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余杰转给我廖文，他罕见地梳理了八十年代、西北风这些曾经的《河殇》氛围，提到西北诗人昌耀和西北风创作者竟是广东人等等惊人细节，这样的「文化重读」来自大陆之外，或许也是「海外中国」渐渐压到「本土中国」的一种标志，然而究其原因，「本土中国」的「西北风」之原创性衰微，恰好是因为同一个西北政治因素的复辟，也跟一个「延安后代」代替整个红二代主政北京有关，习复兴了「延安传统」，毋宁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却在整个中西政治学的视野和论述之外，它是政治与文艺的双重忽略，也反证了为何张艺谋的「西北电影」始终无法走向世界。 】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
就在《河殇》旋风刮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仿佛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 。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着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里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 「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采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延安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在政治层面极强烈，其中包括共产党躲在那里“等待摘桃”、”延安整风“缔造了毛神话和毛文化、中共俘虏西方也始之于这个山沟沟等等“史前神话”；但是延安的文化意义更大，远未诠释清楚，绝非“南泥湾”、“延河水”那点所谓“共产党圣洁”，它还在八十年代掀起过一股“西北风”，从美术、音乐到电影，其中也有所谓“大师级人物”，从崔建到张艺谋，剧烈影响世俗社会，却很微妙的一直被极酷烈的中共意识形态所容忍，一个很有趣的迷，谜底就在延安。我去过一趟延安，写了一点感觉，对这个“西北”现象的疑惑，却浅尝辄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不是一个偶然。
知识分子是猴子
十九世纪末对中国来说，有两个“现代化”的威逼降临。第一个“现代化”当然是“西学”和贸易伴随“坚船利炮”从太平洋驶来，叫中国不可能再睡在“前现代”；另一个则是所谓“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即这时已经不可能孤立地谈论某一国家的文学了，文学不管在多么遥远或者原始的国度里，都开始了一个走向“世界文学”的历程。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
因此，在这两种“现代化”历程的犬牙交错之下，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只是“外辱内患”、政治斗争、战争、思潮和文化变迁对文学的影响，也是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断重新编码的过程，大体来说，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中国文学遭遇了两次大的历史语境：“五四”和 “延安”。
这里就忽略「五四之小说救中国」、鲁迅等等，直接连结到「脱胎换骨，延安对“五四”的反治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遏制了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使退居边远农村的中共获得喘息和发展。在文化格局上，战争动员民众的情势，不期然使民间文化从中共的边区到沦陷为“孤岛”的上海都蓬勃起来。战争和离乱使文学发达，却熄灭了“五四”引进的最后一点点西方的自由精神。从“话语权力”网络来看，在后发达国家追寻民族自立、独立建国的过程里，即仿照西欧“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形成时期，建构中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已经高度制约和塑造了民族的精神、想象力和话语。中国如果从帝制以后就算独立建国，那么“民族国家话语”的制约应当从辛亥革命就开始了，以后越是民族主义高涨越受到制约，抗日战争时期便如此。
１９３７年来到延安的丁玲，也从女性角度写了一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讲一个叫贞贞的女人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弃贞操观到日本军队里去作妓女，事后又拒绝成为“英雄”。这篇小说在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是被批判的重点，丁玲受到彻底的清算。这不是文学上女性主义同“民族国家话语”的摩擦，而是清算“五四”的开始。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延安整风还清算了丁玲的另一部小说「在医院中」，这场整风正好是要把“五四”熏陶出来的类似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送进一个“医院”里去重新“治疗”一遍。
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即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所以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自己才是“猴子”），要“脱胎换骨”。有时这种治疗是见血的，有一个同丁玲遭遇相同的作家王实味，就在整风中被砍了头。
至此，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历史语境“五四”所形成的文学功能（疗救）、作家的社会角色（医生）和话语（“民族国家”），都被下一个历史语境——一个边缘的、民间的但也是外来的意识形态重新治疗了。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