是有这种判断，但这种判断也不强烈，那时也不懂什么叫‘错误’。好像‘错误’是‘反党’什么的，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判断。当时我父亲所在民建中央派人来动员我母亲表态，我也参加过一次批判会。记得就在北河沿全国工商联礼堂，我上台做了表态，其实就是几句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话的意思就是：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我还是要批判他，和他划清界限。小孩不会说长篇的东西，教给我几句就说几句，下来就有人呼应，还有人和你握手。”
自以后，立凡的生活就与父亲——或者说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右派”是政治标签，贴在父亲身上，也贴在了儿子身上。立凡的小学、中学时期，带着这个标签，如同霍桑笔下的红字。
14岁那年，立凡因为写诗为文被老师认为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被开了一次批判会。此后，立凡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他一下子就变成熟了，也不再相信“事无可不对人言”，而是“事事不可对人言”了，对老师和同学都有戒备了。立凡说：“从那时起，我感到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我已经没前途了。我觉得上高中，上大学这些事，对我来讲没有可能。我变成事事凭兴趣，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喜欢绘画就画，我喜欢书法就写，喜欢什么书就读，完全是不顾教学大纲和教育体制的框架。我清楚按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是一个不为所容的人，或者说，我很难被容进去了。尽管当时还是希望被认同，并不是要造反的。”此后，立凡读杂书、画山水、习书法、学篆刻，完全按照旧时文人的方式生活。一句话，他开始“逍遥”了。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印谱和相册，也是章立凡喜爱翻阅的东西。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他的关注对象。他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父亲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章立凡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专攻近代史，就与这种挖掘故事的爱好有关。
1966年“文革”爆发后，章乃器遭受批斗、毒打，被扫地出门，在北京东郊一间斗室之中艰难度日。面对种种莫须有的责难和激烈的身体摧残，章乃器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而立凡在“文革”策源地之一的清华附中，虽然武斗盛行，但他及时地逃回家，而避免了皮肉之苦。此后，他更加逍遥了。
立凡说：“半生以来，受父亲的株连倒了不少年的霉，但有三件事得益于他。一是他鼓励我练习气功，使我得以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二是他建议我读《老子道德经》以及《庄子》‘逍遥游’、‘秋水篇’，以后又扩展到佛学，使我在乱世中保持了魏晋时人的心态；三是他亲自给我开蒙讲《周易》，虽然只讲了乾、坤二卦（剩下的他要我自己钻研），其后我一直保持了对易理的兴趣，足以从容应对复杂变幻的形势。”
立凡说：“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我在成长中体验苦难。比起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可以说是不幸的；但比起在那些在迫害中死去的人，则又是幸运的——作为幸存者，我看到了大戏落幕，并获得了人生的经验。”他的父亲同时看到了大戏落幕，只是十年浩劫的漫长黑夜，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1977年5月，章乃器病逝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终年80岁。
此时，正是拨乱反正序幕拉开之际，对于“57”“右派”的改正的会议也正在召开。立凡自然很关心父亲的平反问题。不料，他听到的消息说，不能全部改正，有的人就不能改正。有关方面有一个不予改正者的名单，章乃器赫然在此。立凡就给各级领导写信，最后平衡的结果把章乃器放在改正的第一个，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第一室。
1979年，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的立凡，应召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了见习学者的生涯。“当时所长是刘大年，副所长是黎澍、李新，当时有许多大学问家”，立凡说，“选择历史研究，是希望对所经历的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
进入2000年，当学者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的好处的时候，章立凡却告别了“体制”，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立凡说：“我觉得我不适应那种环境。除了查资料有一些方便，但也不乏思想上的束缚。我不太适应社科院的体制，可能互相都有不喜欢的地方。你不是也从体制中离开的，想必应该有同感。”是的，我也是那一年离开了某机构，重又回到炎黄。因此，谈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话题，就更浓烈。“体制内和体制外有大区别。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如果你端着体制的饭碗，你的研究和写作就必然要靠体制。如果你跳出体制，你就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一旦你觉得一切放下了，就无所谓了”。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我说：“不，你现在又重归逍遥者。”“不，我不敢说自己是逍遥者。当一个逍遥者得要有多高的境界啊。《逍遥篇》里说，一个真正的逍遥者，‘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我只能说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的人。”熟读《庄子》的立凡说。我知道，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的本性。
近几年来，网络大兴，立凡热衷于此。有论者评论说：他身居“风雨读书楼”，纵论天下事，见解敏锐，文笔酣畅。他的评论的即时、准确、到位，不温不火，从来言之有物，没有唯我独醒的张扬。显然，这跟他的家庭濡染、学业基础、人生积淀、见识胸怀都有密切关系。但从他的“粉丝”众多这一点来说，此言不虚。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时，将其传奇人生概括为：“以出世精神 做入世事业。”“逍遥者”立凡，也有此“慧根”！
关于《君子之交如水》
因为乃器先生是历史中的人物，立凡研究历史也偏重于中国政党史的研究，写下了不少文章。他在整理乃父文集的过程中，研究了乃父留下来的大量的资料。在出版了《章乃器文集》后，立凡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一系列他的父辈们交往的文章，在我这里发表过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过多次交谈。我认为，关于乃器先生一生行状，知道的人并不多，立凡既然掌握资料多，就应该多写——不是为父亲，而是为那段历史。立凡同意：“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朋友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抱着这样的目的，征得立凡同意，我约请时任《纵横》杂志主编的许水涛兄采访立凡，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乃器先生的访谈录在我这里发表，反响非常好。
立凡记录父辈交往的文章多了，就有了成书的愿望。他把所有稿子传给我，我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的朋友江琳。江琳读后认为很好，经过她的努力，以《君子之交如水》为书名在2007年出版。
书出的很低调，第一版印数也不多，却在不到一个月内就销售一空。立凡感到意外，想不到还有那么多读者喜欢这样的历史掌故；江琳也意外，她觉得这样的充斥大量历史资料的历史著作，与诒/和大姐女性独有的细腻以及婉婉道来、如诉如泣的文笔不同，不会有太多的读者。后来，又加印了几次，依然有读者到出版社找。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给江琳电话。江琳说：的确卖的不错，是常版书啦。
有网友评论说：“阅读之后，知道了许多掌故，了解了许多过程，也看清了许多人物。有些记忆中有多年以前的黄昏所特有的黯淡印象和色调，在那轻轻的微风中站立着那些先贤和我们。”这，代表了一个阅读层面。
这一年，恰是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对立凡说：此书的出版也算是你对父亲的纪念和告慰。立凡说：“说纪念是可以的，但谈不上告慰，因为还有一本书出不来。我父亲‘生而逢时’，他一生中的转折，多与‘7’这个数字有关：1927年创办《新评论》半月刊，是他与闻国事的开始；后来因从事救亡运动身陷‘七君子’之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获释；1947年民盟解散后，他流亡到香港；1957年误中‘阳谋’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年的苦难，直到1977年逝世。”
书出版后，也有另外一个始料不及的效果，那就是关于贵族的话题常常在有立凡参与的场合中被提出。立凡说：“我家是农民的后代，父亲是草根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也不是贵族。历来有换血三代才能成为贵族之说，而且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血统贵族，康同璧、章伯钧和我父亲等也不过是‘精神贵族’而已。如今‘贵族’也没有标准，但大体上是指做人的一种气度，即中国传统意义上教养与学养兼备的‘君子’，不是‘八旗子弟’。从文化意义上考量，无非是澹泊名利，处事平和，有正义感，不计得失；体面中见品味，竞争中讲规则，对他人有爱心，遇风险有担当……。这种人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有别于暴发户，其中的内涵，靠所谓‘贵族学校’是培养不出来的，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
这本书中，立凡落笔更多是着眼于乃器先生的“1957”，因而，这本书写完后，他对1957年那场反右派运动有了更深的理解。立凡说：“《君子之交如水》是将个人见闻记录下来，释放胸中块垒。《五十年无祭而祭》是将历史记录下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不过，我情愿遗忘那些荒诞的年代，但现实往往是历史的继续。古人有一副集《兰亭序》的联语——‘有万夫不当之气，无一事足以萦怀’，我会以前一句自勉，后一句暂时无法超越。”
依然是“逍遥者”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